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份档案看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支持

峥嵘历史的光阴 2025-01-15 09:52:09

许建英

文章翻译并介绍了两份英国及土耳其档案的背景及其丰富,并以这两份档案为核心,结合有关资料,研究了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伪政权的军事援助情况,尤其是军事官员的活动和作用。所附两份档案均是有关军官亲身经历的记述,对研究阿古柏伪政权及其统治颇有价值。

关键词档案 阿古柏 土耳其 军事支持

作者许建英,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阿古柏入寇中国新疆时期,极力发展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多方面的支持,军事支持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但是,限于资料,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所知甚少,本文所附的两份档案则提供不少相关信息。这两份档案均为当时奥斯曼土耳其派赴阿古柏伪政权军官的回忆录,是颇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包含的内容丰富,信息量颇大。兹将这两份档案翻译成中文,对档案有关背景及内容加以介绍,并结合其他有关资料仅对其军事方面信息加以分析。

一、关于两份档案背景

此处所附两份档案是《服务于喀什噶尔艾米尔的穆罕默德·玉素甫先生述录》和《阿里·卡兹姆先生关于喀什噶尔事件的报告》,分别是由奥斯曼土耳其军官穆罕默德·玉素甫(Muhammed Yusuf)和阿里·卡兹姆(Ali Kazim)所忆述。前者为英属印度档案,现保存于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馆(IOR)及英国公共事务档案馆(PRO)。后者则见于土耳其的部属奥斯曼档案(Basbakanhk Osmanh Archive),笔者从土耳其学者买合买提·萨莱伊(MehmetSaray)的英译稿转译成汉文。

第一份档案是由英国人记述和保管的。根据英国记载,该份文献形成情况如下。该份档案是由英属印度总督莱顿勋爵(Lord Lytton)致印度事务部柯兰布鲁克子爵(Viscount Cranbrook)的副件,时间是1878年12月19日,是从英属印度拉合尔寄出,旨在报告中国新疆的最新情况。而该文件最初是由英属印度白沙瓦地区副专员简肯斯(Jenkyns)提交给英属印度总督的,其时间为1878年9月28日。根据简肯斯的说明,1873年奥斯曼土耳其给阿古柏派遣3名军官,帮助其训练军队;这些军官在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服务,一直到中国军队收复南疆为止。穆罕默德·玉素甫后来获准回国,经英属印度返回土耳其。他先后经过中国新疆色勒库尔、阿富汗巴达克山和喀布尔,于9月20日抵达英属印度白沙瓦地区。简肯斯见到穆罕默德·玉素甫后,认为他刚从中国新疆返回,经历独特,亲历很多阿古柏伪政权的事件,尤其是中国收复新疆事件,信息性强,且可资信赖,应该富有价值,于是要求后者将其本人情况及在新疆经历简要撰写出来。穆罕默德·玉素甫写完后,由简肯斯翻译成英文,作为有关中国新疆形势的较新报告,提交给其上级。英国对阿古柏伪政权事务感兴趣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英国支持阿古柏伪政权,不但多次派遣考察队、使团与其建立联系,而且还不顾中国政府反对,公然任命公使与阿古柏伪政权建立政治关系;二是英国处于维护所谓环英属印度北部势力范围,加紧与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竞争。

关于后一份档案的来历不是很清楚,从其标题、内容及所使用文字看,应该是阿里·卡兹姆从新疆返回奥斯曼土耳其后所撰写报告,用于提交给政府,时间是1878年。从其报告来看,阿里·卡兹姆与穆罕默德·玉素甫是不同批次被派往阿古柏伪政权的。他们返回奥斯曼土耳其的线路也不同,穆罕默德玉素甫是从塔什库尔干进入阿富汗,再辗转到英属印度,而阿里·卡兹姆则是从和田出境,翻越喀喇昆山抵达英属印度的拉达克。另外,阿里·卡兹姆在阿古柏伪政权的活动与经历也很不相同,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例如关于清军收复新疆后对俘虏的处理,就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现将这两份档案译为汉文,附录于下。

服务于喀什噶尔艾米尔的穆罕默德·玉素甫先生的述录

我是土耳其苏丹骑兵部队的一名军官。1873年,哈吉·图拉(Haji Tore),即赛义德·阿古柏·汗·图拉(Seyyid Yakub Khan Tore),从喀什噶尔艾米尔处率使团前来(觐见)苏丹,提出一项要求,即要3名土耳其军队的军官支持喀什噶尔艾米尔,以便为其训练军队。苏丹应允了该项要求,派遣了1名炮兵军官、1名步兵军官和1名骑兵军官随哈吉·图拉同行。玉素甫·伊斯玛依(Yusuf Ismail)来自步兵部队,我本人来自骑兵部队,伊斯玛依先生(Ismail)来自炮兵部队,我们3人就是被选定的军官。我们每人都被委任为玉斯巴什(Yusbashi,即上尉),要求我们服务2年。

我们陪同哈吉·图拉离开伊斯坦布尔。苏丹还送给喀什噶尔艾米尔3000支来复枪,30门炮和一面旗帜。我们旅行到印度,与英国特使会合,英国特使当时正率领一个使团前往喀什噶尔。我们陪同他沿着克什米尔-拉达克道路抵达叶尔羌。

到达“东突厥斯坦”后,我们受聘训练和指导艾米尔的军队。2年结束之际,我们要求允许离开。阿古柏·汗艾米尔拒绝让我们离开,说他的军队尚未得到充分指导,但是他说他要派遣另一名使者赴伊斯坦布尔,该使者将请求苏丹另派3名军官来替换我们,替换后我们即可回国。

苏丹不同意再派遣其他军官,但是允许我们在突厥斯坦再呆1年。他还为我们每人晋升了一级军衔。

大约在此时,开始传闻说中国人正在接近东部边境。阿古柏·汗艾米尔命其长子伯克·库鲁伯克(Beg Kulu Beg)留守喀什噶尔,自己率领所有军队开赴托克逊(Takhta Sun),旨在和中国人交战。托克逊距离喀什噶尔有20程路。我与另外2名土耳其军官陪同艾米尔进行此次远征。艾米尔本人在托克逊停留下来,派遣3,000人赴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距托克逊有5程路。此外,乌鲁木齐尚有5,000名东干人的军队,他们承认艾米尔之权威。当中国人抵达乌鲁木齐时候,艾米尔的军队溃逃至达坂城(Devanchi),中国人占领了古牧地(Kamti)和玛纳斯。

艾米尔随后撤退至库尔勒,不过将其次子哈克·库鲁伯克(Hak Kulu Beg)留在托克逊。我也和哈克·库鲁伯克一道留在托克逊。哈克·库鲁伯克整个冬天都在托克逊度过。春天,中国人进军,攻占达坂城和吐鲁番。吐鲁番总督逃到托克逊,和哈克·库鲁伯克一同召开会议,商议试图进一步抗拒中国人的可行性。他们认定无法抗击敌军,并且没有艾米尔的命令,他们不应该再冒战败之危险。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弥漫于艾米尔军队中。当中国攻占达坂城时候,卫戍部队落入他们手中,但是并没有被不加选择地处死。他们处死了那些军人,而那些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库车、喀喇尔(Karlar)、吐鲁番、英吉沙······的当地人则获善待,并获准回家。该措施产生了这样效果:使艾米尔军队中相当大部分人离他而去,他们拒绝和中国人战斗。看到军队这种精神状态,哈克·库鲁伯克离开岗位,逃到喀喇沙尔。该地以前曾是城市,但是目前仅仅保留下了名字。

艾米尔对库鲁伯克的逃跑极为愤怒。我和哈克伯克在喀喇沙尔一起停留15天,很难获得食物和水。艾米尔呆在库尔勒,处于一种沮丧状态。大约此时,一名俄国使者抵达,在见到艾米尔后就即行返回了。在其离开5天后,艾米尔去世。他并没有罹患任何疾病,而是遽然而逝。当他坐下来时候,他的鼻子开始流血,他变得完全衰竭。察觉到甚至连去清真寺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躺了下来,随即就断气了。有人说哈克·库鲁毒死了他,有人说是艾米尔的一名妻子杀死了他,还有谣言说俄国使者是其死亡的原因。我非常确定哈克·库鲁伯克和艾米尔之死毫无关系。可能艾米尔是被毒死的。

得知父亲去世,哈克·库鲁伯克来到库尔勒,在此停留5天。他通过发送衣物和发放欠款来集合队伍。他随后任命哈奇木·汗·图拉(HakimKhan Tore)指挥库尔勒的军队,自己则带着艾米尔的遗体奔赴喀什噶尔。我和部队一起停留在库尔勒。

仅仅过了1天,库尔勒的军队就哗变,拥哈奇木·汗·图拉为王,接替艾米尔。哈奇木·汗留下东干人负责库尔勒,其人数有5,000名之多;自己率领军队追击哈克·库鲁。他的目标是消灭艾米尔的家庭,自己称王。抵达库车后,哈奇木·汗让该镇的镇长随他同赴喀什噶尔。艾米尔的财宝存储在阿克苏。哈奇木·汗攫取了其中一部分,分给其军队;而其余的仍留在阿克苏。与哈克·库鲁同行的军队一听说哈奇木·汗逼近,就抛弃了哈克·库鲁,加入了哈奇木·汗的军队。如今哈克·库鲁成了孤家寡人。在哈奇木·汗迫近阿克苏之际,哈克·库鲁逃到喀什噶尔以便加入其兄伯克·库鲁的行列中。伯克·库鲁则认为哈克·库鲁前来是为了篡夺其父亲王位的继承权。因此当哈克·库鲁接近喀什噶尔时候,他派遣50人佯称拥戴哈克·库鲁并前往迎接,此计见效。

此事件后两个月,伯克·库鲁的军队和哈奇木·汗的军队之间发生战事,哈奇木·汗战败逃入俄国境内避难。伯克·库鲁随后给东部不同城市委派了新的总督,他本人则返回喀什噶尔。他又立即从喀什噶尔进军和阗,那儿的总督尼亚孜伯克(Niyazi Beg)已显示出反对伯克·库鲁的意向。中国人一听说伯克·库鲁前往和阗,就立即向西进军,很快攻占库尔勒和库车。伯克·库鲁成功夺取和阗。尼亚孜伯克逃脱并投靠中国人。得知中国人进军的消息,伯克·库鲁陷入绝望,认为不能自守。他将其所有财富收集起来,派人送往西藏和克什米尔,而他本人试图也向同样方向逃亡,但是追随他的军队得知他要逃亡,则在其逃脱前追上了他,并阻止了他逃亡。不过,那些财富却没有能够追回来。伯克·库鲁随后返回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城中,有2,000名新皈依伊斯兰者,当中国人逼近喀什噶尔时候,他们则强行夺取英吉沙,放弃伊斯兰教,回归佛教。伯克·库鲁如今成了沙漠中的流浪者。我仍然一路跟随着他。最后,中国人抵达并夺取了喀什噶尔。这时,我和从土耳其来的同伴们商议该如何办是好。我的两个同伴决定跟随伯克·库鲁。我则愿意看看中国人的一些情况,记录下他们的奇事。我一直在记录我所见到的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希望通过对一些中国人的记录来完成我的愿望。伯克·库鲁则逃亡到俄国境内。我返回喀什噶尔,中国人抵达后我在那儿呆了5个月。中国军队总兵力为6,000人。中国政府非常公正和正义。中国人对我很好。过了这段时间后,中国人允许我离开。他们发给我护照,并派遣5个人陪我同行。我穿过色勒库尔和瓦罕来到巴达克山的法扎巴德(Faizabad)。在此我解散了随我同行的喀什噶尔人。在法扎巴德,我遇见一名奇特拉尔(Chitral)的使者,他要去喀布尔与舍尔·阿里艾米尔(Amir Sher Ali)商议英国人临近之事。他说一支英国军队已抵达奇特拉尔,并给奇特拉统治者一笔钱作为礼金,以便在其国家······一个地方驻扎。他补充说,“我们是贫穷而卑微的民族,我们不能自己遽行决定此事,因此我要去喀布尔商议此事。”在其从喀布尔返回途中,我再次遇见他,不过关于阿富汗艾米尔的答复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我在法扎巴德停留了1个月,随后去了喀布尔,并在此停留15天。我和喀布尔艾米尔会谈4次。他向我询问了喀什噶尔的事件,也问及其它一些事情。他还告诉我俄国人已把答复(礼物)带给他,称一名英国使者也要前来;英俄之目的是与其结盟,但是他不愿和其中任何一个结盟。他补充说:“我是土耳其苏丹的藩属。”俄国在喀布尔的使者听说我到来,派人请我。从他那儿,我第一次得知最近俄国和土耳其在欧洲战争的情况。他答应把我经俄国送回伊斯坦布尔,喀布尔艾米尔说如果我愿意可以走那条路。我说我不希望穿行俄国,如果我想要走那条路的话,我就不会一路从喀什噶尔来到喀布尔。(阿富汗)艾米尔随后送我继续上路,并派人陪我同行,经贾拉拉巴德抵达白沙瓦。在离开时,他送给我5天的开销费用和400卢比的路费。从达卡(Dakka)我乘坐木筏来到米契尼(Michni),而我的马匹则走阿博卡纳(Abkhana)线路。从喀什噶尔到法扎巴德是20程路;还有一条路是10程,但是道路非常难走,要翻山越岭。喀布尔距离法扎巴德有10程路。我打算经孟买去伊斯坦布尔。

叶尔羌的达德华(Dadkhwah)麻木德·玉努斯(Mammed Yunus)始终跟随伯克·库鲁。当伯克·库鲁将其财富经克什米尔送往印度时候,麻木德·玉努斯利用此机会将其自己的财富也送走了。当中国人来的时候,麻木德·玉努斯率领自己的1,000名骑兵逃到色勒库尔。他希望到印度来,但是由于严寒、大雪和道路艰难,未能成行。他去到塔什库尔干,将其人马分为四、五个小队,分开行进。塔什库尔干的管理者阿里夫伯克(Alif Beg)缴获了这些人的所有武器,穆罕默德·玉努斯也未能幸免。他与其儿子及两个兄弟均被拘禁。有一名陪同麻木德·玉努斯的哈吉伯克(Haji Beg)没有被阿里夫拘禁。阿里夫伯克说他害怕阿富汗艾米尔,因此拘禁了麻木德·玉努斯。穆拉·阿舒尔(Mulla Ashur)是喀什噶尔人,受中国人派遣率领100人将麻木德·玉努斯带回。阿里夫伯克和麻木德·玉努斯及其亲戚的性命应该都保无虞。中国人尊重阿里夫伯克的承诺,宽恕了麻木德·玉努斯,将其案件上报北京,等候命令。同时,麻木德·玉努斯受委派负责胡萨恩·汗(Hussan Khan),后者是个巴依,商人;他与此人生活在一种软禁的状态。麻木德·玉努斯的所有金钱和财富都被中国人没收。

中国人对阿里夫·汗抓捕到穆罕默德·玉努斯是如此高兴,以至于授权其管理色勒库尔及其周边地区。

阿里·卡兹姆关于喀什噶尔事件的报告

(1878)

根据阿里·赛义德帕夏(Ali Said)和赛义德帕夏(Seyyid)之命令,我(您的仆人)采集了武器、弹药以及用于制造弹药的机械(此处附有一份各项清单,为了简洁而省略)后,我和同伴启程前往孟买。从孟买到拉合尔共有4个月的行程,我们的运输费用由英国政府支付。

我认识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抵达目的地。我把我的那份关于这些资料和机械的副本及其说明经由穆拉德先生(Murad)送给喀什噶尔艾米尔阿古柏·汗。显然,英国不愿意支付我们把设备从拉合尔运到喀什噶尔的费用。所以,我接到命令,要我自己旅行到喀什噶尔,并向喀什噶尔政府要求支付运输的资金。我遵守命令,经过3个月的旅行和历经大量艰难后,抵达喀什噶尔。

我被委派到穆拉·玉努斯(Mulla Yunus)麾下工作,他是阿古柏·汗统辖下的叶尔羌军事指挥官。在那个地方,我组建一个炮兵营。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先前根本没有军事训练或者军事经验。我教授他们炮兵和步兵作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像伊斯坦布尔的军队一样训练良好。由于我是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我也想组织一个班级,教授其学习军事理论和防御。但是,阿古柏·汗说没有必要,指示我另外训练一个步兵团,士兵总数达3000人。我遵照他的指示,取得了成功。

在穆斯林中国人领袖内部有斗争,在穆斯林中国人和异教徒中国人之间也有战斗。前者的领袖叫做Lohodarin和Shohodarin,摧毁了43座中国城镇。后来他们来到阿古柏统治下的乌鲁木齐,阿古柏接纳了他们。玛纳斯、古牧地、呼图壁、Sanju和Chidavan城镇的税收均被分配给这两位领袖,他们的追随者有30,000人。上面提及的这些城镇都是设防的。所提到的两位领袖负责抵御异教徒中国人对这些地方的进攻。在这些异教徒中国人中也有争吵,他们分成两派,即满族人和黑契丹人。满族人赢了,试图屠杀黑契丹人。黑契丹人通过进攻乌鲁木齐实施报复,他们攻占了乌鲁木齐。他们在乌鲁木齐监狱释放大约3,000名穆斯林,并将其送回中国内地。这些人在中国内地被谋杀了。为对付这些事件,阿古柏汗调集一支军队,开拔去和中国人作战。他将其长子留在喀什噶尔,以统治那里,并且他也是其继承人。他委任其另一个儿子(当时在阿克苏地区)作为这些军队的指挥官,骑兵和步兵则受玉素甫(Yusuf,一名骑兵军官,他当时在乌什-吐鲁番)和伊斯玛依·哈吉(Ismail Haki,一名炮兵军官,他当时在阿克苏)指挥。

阿古柏汗自己在库尔勒(距喀什噶尔48天的路程)集结军队。他命令我与其同往,率领我在叶尔羌训练好的军队。我启程出发,在阿克苏又集合300名士兵,还有300名士兵来自巴伊·喀喇尔(Bay Qalaler)。我率领900人的队伍抵达库尔勒。在那儿,我接到命令,4门发射3磅重炮弹的克虏伯(Krupp)大炮、70名焉耆(Yeni Hisar)士兵及490名库尔勒军队归我指挥;我指挥的军队总人数达1530人。中国人在乌鲁木齐的军队为20,000人,但是有些报告说那里有200,000人。因此,阿古柏汗被迫集合所有能得到军队对付他们。其子哈克·库鲁伯克(HakKulu Beg)指挥的前头部队总数达17,000人;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越过极为困难的大阪。他重新占领玛纳斯、呼图壁、Chidekavan、Sanju这些城市,或者说为这些城市解了围,在那儿建立起阿古柏的统治。但是,他无法及时抵达古牧地,古牧地落入到中国人手中,中国人屠杀了大批俘虏。后来,中国人也占领了托克逊、吐鲁番和达坂城(Davanchi)诸城镇。听到这个悲伤的消息,阿古柏死于心脏病。

和阗总督尼亚孜·哈希姆伯克(Niyaz Hakim Beg)把阿古柏汗死亡的消息传送给阿古柏的三子、指挥官哈克·库鲁伯克。后者从前线返回,也撤离喀喇沙尔,集合其库尔勒的所有军队,并自己称王。为在军队中获得广泛认可,他将布匹分发给士兵,也给士兵分发金钱作为礼品。他委任哈希姆·汗·图拉(Hakim Khan Tore)为托克逊、吐鲁番之总督和军队指挥官,也令其继续与中国人战斗。

哈希姆·汗·吐勒拥有很高的威望,由于其出身之缘故,因此该地区内政和军事领导均拥其自立为王。看到国家和军队的领袖们四分五裂,相互征战,正像中国正在实施的“入侵”一样,这是令人不可忍受的痛苦。

我和其他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军官们受命要效忠这位被拥立的统治者。但是,我们拒绝了,借口是我们只是被派来帮助这个国家的。因此,我们被撤离指挥岗位,我们的军队被置于图拉·库鲁(Tore Kulu)少校和穆罕默德·拉希姆(Mohanmmod Rakim)的指挥之下。作为内战的结果,哈克·库鲁汗战败被俘,并被斩首。阿古柏长子伯克·库鲁汗(Beg Kulu Khan)和哈希姆·汗·图拉(Hakim Khan Tore)发生冲突,后者战败。

不过,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人前进和占领提供了机会,除了前面提到的征服外,他们占领了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乌什-吐鲁番等城市,以及巴伊·古古尔(Bay Gugur)镇。伯克·库鲁几乎没有什么士兵可用。他看不到任何对抗中国人的机会,遂逃亡到俄国占领的领土上。我们集合所有能得到的士兵,但(最后)3,000名士兵和7名总督都被中国人俘虏。

我们肯定全都被关进土牢。被俘士兵中有370名被示众,并被立即处死。3天后,17名军官也被处死。其余俘虏被分散到其他各个监狱里。在接下来的3个晚上,我和我的狱友被带出监狱,打着赤脚并带着脚镣,被带到某个上校安班面前,他责骂和讯问为什么我们选择支持阿古柏汗。在此讯问中,我们遭受鞭打,我们的指甲被用铁刺尖刺戳。此后,我们的衣服和所有财物均被没收,我们赤裸裸一丝不挂,在这种条件下注定要死亡。我们颈项上套着铁圈、手腕和脚脖上戴着手铐和铁镣,被带到左宗棠将军(General Tso Tsong-tang)面前,再由他审讯我们5次。刀刃插进我们的指甲中。在第一次讯问中,(阿古柏的)所有总督在酷刑中被杀死,他们的头颅被砍下,尸体陈放于铁笼中示众。第二次讯问,我是56名被审讯和拷打的俘虏中的一员;其中51人被处死,我们剩下的5人被关在铁笼中环城示众,后来又被带回监狱。我们所有人被第三次讯问,并被判处死刑。我看着几名同伴被处死。随后,左宗棠传来一道新命令,我被带回监狱。我被第四次带到刑场。不过,这次受到避难于此的前总督尼亚孜·哈希姆伯克求情。我被第五次带到刑场,但是再次被宽恕,这次是在所有人请求之下宽恕的。此后,我在监狱中被关了9个月。我被释放并被驱逐。我和3名同伴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到达印度拉达克。有支商队途中超过我们,一些商人将我们的窘境告知英国总督。当时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友好。我们的旅行费用由英国总督支付,我们到达孟买并在那儿乘船赴伊斯坦布尔。

二、档案主要内容

这两份档案虽然撰写的背景不同,但是有两个基本特点是一致的,即一是档案均为作者在阿古柏伪政权控制下的新疆的亲身经历,二是两名作者都是奥斯曼土耳其援助阿古柏的军官。因此,这两份档案的内容均是从阿古柏伪政权内部视角加以记述的,而且其信息较为丰富,有助于了解阿古柏伪政权、特别是后期的一些情况。

这两份档案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其主要内容简要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与阿古柏的联系。档案清楚地说明阿古柏向奥斯曼土耳其求援情况以及后者对阿古柏的支持,诸如军事上支援军火、机械和军官(后面详谈),政治上阿古柏认奥斯曼土耳其为宗主国,宗教上承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阿里发。特别是档案提到阿古柏伪政权派往奥斯曼土耳其联络的官员哈吉·图拉,还被称作伊山·卡迪·图拉姆(Ishan QuadiTuram)。他是阿古柏的外甥,早年效命于浩罕政府,1865年初,沙俄入侵浩罕前受命赴奥斯曼土耳其求援,但尚未结果之际浩罕就被沙俄兼并。无国可归的他转而投奔其奔其舅舅阿古柏,并专门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陈述新疆的重要性,请求帮助阿古柏,得到奥斯曼苏丹的应允。哈吉·图拉于1869年抵达新疆,由于他熟悉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奥斯曼土耳其有联络渠道,颇为阿古柏倚重。后来,阿古柏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所谓外交均由其办理,哈吉·图拉周旋于英、俄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企图为阿古柏寻求外交突破。该份档案提到哈吉·图拉是1873年,这正是他首次代表阿古柏出使奥斯曼土耳其。哈吉·图拉是1872年从新疆出发,1873年5月抵达伊斯坦布尔。他这次访问达到目的,受到奥斯曼苏丹接见,将阿古柏伪政权纳入奥斯曼土耳其臣属之列,建立起初步的政治关系。

关于英国对阿古柏的支持。英国为扶持阿古柏伪政权,将其培植成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一贯不惜余力。这两件档案中均有所体现,一是英国政府对阿古柏伪政权极度关心,对中国收复新疆事务极为关注;例如穆罕默德·玉素甫报告事务形成就是英属印度出于关注新疆形势的需要,专门和穆罕默德·玉素甫交谈后形成的报告,并由英属印度总督莱顿勋爵上报印度事务部,可见高度重视。二是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帮助阿古柏伪政权,诸如帮助奥斯曼土耳其支付部分援助阿古柏军火的运输费,为回国的土耳其军官提供交通、安全、经济、住宿等方面的便利。三是提及英国出使阿古柏伪政权的福赛斯使团,道格拉斯·福赛斯(T.Douglas Forsyth)是英国与阿古柏伪政权关系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分别于1869年和1873年两次出使阿古柏伪政权,极力主张英国与阿古柏建立政治关系,1874年2月2日曾代表英国政府与阿古柏伪政权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关于阿古柏的军事活动及其对抗清军的部署。这两份档案显示,阿古柏非常重视军事,邀请奥斯曼土耳其军人为其训练炮兵、骑兵和步兵;阿古柏还总是到一线指挥等。阿古柏伪政权面对清军收复新疆的进攻,不断调整力量,尤其是部署军队北上乌鲁木齐、吐鲁番、托克逊、库尔勒等地,倾其全力构筑多道防线,同时加强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后方防守,整肃和阗反阿古柏势力,较多地披露了阿古柏此期军力及指挥官的配置情况。

关于阿古柏死亡问题。阿古柏死亡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清军当时报告称阿古柏忧惧之中服毒自杀;《新疆简史》认为阿古柏与其文书及司库相殴,负伤不治而亡;《新疆地方史》则含糊其辞,仅说阿古柏绝望中暴死;库罗帕特金记述其死亡则是中风而死。这两份档案则提供了两种说法:一说是阿古柏死于中毒,但是否定与阿古柏第三子海古拉有关,同时还披露出阿古柏被他的一名妻子所毒死的新信息,这点颇值得注意;二说是阿古柏面对北部多次战役失败,突发心脏病而死亡,较具体地说明阿古柏死亡的原因。这些新信息对进一步研究阿古柏死因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于阿古柏伪政权面对清军进攻时的内讧和混乱。乌鲁木齐被清军收复后,阿古柏伪政权内部陷入混乱,主要表现为:一是阿古柏儿子之间的内斗。如伯克胡里伯克因疑其三弟海古拉篡位而设计将其杀死,不过根据阿里·卡兹姆的报告,海古拉确实曾宣布为王,所以伯克胡里并非仅仅因怀疑而置其于死地。二是各地实力派人物的内讧或者反正复归清军。如库尔勒的军队拥立哈奇木·汗·图拉为王,率其军队及东干人追杀伯克胡里;和阗尼亚孜伯克的反叛和投降清军;伯克胡里最后众叛亲离而逃往俄国的情况等。三是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负隅顽抗的情况。诸如伯克胡里进攻和阗反叛者、杀害其他反叛者等情况。也有反映出他恐惧逃亡的情况。如在镇压和阗反叛后他就将财物运往印度拉达克,甚至他自己也想趁机逃跑。这些真实反映出伯克胡里并没有对抗清军和稳固其政权的信心。

关于清军收复新疆中的一些政策。清军收复新疆历经数年,其军事策略、善后政策和措施颇多,这两份档案也透露出一些。一是对待那些受阿古柏胁迫而被迫从军的新疆各族人民,无论是俘获还是投诚,清军都加以优待,从宽处理,多将其释放回家,甚至也包括一些高级官员。二是从严处理从安集延来的侵略军,被俘获者遭处死者多。三是仔细甄别和从宽处理外国人,这两名奥斯曼土耳其军官就是例子。作为阿古柏伪政权的军事教官,穆罕默德·玉素甫称赞清军对当地百姓非常好,对他本人也非常优待。阿里·卡兹姆被俘虏后虽有惊险,但终获释放。四是清军纪律严明,凡事公平正义,赢得当地人民支持,这也从侧面透露出阿古柏伪政权并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些与其他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档案还透露出其他一些方面的信息。例如俄国最后关头赴库尔勒访问阿古柏,英国与俄国对阿富汗的争夺以及英国与阿富汗的密切联系。此外,档案也透露那些在阿古柏侵略新疆时喀什噶尔守备清军及其有关人员被迫投降或者皈依伊斯兰教者的情况,他们在清军收复新疆时都反正并归顺清军,称其人数为5000人。同时还透露出当时为白彦虎所胁迫投降阿古柏的回族民众的部分情况,如被胁迫民众的户数。此外,档案也显示出阿富汗与英国、俄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阿里·卡兹姆的报告显示,英俄两国在喀布尔活动频繁,对阿富汗争夺十分激烈,阿富汗国王则明确表明其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认可和友好。这其实说明奥斯曼土耳其长期觊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有关中亚国家的情况,反映出奥斯曼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相当大。实际上,根据有关研究和档案显示,19世纪中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对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争夺剧烈,视该地区为其利益所在,其争夺该地区的重要切入点是伊斯兰教,土耳其苏丹以宗教领袖名义长期渗透这些国家。

三、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军事支持的简析

由于这两份档案均出自奥斯曼土耳其军官之手,加之两人又都在阿古柏伪政权军队中任职,而且服务多年,所以档案透露出的军事方面信息有较高的可信度,颇值得重视。我们在此不妨就此加以较为详细的梳理,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援助情况,同时辅以其他相关资料作简要对比,以期有助于更全面了解此问题。

1、关于奥斯曼土耳其派遣军官数量、姓名、职衔、服役时间和最后下落。奥斯曼土耳其应阿古柏伪政权请求,向其派遣军官,训练军队。但是,这些军官的情况各种材料语焉不详,而这两份档案提供了直接材料。

派遣军官数目。1873年首批派赴阿古柏伪政权的军官共计3人,分别是玉素甫·伊斯玛依(Yusuf Ismail)(步兵)、穆罕默德·玉素甫(Muhammed Yusuf )(骑兵)、伊斯玛依(Ismail)(炮兵),三人作为选定的军官分别负责训练阿古柏的步兵、骑兵和炮兵。他们在阿古柏伪政权军队中均为上尉军衔(即,玉斯巴什,Yusbashi)军衔。服务时间原计划为2年,但是,两年后阿古柏要求其再延期服务一年,同时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其晋升一级。根据第一份档案显示,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又派遣相应的军官来喀什噶尔,这样新来者至少也应该是3名。根据第二份档案推断,第二批的确是派遣了3名军官,因为第二份档案忆述者名叫阿里·卡兹姆,军衔是上尉,无论姓名和军衔显然都与第一批不符。考诸土耳其其他资料,1875年4月阿古柏派遣赛义德·阿古柏·汗第二次出使土耳其,要求土耳其苏丹再派遣3名军官,这3人分别是军火制造专家阿里(Ali)、炮兵军官阿里·卡兹姆(Ali Kazim)和军事工程师卡兹穆(Kazim)。可见,奥斯曼土耳其派赴阿古柏伪政权的第二批军官同样是3人。

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1873年随同英国福赛斯使团出使阿古柏伪政权的英国人贝柳(H.W.Bellew)记载称,土耳其给阿古柏派遣的第一批军官数量是4人。此处与上面记述有差别,金浩东考诸多份文献,认为4名军官数量的记载正确,并分别列出其姓名,即穆赫麦特·玉素甫(Muhmet Yūsuf)、玉素甫·伊斯玛依(Yūsufu Ismã\'īl)、伊斯玛依·哈克(Ismã\'īl Haqq)和扎满·贝伊(ZamãnBey)。笔者赞同金浩东的观点,因为一则贝柳为历史学者,观察和记述认真仔细;二则是贝柳的书在1875年就已出版,而这名土耳其军官则是5年后才据回忆记述,可能对具体数目的记忆模糊。

土耳其军官的最终下落。根据此两份档案,这些军官最后都被俘虏,但是又均获释回国。关于土耳其军官下落,以往并没明确说明。《新疆简史》仅说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后,俘获“土耳其军事教官多名”,详情及去向均不明。查诸清代收复新疆档案,并无明确记载土耳其军官事宜。仅有记载清军查获“乳目国洋教头二名”,清军“遍查记载无可引据”,不知道是何国家,只是从这两名俘虏口中知道“乳目”国距新疆要走一年时间的路程,其方位在英俄西面,“以炮火见长”,受聘为阿古柏训练后膛开花炮和操练队伍。查诸此期英国商人及探险家罗伯特·沙敖(Robert Shaw)访问阿古柏伪政权的纪录,可知当时新疆南部人们称奥斯曼土耳其为Room,汉文档案记载的“乳目”国就是该称呼的音译,因此,汉文档案所记载的“乳目”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

2、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火支持。奥斯曼土耳其曾援助阿古柏伪政权相当数量的军火及军械。据第一份档案披露,奥斯曼土耳其送给阿古柏的第一批军火情况为,3000支来复枪和30门炮。而第二份档案则表明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援助包括军火和军械,但是其详细情况均另行列表,可惜未见诸此份档案正文。

根据随福赛斯使团出使阿古柏伪政权的英国人贝柳记载,奥斯曼土耳其苏丹1873年送给阿古柏军火情况则有所不同,主要军火为:来复枪1000支、新式来复枪200支、加农炮6门。金浩东认为此说与上述有较大差异,可能是时间长久造成记忆模糊,认为贝柳记载较可信。笔者也赞成此说,其理由同前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军官数目记载差异的原因一样。

1875年,奥斯曼土耳其送给阿古柏第二批军火情况为,来复枪2000支,山炮6门;此外,又援助来复枪2000支和相当数量的弹药以及其他军械设备,总价值高达55800英镑,并且负担运抵英属印度孟买之费用。这与阿古柏传记作者英国人鲍罗杰的记述差别甚大,鲍罗杰称1875年至1876年间,在英国的帮助下,奥斯曼土耳其向阿古柏出售“一万两千枝枪和若干门大炮”。包罗杰记载是阿古柏从奥斯曼土耳其购买大量枪械和大炮,这与这两份档案记载的赠送军火出入很大,看来阿古柏可能另外又从奥斯曼土耳其购置了军火。

3、关于训练阿古柏军队和参与战争情况。从军官配置情况看,阿古柏军队的步兵、骑兵、炮兵及军火制造等方面均有奥斯曼土耳其军官或者技术人员,这些人员对阿古柏军队的建设起到较大作用。根据这两份档案记载分析,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军队训练。奥斯曼土耳其的军官先后被分配到阿古柏控制下的不同地区,负责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训练。从第一份档案阿古柏对首批军官的留任来看,说明土耳其军官的训练得到肯定。而根据第二份档案,阿里·卡兹姆先是成功地为阿古柏训练出了一个炮兵营,并教其如何与步兵作战;后来他又为阿古柏成功地训练了一个步兵团,并声称其训练质量和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军队一样好。

参加作战。从这两份档案看,当阿古柏开始对抗清军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军官被赋予重要使命,一是负责组织和指挥军队,如阿里·卡兹姆指挥军队人数多达1500多人,且配有3门大炮。二是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官始终处于阿古柏或者其儿子的核心圈中,颇受信任和重用。例如穆罕默德·玉素甫和阿里·卡兹姆或直接受命于阿古柏,或紧随其儿子左右。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军官重要,他们常常也都是直接前线参与战斗。

(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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