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规律的本质与局限西方经济规律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后现代主义乡村空间转型理论为依据，强调将农户和农业经济主体视为 “理性经济人” 或 “有限理性经济人”，遵循 “投入 — 产出” 函数和生产效率优先原则，注重土地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市场制度的作用。然而，这种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规律，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实际情况。
在西方，乡村发展经历了 “生产性乡村 —— 消费性乡村 —— 多功能乡村 —— 全球化乡村” 的发展转型脉络。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农村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中国的农村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还要考虑农民的生计、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问题。西方经济规律在这些方面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二）中国农村与西方农村的差异中国农村与西方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约有6.88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美国农民仅为320万人，大约是美国总人口数量的1%。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5公顷，美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竟高达80公顷，是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160倍。
此外，中国农村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为山区丘陵，不适合大型机器作业，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而美国农村土地面积广阔，农业发展多靠机械，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推行机械化生产。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也与西方农村不同，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南方农村聚族而居，北方农村多为分裂结构，中部农村原子化程度高。
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在中国农村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地形复杂，土地私有化可能会导致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
综上所述，解决农村问题不能依靠西方经济规律，而应重视本土经验总结。中国农村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只有结合本土实际情况，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
二、重视本土经验解决农村问题的成功案例
（一）“枫桥经验” 在襄阳长坪法庭长坪法庭坐落于南漳 “西大门” 长坪镇，以创建 “枫桥式人民法庭” 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坚持每周学习，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党建工作引领法庭执法办案，组织干警学习最新法律法规，提升司法能力和水平。同时，主动对标先进，学习 “基层人才参与基层治理” 模式，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实践。
长坪法庭秉持 “如我在诉” 的为民情怀，做实做细能动司法，成功调解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件中的兄弟矛盾，从法、理、情入手，疏导积怨情绪，劝解珍惜兄弟情谊，达成和解协议。在处理婚姻案件中，积极设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绿色通道，联合多部门打击家暴行为，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二）山阴合盛堡乡的新路子山阴合盛堡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形成 “矛盾调解在群众炕头、问题解决在田间地头” 的工作方法。针对乡村土地纠纷时有发生的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邀请 “两代表一委员”、“五老”、乡贤、律师等有威望、懂法律、知人情的人士参与到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通过对当事人展开 “一对一” 的析理释法工作，创造了 “炕头 + 地头” 工作法，有效提高了矛盾化解率。
“炕头 + 地头” 工作法实行以来，合盛堡乡共处理征地拆迁矛盾纠纷 48 件，矛盾调节处置率达 98.4%，全乡信访存量也降到5年来最低水平。为更好地解决土地纠纷多发、易发的难题，合盛堡乡在涉及土地权益方面，征地全程向村民开放、请村民参与，发放印有土地法规政策的 “口袋书”，制发 “涉农范本”，避免引发矛盾纠纷。
（三）红安百罗村的探索红安百罗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建立 “六队四会”，即 “铜锣联防” 队、巾帼志愿服务队、文化宣传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清洁乡村志愿服务队、森林防火志愿服务队，村民议事会、卫生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发展理事会，并制定章程和村规民约，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做到群众的呼声大家谈，群众的事情大家办、群众的矛盾大家调。
百罗村在处理矛盾萌芽时期，村卫生理事会迅速组织双方沟通，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促进意见达成一致。在乡村建设中，村民主动捐出宅基地，家家户户踊跃捐资，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在处理各类大小事务中，百罗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做到 “有事商量办、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近15年来，一直保持着零事故、零案件、零上访的纪录。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本土经验有哪些
（一）坚持党对乡村的领导党在乡村治理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村书记和村干部应以身作则，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积极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例如，在一些乡村地区，村书记带领党员干部率先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中，为村民树立了榜样。他们积极组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为改善乡村环境、发展乡村经济贡献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党员干部通过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让村民了解乡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增强村民对乡村发展的信心。同时，号召党员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村民共同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乡村治理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乡村治理中，制定村规民约结合法律法规，能够对村民进行有效约束。例如，辰溪县以加强村规民约规范运用为突破口，推进法治、德治、自治 “三治” 融合，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实施村规民约，确保村规民约体现党的意志主张、符合党的方针政策。
此外，利用积分制等乡村治理手段也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如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李庄子村用 “积分存折” 撬动了乡村的 “大治理”，涵盖了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从户厕改造到参加志愿服务，从孩子考入重点学校到拾金不昧等，都有相应的加分项。村民自行申请登记开户，自行上报加分内容，村委会核实确认后，积分可到村里超市兑换相应产品。短短半年，登记开户的村民达到36户，涉及人口超过150人。江西省也有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的典型案例，新余市的 “晓康驿站”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大余县打造 “时间银行” 助推乡村善治，渝水区创建 “道德积分银行” 等。
（三）建立在维护农民利益基础上的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始终把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能够促进和谐氛围，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例如，在乡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管，严格审核流转协议，确保流转协议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同时，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让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土地流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鼓励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产业，如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手工艺品制作等，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致富的路子。政府当好 “红娘”，帮助农民对接市场，解决销售难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在教育医疗方面，加大投入，改善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任教，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建立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乡村医生的诊疗水平，让农民看病不再难、不再贵。
通过这些措施，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让农民感受到乡村治理带来的实惠，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