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潘文郁被捕后曾登报脱党，为何死后53年被追认烈士？

那是一份刊登在北平《益世报》上的声明。1928年，年仅22岁的潘文郁在狱中写下了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年轻革命者的迷途与背叛。然而，历史远比表象更为复杂。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到张学良身边的＂军师＂，再到惨遭杀害的地下工作者，潘文郁短暂的29年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际遇，让一个曾经＂叛党＂的年轻人，最终以革命烈士的身份被历史铭记？他在这短暂的七年间，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为什么连张学良都要以＂老师＂相称的他，最终难逃被杀害的命运？

一、从莫斯科归来的革命青年（1906-1928）

1906年，潘文郁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当地一名小商人，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十分重视子女教育。1922年，年仅16岁的潘文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启蒙老师萧楚女。

萧楚女是当时湖北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更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读书会，向学生介绍新思潮。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潘文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逐渐形成了进步思想。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这一事件在湖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潘文郁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项抗议活动。他的演讲才能在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常常一席话就能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潘文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组织选派潘文郁和伍修权等人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潘文郁表现出了突出的语言天赋。他不仅迅速掌握了俄语，还协助其他中国留学生进行翻译工作。由于表现优异，他被留校担任助教，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翻译《资本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莫斯科期间，潘文郁亲身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他不仅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实地考察了苏联的工农业发展状况。这些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也坚定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念。

1927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作为留苏学生代表，潘文郁参加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他认真记录各项决议，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会议结束后，他谢绝了继续留在苏联工作的机会，决定回国投身革命实践。

1928年初，潘文郁回到国内，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他连续在党刊上发表多篇评论时事的文章，展现出了较强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这些文章立场鲜明，分析深刻，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就在他的革命事业蓬勃开展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二、被捕入狱与＂脱党＂声明的背后（1928-1929）

1928年4月，北平城内暗流涌动。当月15日清晨，正在北平西单一处秘密联络点接头的潘文郁，遭到了北洋政府特务的突然逮捕。这次抓捕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名叛徒的告密。当时的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多名同志相继被捕。

潘文郁被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在狱中，他遭受了严酷的审讯和残暴的刑讯逼供。特务机关掌握了大量关于他的情报，包括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经历、参加中共＂六大＂的细节，以及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情况。面对连续不断的审讯，潘文郁始终保持沉默，没有透露任何组织机密。

就在这种危急关头，组织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策略。通过狱中的地下党员传递消息，组织建议潘文郁采取＂假脱党＂的方式保存革命力量。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常用的一种斗争策略，即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表面上宣布脱离共产党，实则继续进行秘密工作。

1928年5月23日，《益世报》刊登了潘文郁的＂脱党＂声明。这份声明措辞谨慎，既要表现出与共产党决裂的态度，又不能过分贬低自己的人格。声明发表后，监狱当局的态度果然有所缓和。经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加上其家人的奔走疏通，潘文郁终于在1929年初获释。

出狱后，潘文郁并没有真正脱离革命事业。他按照组织安排，以北平图书馆助理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秘密工作。这段时期，他将大量时间用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积极与进步青年保持联系，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夏天，潘文郁在北平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张学良的幕僚杨永泰。杨永泰是东北军中的开明派，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一定认同。通过杨永泰的引荐，潘文郁开始接触东北军系统，并逐渐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

这一时期的潘文郁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继续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东北军中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他经常以文史研究者的身份出入东北军将领的聚会，在谈吐间传播进步思想，为日后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到1929年底，潘文郁已经完全恢复了与党组织的正常联系。他向组织详细汇报了在狱中和出狱后的情况，表示愿意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组织充分肯定了他的表现，认为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很好地执行了党的策略，保护了革命力量。这段经历不仅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反而使他更加成熟，为接下来在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张学良身边的＂军师＂（1930-1934）

1930年春，经过杨永泰的多次举荐，潘文郁正式进入东北军系统，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处参议。这个职位看似普通，实则是张学良与外界联络的重要纽带。当时的东北军正处在转型期，张学良需要一批有见识、懂理论的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

在秘书处工作期间，潘文郁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精通俄语，熟悉国际形势，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深入了解。这些特长使他在处理东北军与苏联的边境事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初，他随张学良的特使团访问莫斯科，成功协调了中苏边境的多起纠纷，获得了张学良的高度赞赏。

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突然入侵，张学良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这个关键时刻，潘文郁向张学良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报告中不仅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还系统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份报告引起了张学良的深思，成为他日后改变对日态度的重要参考。

1932年，潘文郁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东北军的文化教育领域。他参与创办了《东北军政月刊》，担任主编，在刊物中系统介绍现代军事理论和国际形势。他还组织东北军官兵进行文化学习，开设了政治、历史、军事等课程。这些工作对提高东北军的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春，张学良在北平设立了＂东北军政务委员会＂，潘文郁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他积极推动东北军的改革，尤其注重培养进步军官。他还经常邀请进步知识分子到军中演讲，为东北军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张学良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多次在军事会议上称他为＂老师＂。

这一时期，潘文郁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工作。一方面，他以东北军高级参谋的身份，为张学良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放松革命工作，秘密向党组织传递重要信息，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条件。

1934年初，潘文郁参与策划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东北军的发展方向和对日政策。在会议上，他提出了＂联苏、抗日、改革军制＂的主张，得到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多位高级将领的认同。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军的政治取向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然而，潘文郁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潘文郁的活动情报，并开始对他进行秘密监视。日方认为，潘文郁是推动东北军＂左倾化＂的关键人物，必须予以铲除。这为他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在这段时期，潘文郁还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这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重要理论贡献，虽然因为后来的变故未能正式出版，但译稿仍在进步青年中秘密流传，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最后的斗争与牺牲（1934-1935）

1934年夏天，潘文郁的处境日益危险。日本特务机关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张学良施压，要求清除东北军中的＂亲共分子＂。7月的一天，潘文郁在返回住所的路上遭遇不明身份者的跟踪，所幸及时发现并成功甩脱。这次事件之后，组织要求他转入地下，但他坚持继续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潘文郁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他经常更换住所，重要文件则分散保管在多个秘密联络点。同时，他加快了在东北军中培养进步力量的步伐。这一时期，他秘密组织了多个读书小组，向军官们介绍进步思想，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1934年10月，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通过潘文郁的穿针引线，张学良秘密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在会谈中，双方就抗日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这次会面为后来＂西安事变＂的酝酿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就在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之际，灾难也悄然降临。

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收买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掌握了潘文郁的大量活动证据。1935年1月15日，他们向张学良提交了一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声称潘文郁是＂共产国际派驻东北军的秘密代表＂。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时难以周旋，不得不同意暂时解除潘文郁的职务。

失去公开身份的掩护后，潘文郁转入完全地下状态。但他并未停止工作，而是利用此前建立的关系网，继续为党组织传递重要情报。2月底，他获得了一份日军准备在华北制造事端的密报，立即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党组织。

1935年3月12日，这个寒冷的早春之夜注定要载入历史。当天深夜，潘文郁在北平西城区的一处秘密联络点与同志接头。不料，日本特务已经事先布下了天罗地网。当他走出联络点时，突然遭到包围。在搏斗中，潘文郁身中数枪，但仍顽强地销毁了随身携带的密件。特务们将重伤的他拖上汽车，从此再无音信。

事后调查证实，这次行动是日本特务机关精心策划的。他们不仅在现场实施抓捕，还安排了特务分队在城外等候，确保万无一失。潘文郁被带到城外后惨遭杀害，时年仅29岁。

张学良在得知潘文郁遇害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暗中调查，但始终未能找到遗体。这起事件加深了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坚定了他后来走上抗日道路的决心。在他的秘密指示下，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得到了妥善保护，潘文郁培养的那些进步军官后来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历史功绩与遗产（1935-1949）

潘文郁牺牲后，他在东北军中开展的工作并未中断。1935年春末，一批曾受他影响的东北军军官秘密组建了＂军中读书会＂，继续研究进步理论，传播抗日思想。这个读书会后来发展成为推动东北军政治转向的重要力量，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文献工作方面，潘文郁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生前翻译的《资本论》片段、政论文章以及关于东北军改革的建议书等，都被进步军官们悉心保存。1936年，这些资料在张学良的默许下，通过地下渠道转交给了党组织。其中部分文献在延安得到整理，成为了研究东北军历史的重要史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文郁培养的一批进步军官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将潘文郁的军事教育理念带入抗日队伍，注重政治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据不完全统计，在他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军官中，有超过30人在抗日战争中担任团级以上指挥职务。

1938年春，东北军某部队在陕西作战时，缴获了一批日军档案。其中发现了关于潘文郁被害经过的密报。这份档案揭示，日方策划暗杀潘文郁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目的是切断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系，阻止东北军走向抗日道路。这份档案后来被转交给党史资料室保存。

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潘文郁的文章，首次系统介绍了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贡献。文章披露，潘文郁在东北军中开展的统战工作，为党组织与东北军高层建立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一位曾在东北军工作的老同志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潘文郁1934年写给张学良的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详细分析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策略，预见性地指出日军必将在华北制造事端。这个发现证实了潘文郁对局势的敏锐判断。

1948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党组织着手收集整理革命烈士的事迹。在这项工作中，潘文郁的革命生涯得到了充分肯定。调查组通过走访东北军老战士，搜集到大量关于他工作生活的细节。这些材料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也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1949年，在建国前夕，一批参与过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志联名建议，将潘文郁的事迹编入党史教材。他们认为，潘文郁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在特殊环境下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对新中国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在东北军中播撒的革命火种，最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结出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