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6日零点20分，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于美病逝。

宋彬彬既非最出众的革命二代，也非最长寿的一位，她甚至不是宋任穷最喜欢的女儿，但毫无疑问，宋彬彬是一位“红”了大半个世纪的红人。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为接管南京组建金陵支队，宋任穷任负责人。解放后，宋任穷任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这一年，宋彬彬两岁。

她自小性格刚强，不爱笑，更少哭泣，长大后，同伙伴一起进学，人人都视她为半个男孩。

19岁那年，宋彬彬留着典型的“刷子头”——将辫子剪短至颈部，用织毛巾的竹针自头顶把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划线分出刘海，再用尺子划一道整整齐齐的横线，剪刀沿横线剪过，刘海便齐刷刷挂在脑门儿。

接下来，将一分为二的头发，一遍遍分别至头顶，最后用橡皮筋将头发紧紧箍成两把坚挺的刷子，再把两根“刷子”辫底部剪齐。

也正是那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群众大会。

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沉重，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

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的两个，而在此之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都是好强的性子，明里暗里较着劲。

常砢的父亲是中将常乾坤，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

常砢原本打算亲自上前去给毛泽东戴上袖章：“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先给我爸上了。”当日，常乾坤将军也在城楼之上。

“后来，我不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能获得认可，被公开承认了吗？”

想到这里，常砢立刻伸手向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宋彬彬不明所以，很顺从地给了他。

年轻男孩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却被便衣警卫拦住了。

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急急忙忙地奔了过去。

“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当然最后那一步是由宋彬彬完成的。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一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清了清嗓子问道:“干什么？”

“给毛主席戴袖章。”

就这样，宋彬彬作为代表，成功为毛泽东戴上了袖章。

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主席望着梳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女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道：“叫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对。”

“要武嘛。”

毛泽东的本意或是——女儿家要内修文质，也要外锤筋骨。但宋彬彬那一伙人却很是粗暴地处理了这一对话。

她从此改名宋要武。

从那时起，全国都兴起改名风潮。姓党的改名叫党最亲，姓杨的改名叫杨光照，姓武的改叫武装斗，姓东方的改名叫东方欲晓。

姓吴的、姓白的名字最难改，比如改叫造反、革命、党、胜利之类，一加上姓，没法叫了。

但针对这种情况，也并非全然无计可施，有个姓白的小将干脆改姓红，起名叫红形彤。

1966年6月的一日，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

随后她找到了宋彬彬，这个她颇为欣赏的“红人”，问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没理由拒绝，她痛快地答应了。

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后续，她随同一起转学到北京。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作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每天6点多，刘进就来到学校，带领同学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长跑。

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宋彬彬至死仍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

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50岁。

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校长之死、“八五事件”、“宋要武”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东奔西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可想而知，“宋要武”三个字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成为了暴力的象征。关于她参加“杀人竟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她依旧是“政治新星”，但又几乎成为了一个残暴不堪的魔头了。

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午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第一反应不是反驳也不是澄清，而是一阵心悸，因生怕被人认出来，只好慌慌张张地将眼镜摘下来，跟着大家伙儿一起骂。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在波士顿大学读地球化学专业。

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认出了她，前去举报她:“宋要武怎么能来上学？她是个杀人狂!”

中国大使馆听闻此事纳闷又紧张,赶忙要求中组部调查。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这是他们需要调查的第一个问题。

他们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那儿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不是“没有打人”，也不是“没有杀人”，而是“没有看见”。

虽然有几分模糊其词的嫌疑，但是有了母校的证明，宋彬彬好歹是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宋彬彬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

只不过，宋彬彬没有想到，过了十几年，又有人将此事翻了出来细究。

当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

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十年动荡时期受难者的采访工，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事件”才进入公众视野。

十年动荡过去后，叶维丽同样赴美留学，后来成为了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

她父母跟已故的卞仲耘相熟。她承认：“那段往事随我一起漂洋过海，可它没有消寂，而是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噩梦中。”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事件”。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如何可以遗忘呢？这种刺激让叶维丽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的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

发现老人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事件”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可惜的是，有些字迹因时间久远，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给抢救出来？叶维丽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事件”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

当听到叶维丽需要她的帮助之时，她表示：“我义无反顾。”

于是,她每天乘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王晶垚家里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将所有资料整理完毕。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这些言论无疑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去了王晶垚家。

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高龄的王晶垚。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心愿啦。”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了数篇和“八五事件”有关的学术论文。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

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就这样，历史错位，将这一罪行全然安在了宋彬彬一人头上。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可以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前去拜访老人,她就变成了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

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得“知名校友评选。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

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了身处美国的宋彬彬，同时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经历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她就犯怵。

她身边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可别往自己身上找麻烦了，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长期以来，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初期的历史间题，你何乐而不为？”

很显然，宋彬彬的家属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宋要武”的影响。

宋彬彬丈夫的这一说辞没能第一时间说服宋彬彬，但却成功说服了刘进，她一寻思这事情可行，反过头来劝宋彬彬。

另一头，北师大实验附属中学的一位校友打电话给实验中学时任负责人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你们敢！你们竟然敢？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

2007年9月8日，实验中学主题为“光荣与梦想”的90周年校庆召开。

刚进会堂，便能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

毫无疑问，这是醒目到刺目的一幕。

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讨伐北师大实验附属中学和“宋要武”的分风气，各大媒体都对此持批判态度。

宋彬彬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但这一次，她挨了许久的骂，再也没跳出来火上浇油了。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3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

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

“你过来，帮我好好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很显然，他不能容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将宋彬彬视为“知名校友”的举动。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前往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着,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

这一起旷日持久的罪与罚，终究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