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美就在于刚刚可能还在倾盆大雨，突然就又阳光四射。前一天是阴霾，而后一天就变成晴朗。而人类世界，也同样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变得丰富多彩，很难想象，一个统一步调所有人都想的一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歌都会变成一个调子，所有的画都描绘同样的东西，斑斓的世界立马变得枯燥和无趣了。
但我们在欣赏这些独立个性所带来的精彩的同时，也同样要承受另一个后果。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世界上不都是君子，很难做到在想法不同的时候依然平稳相处。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产生各自不同的看法，甚至就一个问题争锋相对的时候，从来也都是“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所以说，只要人的多样性依旧存在着，那么分歧就不可避免，由分歧所引起的争端就永远不断地上演。面对这些分歧和争端，有两种最简单的解决方式，要么就是漠视，就搁置问题，置之不理；要么就是征服，用威胁或武力的方式，消灭掉不同的看法，最终达成一致，就像很多人都说，“真理就在导弹的射程范围内”。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历程中，以上这两种最简单的办法，也被证明是代价最高的办法，搁置会让问题不断发酵，越变越大，而征服，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战争，甚至在冷战期间的核威胁一度可能将文明毁于一旦。
平克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人类社会中的暴力事件不断减少的结论。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达到统一观点的情形是逐渐减少的。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之所以能够站到地球生物链的顶端，主要也是得益于社会化，社会化的关键就在于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就在于达成共识。
暴力减少，而人类社群不断壮大的背后，表征的是人类寻找到了更有效的达成共识的方法，也就是诉诸理性，通过“讲理”来交换意见，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
抛开宏大的人类文明进程，就算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矛盾、摩擦同样每天都在产生着，是置之不理，还是刀枪相见，前者无法解决问题，后者解决了问题又如何，人都不在了，问题解决了有什么用？
所以“讲理”不仅仅是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润滑油，也是日常相处的润滑剂。虽然历史上不乏有很多人在不断探索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像在《非诚勿扰》中范伟发明的那个分歧终端机，抑或是博弈论，但最终逃不出“讲理”两个字。
什么是讲理？
讲理，或说理，在日常理解中，也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其目标就是解决分歧，在广义范围内，讲理的重点是讲，就是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其反面就是诉诸武力；在狭义范围内，讲理的重点是理，就是利用共同的理性和逻辑达成共识，其反面就是不讲理，也就是经常说的强词夺理等情形。
本质上来说，如果两方或多方，针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分歧的话，解决这个分歧的方式，一定要诉诸一种问题之外的第三方，比如诉诸武力或对话，所以讲理就是在这一步产生了。
而根据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观点，讲理也有三种主要的方法，就是诉诸对话的时候，对话本身只是一种形式，那么诉诸的根源就是在三个方面：情感、人格和逻辑。
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泛化的话，那么讲理就也同样有三种形式，以逻辑为主的理性说理；以情感为主的感性说理；以与问题无关的东西担保的信誉说理。
广义上来说，以上三个方面都是说理的方法，但从狭义的角度看，人们更多还是偏向于认为讲理就是用逻辑来说理，为什么感性的和信誉的讲理会没有逻辑讲理更有力呢。
说理的陷阱
在感性讲理过程中，大多时候调用的是人的同理心，激发一些人的情绪，如果从其目的的角度来说，是可以达到影响他人，并统一观点的。但就其方法的角度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以至于讲理可能会变成忽悠、蒙骗。
在很多社会事件的讨论中，人们互相说服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在运用感性讲理的方式。比如一个律师为了一个伤害他人的人辩护时，就会有人质问这个律师，如果受害者是你妈，你还会这么辩护么？这典型就是利用同理心，来去说理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买什么就是爱国，养宠物就是有爱心等等，这些说理结论虽然看起来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基本都是谬误。
大多数的感性说理，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谬误，只不过有些说理被用在正确的方向上，达到了好的效果，有些则被用来恐吓、威胁、欺骗。所以分辨感性说理的陷阱非常有必要，总的来说感性说理可能存在以下几种谬误：
1、诉诸情绪（焦虑、恐慌）：这种说理非常常见，比如“你再不学点东西就会被社会抛弃了”，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个道理。
2、诉诸未知（愚昧、无知）：这种说理有时候很隐蔽，比如说一个成功的领导，会说“只有我，才能带领企业扭亏为盈”，这个道理诉诸了一种未知的情况，甚至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根本无法检验的。类似句子非常常见“只有xxx才能救xx”。
3、诉诸大多数（大多数人、历史惯例）：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说服别人，会夸张地说“很多人都这样”或“他们都这么说”，当问他很多人是多少人，他们都是谁的时候，可能发现，也许只有一两个人是这样。同样，也有些感性说理会诉诸于历史的惯例，实际上都是通过对大多数的引证，来达到说服的目的。
4、诉诸自我认同：这种说理最常见的就是“是中国人就转发”等等，利用民族认同感、爱国情绪来进行说服。同时还有更加隐蔽的形式，利用了人的一种心理，比如人往往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那个，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时利用这种心理，构筑出一种“某某特色”的逻辑，也就是我们这群人就形成了我们的特色，在我们的特色里我们定义一切。
感性说理，实际上是说理最弱的形式，它在说理和非说理的边缘徘徊，甚至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引发谩骂或升级为武力。针对于说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戈德温法则——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Godwin）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纳粹或法西斯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线上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於1（100%）”。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也曾提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把对方比作纳粹或者希特勒，这明显是一种带有激情情感色彩的说理方式，想借此来去打压对方观点，证明自己的观点。而纳粹或者希特勒也只是个代名词，我们可以把戈德温法则中的希特勒换成任何一种不好的名词，比如恶魔、猪、狗以及其他带有诋毁意味的词，那就变成了网络骂战。所以感性说理最终，大概率会滑向骂战，甚至真实的争斗。
虽然感性说理的陷阱很多，但只要稍微冷静地去分析，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谬误。与之不同的是信誉说理的谬误往往会更加隐蔽，更加让人难以反驳。
信誉说理的谬误种类不限于以下几类：
1、信誉光环：这个很好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会引用其他的证据，说明自己的论点，比如某某大学研究，某某教授说怎么样，本质上这些跟问题本身没有直接关联，不过是借用了信誉的光环
2、动机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话我们听多了，包括更深更离奇的阴谋论也流传在各种事件周围，用一个假定的动机来推定问题的走向，是经常奏效的说服方法。
3、稻草人：也就是树立一个假想敌，抑或是把一个困难和问题无限夸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论证自己的目的和说服他人。
4、自爆：这个说服的逻辑就是就算我不好，你比我还差。你说我道德不怎么样，我不管我道德如何，我先把你的道德问题爆出来，说的好像很解气，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自己的问题如何。
5、就人论事：这个说理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也就是不管他是谁，他都是朋友；比如“你没有孩子，没资格谈论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种就是网络上常见的说理方式了。本质上，就是通过对发言者特点的分析，来选择赞同或反对，而不是考虑他的观点和态度。
为什么在感性说理和信誉说理当中，会有这么多陷阱呢？
其核心问题在于，它们所诉诸的东西是带有明显的缺陷的。
首先是不公平。比如把一个问题诉诸于一个人的人格或专业，教授说的就是对的，普通人说的就值得怀疑，这种偏见就会带来说理当中的不公平，问题就不再是说理，而变成了谁有资格说理，谁说的理更正确了。
其次是不稳定。人的感情是不稳定的，信誉也是带有偶然性获得的。举个最简单例子，如果一个人家在一条规划的公路上，却不同意搬迁。如果我们诉诸于大局诉诸于爱国，则可以说，他们应该考虑大局，应该支持建设，应该搬走。但如果我们就是那一家人，我们又该怎么想呢？当我们把很多矛盾问题诉诸于一种不稳定的理由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会发现，我们曾经支持的，却反过头来反对我们，当我们站在他们的反面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他们的敌人，而不再是那个支持过他们的人。
最后是不信服。情感是某个人、某群人的，你有你的，我也有我的，你的很难让我来信服。而信誉也是在矛盾焦点之外的东西，只能作为一种支撑，而不能决定问题的走向，所以这些都很难让大多数人信服，没有信服，就不可能达成公式。
那么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的、稳定的以及让大多数人都心甘情愿信服的说理结果呢？
逻辑说理和逻辑谬误
相对以上提过的两种讲理的方式，用逻辑的方法达到说理的目的，是目前被公认的最具有可靠性的说理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也提到了逻辑说理的三个要素：主张、理由和保证。
虽然后世有很多对于逻辑说理的扩充理论，如英国哲学家图尔敏提出了扩展的模式包括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
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在逻辑中最有名的“三段论”，就是逻辑推理的基本框架。三段论就是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
大前提：人都是会死的
小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
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会死的
对应到上面所提到的逻辑说理的三个要素来说，结论就是主张，理由是小前提，保证就是大前提。在很多时候大前提或者是保证往往会被当作常识被忽略，所以上面的三段论我们可以简化为一个命题“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人，所以亚里士多德是会死的。”
那么主张、理由和保证这三段模式，就是我们在逻辑说理过程中，要提供给对方的东西。我的主张是什么，支持这个主张的理由是什么，以及保证这些理由的合理的前提是什么。
不过从主张这个角度来看，还有两个类别，一个是事实主张，也就是对事实的探究，一类是观点的主张，也就是对实施的一些看法。那么事实主张，一般来说分歧不大，而很多时候，争议的地方就在于矛盾各方的观点不同。
那么对于不同的观点，人们主要争议的地方在哪儿呢？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马格拉斯曾经提出过四大争议点：事实、定义、品质、程序。在事实那一项中，对于既定的发生事实，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太大争议，这里的事实指的就是人们对于问题的观点。而观点的不同，核心的争议点就在于一些定义、品质和程序。
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定义就是划分问题的界限，问题应该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品质就是在界限范围内，讨论问题的内涵；而程序则是这个问题是如何组成的，该如何探讨，就像我们在法律问题中经常会要求的一个最基本条件——程序正义一样，程序虽然不涉及事情的本质，但其本身也会带来争议。
针对这些争议，逻辑说理就仿佛是一个拉锁，通过沟通的方式，将双方的观点拉合在一起，最终达成共识，但这也要求问题的各方能够在同一个平等的平台对话，同时环环相扣，符合逻辑的不断讨论下去。
说起来逻辑看似严丝合缝，但实际上，逻辑中的问题也并不比感性说理和信誉说理少，甚至很多逻辑问题隐藏得更深，更具有欺骗性。
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判断，而判断主要就是构成关系。实际上日常应用的逻辑，就是在不断地构成关系，对关系进行判断。那么在康德看来，关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就一个总体的存在以及它跟它的部分之间的关系；一类是同一时刻的关系；一类是前后相继发生的关系。
按照康德的分类，第一类总体存在以及跟它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判断，比如是否有一个棵苹果树，以及树上有几个苹果。这种判断相对来说不会引起太多的歧义。
而第二种，什么是同一时刻的关系呢。简单说，极致的情况就是在同一时刻里，苹果是苹果，但不能是梨子，也就是矛盾律。但推广开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康德所说的协同关系，比如我们五个手指同时存在，我们指出一根手指，它一定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其中的一个。
对于这种逻辑关系的判断，就会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有些说理就会刻意的简化情况，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那样，制造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假象。或者在原有的充分的选择空间里，去掉很多。比如本来有五种可能，但去掉了两种，让人觉得只有三种可能性，并最终推出结论。
在康德所说的第三种关系里，相继存在的关系，核心就是指因果关系。在逻辑问题中，因果错误是最多的。最常见的就是假的因果，比如鸡叫天就亮。还有注入循环因果的循环论证、泛化因果，甚至在一系列因果推论中都出现问题的“因果滑坡”导致因果链失效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变形，比如不当类比，也是一种创造因果的谬误。像是“祖国就是母亲，所以我们要像爱母亲一样爱祖国”，这个主张中，充满了类比。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它的逻辑是“我们爱母亲，祖国像母亲，所以我们爱祖国”，其中最关键的支撑主张的理由，竟然是一个比喻。
由此可见，即便是被公认逻辑说理，也同样包含着很多陷阱。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始终要保持警醒，不断的审视主张和理由之间的支撑，持续的检验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没有万全可靠的办法，只有谨慎的思索和认真的行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分歧问题上达成一致，不一定就只有征服和说理，比如还可以有爱，人们为了爱往往能够在分歧中妥协。但如果问题涉及到某些事实的判断，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最好还是用逻辑去说说理，而不是我爱你怎么都可以，或打赢我你就输了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