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还没有普及街头市政停车收费的时候，大多数的街区都是由不同的收费管理员把持着。那时候公司楼下的停车位很紧张，每天都上演着抢车位的游戏。有些精明的人跟收费管理员做起了交易：把本来是随到随停的按小时收费，谈成了包天、包月，导致那些随时来的人即便有空余车位也停不进去。

阿克顿勋爵在《自由与权力》中说过，“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像街头的停车收费管理员，在其管辖的绝对权力范围内，可以无视规则，甚至改变规则为自己以及少数人牟利。

由于权力所导致的腐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显见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显见，这种腐败也容易被识别，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道德层面都是会受到制裁和谴责的。

美国的一位民权运动组织者在多年后修改了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不仅“权力使人腐败”，“毫无权力也同样使人腐败”。这种“无权者的腐败”反而更加隐蔽，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制约，在道德上暧昧又让人难以识别。

正如那句古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权力腐败的痛恨是在法治社会中的共识，也有着更多的研究和办法去预防权力者的腐败。但针对那些可能是弱势群体的“无权者”，他们因“无权”所导致的腐败不仅不会引起人注意，而且就算带来负面效应，也会让人不忍心采取制止和惩罚的行动，这也会陷入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

所以抛开那些“权力者的腐败”，那些极其容易识别的腐败行为可以提交给法律和道德的法庭。我们可以换个思维角度，深入那些无权者，揭开无权者的腐败的面纱。

无权者的腐败一：共谋

最常见的无权者的腐败，就是共谋。就像文初提到的那种情况，停车人和管理者之间，当管理者彻底的垄断了某一个地区的权限，并无明显的监督的时候，就会产生腐败现象。这个腐败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种单方面行为，而是无权者与有权者的一种共谋。

一部分无权者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了本不属于他的权限，在这个角度上，无权者不仅参与了腐败的过程，本质上他们也成为了腐败者的一员。

无权者的腐败二：放弃公共事物

无权者基本会陷入一种下坠的循环，认为自己无权，也就无责，不仅对权力范畴内的事情无责，而且对大多数公共事物都无责。

最近正赶上花开的季节，小区里的植物都在花枝招展的呈现出一年中最旺盛的生命力，有一天走出家门，看见一个大姐，以精准的走位，敏捷的身姿，快速的折断了一大截布满花苞的树枝，径直离开。

看着远去大姐的背影和那支可能会被他插在花瓶放在自家窗台的花，突然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也许应该阻止她，就算来不及阻止，也劝诫一下，下次不要再这样了，但转念一想，我又以什么身份去说呢，我既不是物业也不是管理人员。

一个社会中，除了那些有归属的管理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公共空间，在这之中，并没有人去指定由谁来管理，由谁来负责。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有一种习惯性思维，有权者应当去管理那些公共空间，也应该由他们负责。

在这种习惯性思维之下，我放弃了对那颗公共的树的管理权，如果每个人都放弃，那这棵树可能会被折光，甚至可能被某个居心叵测的人扛到自己的家中。如果我和邻居们能够主动承担起公共事务的责任，并主张权力的话，这样的事情就会完全的避免。

所以树被折光并不是折树人的腐败，而是无权者放弃公共事务的结果，是无权者腐败的一个明显的表象。

无权者的腐败三：放弃个人尊严

最近一则“山东高管被指性侵养女案”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在谴责甚至咒骂嫌疑人，也有人在质疑办案程序。不过就像此前提到的“有权者的腐败”在法治社会大都是可以通过程序识别，并最终惩罚的。

但在这个蹊跷的案件中，三年的时间，一位母亲，把自己的女儿交予一个陌生的男人去抚养，我们虽然无法揣测其中原因，也无法在道德层面指责这位母亲什么，但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基于某种原因，母亲彻底放弃了对女儿的抚养权，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很明显，这位母亲是一个“无权者”，也许她的生活一团糟糕，贫困时刻困扰着她，在苦难的压迫下，她最终走向了“无权者腐败”的境地。这种腐败看似是值得同情的，指责她是不人道的。但就其导致的原因来看，就如停车那个例子里停车人与管理者的共谋一样，母亲和那个嫌疑犯在这个案件里，也同样是“共谋”，即便母亲并不是出于自愿。

用存在主义的话语来说：人既是智慧的，又是脆弱的，每个人力量和软弱的特殊互动消长，形成了他的自我完足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尊严”。而“无权者的腐败”正是对个人尊严的彻底放弃。

如果以上的话过于形而上的话，可以简单的阐释为：无论身处什么境况，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都要明白，在决定自己行为的时候，人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意味着我们选择一种行为的同时，也要为这种行为的结果负责。

有时候“无权者”会抱怨，自己过于无助，生活过于困苦，于是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生活所迫，因为贫困自己才会这样做，而对于这些行为的结果，自己也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是完全推脱到困境之上，因为困境让自己这样做，困境也要承担这个结果。

“无权者”是值得同情的，但甘愿放弃“尊严”，也就是放弃对自己行为的主动选择权以及负责的能力的时候，“无权者”就是一个堕落的“腐败者”。他们跟那些“有权腐败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多了一丝无赖的气息，多了很多为自己过错开脱的借口。

无权者的腐败四：甘于无知

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背后的意思是，在一种具有威胁性质的权力之下，理性的思辨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绝对的“无权者”长期生活在一些权力的压迫之下的时候，知识、思考、辩论能给他生活带来什么？也许除了被权力“拳打脚踢”之外，就再无其他收益了。

人往往是在生活的经验中习得某一种思维方式，长此以往，“无权者”就会认为知识和思考对他们能够保证安稳的生活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样的认知之下，只会产生一种结果——放弃思考，甘于无知。

那么放弃了思考的人可以被指责么？甘于无知也是腐败么？

无知并不是腐败，但甘于无知就会让这个世界离恶的距离更近一些。

在亲身经历了纳粹的罪行之后，阿伦特得出了一个关于邪恶的深恶洞见：邪恶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想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

阿伦特这样描述到：“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发创造。”

也许纳粹离我们过于遥远，看看如今互联网上，那些一言不合就口吐莲花的网络暴徒；那些不去自己思考得出见解，只是一味站队的愤怒人群；那些疲惫于飘摇在各种现象和意见之中最终毫无思维反抗的沉沦者。他们正在扮演着放弃思考，甘于无知的“无权者”。

这些“无权者”的腐败，并不在于他们自身，而是在于他们会导致一种“沉默的螺旋”现象。那些思考的人，那些有见地的人，在公众空间内遭受到这些腐败者的打压，久而久之，公共空间内的有价值的声音渐渐消失，只剩下腐败者那些重复的、不加思考的、暴戾的叫嚣。可当某一天邪恶的火种被点燃，这些“无权者”的叫嚣就会“腐败”成地狱之火的助燃器，甚至是燃料本身。

无权者的腐败五：无意识的效仿

昆德拉曾经记述了一个故事：1951年他的一位朋友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党员一起，在布拉格的斯大林主义冤案中被逮捕定罪。这些人跟党跟了一辈子，即便党起诉他们，他们还是照样心甘情愿地跟党走。细细地清查自己的人生和过去，挖掘不为人知的错误，并最终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而昆德拉的这位朋友却有些特别，不肯在灵魂深处挖掘自己的罪证，当局找不到罪证，也无法处死她，劳改了14年之后释放了她。她被捕的时候孩子才1岁，被释放后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母子团聚，相依为命。

又过了十年，昆德拉去看这位老朋友，见她正在生气，因为她25岁的儿子早晨贪睡，昆德拉劝她没必要小题大做，这时儿子在一旁却为妈妈说话。他说：“我妈妈并没有小题大做，她是个了不起的勇敢女人，别人垮了的时候她却能顶住。她要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贪睡，但我妈管我的用意并不止如此，她管的是我的自私自利。我一定要照我妈说的那样去做人。”

昆德拉听了觉得很悲哀，这位勇于抵抗极权的妈妈居然在他儿子身上做到了曾经当局在她身上做不到的事情。她让儿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个荒唐的指控，自觉自愿地检查思想，并当众承认了莫须有的罪过。

人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不自觉地成为了自己最痛恨的那个人。“无权者”往往痛恨着那些腐败的“有权者”，但恨这种情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魔力。在恨的表象下，也许有惧怕也有羡慕，有抗拒也有模仿。

“无权者”带着自己对腐败的“有权者”的恨生活的越久，就会对他们的行为越了解。只要在恰当的时机，“无权者”稍微获得一点点能够支配的权利的时候，那种长期盘亘在其心头的恨，就成了他们行动最大的动力和最有效的模板。

悲剧就此发生了，“无权者”最终把自己变成了曾经痛恨的腐败的“有权者”，他们说着同样的话，有着同样的行径，更加可悲的是，这些腐败的“无权者”几乎都不自知，或者当他们察觉之后，会深深陷入行为和思想的矛盾中，在煎熬里继续腐败下去。

在此，并不是要站在某个高度去指责“腐败的无权者”什么，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是可怜的、可悲的。鲁迅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正是旁观者对他们的暧昧态度。但如果仅仅因为这种腐败有一丝悲剧色彩就不去识别、揭露的话，这个世界就会从一种强烈的衰败滑落到一种懦弱的衰败。

把权力关进笼子，可以限制决定的腐败，至少在机器容易识别的情况下，制度、法律和道德都可以对权利的腐败加以制衡，那么“无权者的腐败”该怎样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