1922年，闻一多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非但未减，而且更为浓烈。在出国的船上，闻一多就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准备回国后教中文，为自己的未来作了筹划。

“这种话他后来多次讲过，似乎学习美术只是为以后研究中国文学做铺垫。出国时，他随身带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闲来无事便读杜甫、陆游、韩愈的诗文，不几天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札记，就累纸盈寸了到美国后，闻一多课余时间仍然钻研中国古典文学，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中借鉴、吸收祖国的传统文化，他的诗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愫和东方美感。

在异国他乡，闻一多还与朋友们辛苦地排演中国戏剧。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他不惜放弃学业，在纽约帮助其他留学生排演《琵琶行》、《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等剧目，把中国传统文化推介给美国人。

闻一多深知，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必须自强自立。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国家是贫穷落后的，传统文化中有过多沉重的负担。

由于置身海外，闻一多更鲜明地感到弘扬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性”对于海外留学生中的臬些人醉心西方生活方式、贬低民族文化的言行，他很看不惯。

他批评说，“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然吾见在此之留学生，皆瞽曹者啜醯之徒。”闻一多发誓要为弘扬中华文化做贡献。

闻一多是从留学后开始新诗创作的。自己的祖国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自己的同胞在受苦受难，就是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也常常遭遇冷落。

清华同学陈长桐去理发，理发师说给中国人理发，会影响自己的生意；成绩优秀的闻一多毕业时，竟没有一个美国女生愿与他并肩上台领取证书；梁实秋开车外出，被人违章撞坏汽车，警察不问是非，武断地对梁实秋罚款；

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遇到了一次事关国格的挑战：1924年年初的某一天，他们同时收到一份美国大学生自己办的周报，上面有一首美国学生写的诗，题目叫《TheSphinx》，诗中讽刺中国人的脸像人面狮身的怪物一般，整天板着，面无表情，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大大激怒了闻一多和梁实秋，他们一致认为“义不容辞应该接受此一挑衅”。他们各自写了一首诗，发表在1924年3月28日的科罗拉多大学校刊上（闻一多1923年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梁实秋诗的题目是《一个中国人的回答》，闻一多的诗题为《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

在诗中，他们“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结果，在校园里引起极大轰动，使美国小子们深为折服。闻一多强烈地感到，个人的荣誉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全中国人觉醒、只有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才能站起来。

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屈辱和思考，他才写下了《洗衣歌》等一系列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奠定了他在新诗坛中独特的地位。在闻一多的诗歌中，他的爱国主义感情得到了升华，奏出了时代强音。朱自清说：“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

在海外留学期间，由于民族贫弱带来的歧视深深刺痛了闻一多，所以，在闻一多早期爱国思想中，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参加了由清华留学生组成的大江学会。

大江学会不是政党，只是志趣相投、关心国家大事的清华同学组织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大江”二字“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闻一多对参加这一组织的初衷是这样解释的：“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深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

闻一多是大江会的热心成员，对于会章的宣言他是赞同和拥护的。在大江会中，他最热心提倡的是“文化的国家主义”——以各种现代文化形式，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闻一多汇合了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情绪，变得如此激情澎湃，以至于他的一切看法都以此为出发点。

闻一多的爱国心和对待各种立场的激进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大江会会员最多时，不过三五十人，《大江季刊》出了两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