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会议进行的时候，很多受到饶激石等人影响的先后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此表示充分的肯定，并表示如果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讲的，会后可以写成材料。
不过在会议印发的材料中，却提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看了材料的潘汉年，心里不由得想起了12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潘汉年就亲自找了陈毅，将12年前自己私会汪精卫的事做了详细的汇报与检讨。
陈毅认为此事事关重大，第一时间赶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进行汇报，并转交了潘汉年所写的书面材料。谁知毛主席却面色严肃，直言:“此人不可信用。”
那么，作为我党高级干部的潘汉年真的是内奸吗？他私会汪精卫又是怎么回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来看看。
谍海风云潘汉年
凡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或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记得在这段时间的地下斗争事件中有一个名叫潘汉年的人。
1931年，中共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导致我们的白区工作环境变得十分凶险。
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共情报员，都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潘汉年也因此成为了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那一年的夏天，潘汉年挑起了中央特科的领导重任，他也没有辜负党对他的期望，迅速扭转了顾顺章叛变而造成的艰难局面，把特科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
为了更加有效的收集情报，潘汉年下了很多功夫。
他不但把许多社会名流纳入特科的情报网络，更是让自己昔日文坛战友夏衍等人也重新奋战在了情报一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张广大严密的情报网，就缓缓铺开了。在这其中，潘汉年功不可没。
当然在建立广泛情报网的同时，为了应对突发事变，潘汉年也经常转变自己的身份，作为调查员出现在情报网络第1线。
他有时会穿着西装，有时也会换上长袍马褂，更甚时会装成工人或混混的模样，悄然出现在街头巷尾。
总而言之，在情报系统的隐蔽战线上，潘汉年是一位极其传奇的人物。他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冷静沉着，令人钦佩不已。
有一天，潘汉年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不动声色的走进门，在进门前就高声喊道:“许玉文！你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忙了一天快饿死我了！”
潘汉年一边说，一边三步并做两步的爬上三楼的阳台，随后拿出一把特大的太阳伞，跳到了邻居的阳台上，借此逃走了。
这样的事儿也不止一次发生，有次他本是穿着西装出门的，回来的时候却穿着一身整整齐齐的厨师服。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那天，他正穿着西装在马路上行走，突然看到了几个行动鬼鬼祟祟的人正跟着自己。
他眼珠子一转，随即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了一家饭店。他看似是在寻找座位，实则是在观察盯梢的人:“这两个人果然是跟着我的……”
看到盯梢的人也走进饭店，潘汉年有些许紧张。不过游走在情报战线多年的他，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走进厨房，不知与厨师说了些什么，随后便换上了一身厨师服，戴上了口罩。
他随手掂起饭店的一只送饭篮，毫无破绽地走出了饭店的大门。
还有一个冬日的午后，他发现自己的家门口有几个探头探脑的人，一直在原地活动。他思来想去，最终穿上了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并把脸上也抹满了灰尘。
他哆哆嗦嗦地走，最终在敌人的面前光明正大地离开了住所。可以说，无数次的脱险都依赖于潘汉年的警惕。
从1931年到1933年的夏天，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他工作出色，为我党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战线情报。
而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常常出没在敌占区域主持情报工作。
他周旋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以及汪伪政权中，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建立了诸多功勋。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也一直坚持在国统区做情报与统战工作。
谁知没过几年，他就被以战争时期与汪精卫私会而定下“内奸”罪。
我们都知道，潘汉年是一个几十分谨慎的人，那么他又为何会与汪精卫私会？
汪精卫的圈套，潘汉年马失前蹄
1939年的秋天，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联系蒋介石的同时，也不忘联系我党。
在组织的同意下，潘汉年同志开始与李士群、胡均鹤等人接触，并设立了相应的情报站。
李士群
1941年1月，在胡均鹤的帮助下，潘汉年等几位同志顺利的撤离了敌区。
不仅如此，胡还两次派手下过长江给新四军送药品，这也让潘汉年放松了警惕。
1943年，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被任命为华中情报局部长。他也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负责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谁知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抗战形势非常严峻，这也导致潘汉年与李士群，胡均鹤的联系中断。
为了了解日伪对淮南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在与诸多同志商议后，潘汉年决定以身试险，自己亲自跑一趟。
当年批准潘汉年前去的人，就是饶漱石。在取得饶漱石的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自己的交通员，来到了上海。
谁也没想到李士群竟然在此地设下了圈套，而潘汉年作为一名老将，也不幸马失前蹄、掉进了敌人的陷阱中。
潘汉年来到上海的第1件事，就是找到胡均鹤:“李先生，好久不见。”
谁知李均鹤却满脸抱歉:“哎呀，潘同志你这次到的时间可不对。如今李士群在苏州呢，不如我们一同到苏州去谈论此事吧。”
所以在第二天，潘汉年就跟随胡均鹤来到了苏州。
谁知，却再次得到了李士群在南京的消息。胡均鹤装作不知所措的样子:“怎么又去南京了，要不我们去南京吧。”
李士群
这次潘汉年有些犹豫，南京毕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潘汉年对于胡均鹤的劝说，有些拿不定主意。不过为了搞到情报，潘汉年还是咬咬牙决定到南京去。
谁知到了南京，李士群却在会面中提出:“虽说此事不该与你提，但汪先生确实是要见你一面。他这一段时间心情并不好，听说你来了，心情变得很高兴，所以想与你好好谈上一谈。”
这话一说，潘汉年就知道为何李士群会将自己引来南京。李士群是想用潘汉年著名中共代表的名头在汪精卫面前邀功，这才想尽了办法，让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公开化。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以壮大被孤立的汪精卫政权。
汪精卫
再说到潘汉年身上，事情到了这一步，任谁都很为难。请示上级吧，此时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在此时也不是明确的做法。
一旦我们拒绝，极其有可能会激怒汪伪政府的人。那么我们再想从他们那里拿到信息，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虑了良久，潘汉年最终决定去闯一闯。所以在当天下午，潘汉年就在胡均鹤的安排下，到了汪精卫的公馆。
出来迎接的是汪精卫的秘书，随后便把他们带到了公馆的客厅。
两人经过短暂的寒暄，很快进入了正题:
“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在过去我也是主张联共的。谁知后来竟然发生了那么大的误会，你们和蒋介石联合起来没有什么搞头。蒋介石这个人我了解，他是搞独裁的。而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也想邀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面色不变，掷地有声地说:
“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政治会议的，上海共产党也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当然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传到延安，但我也清楚的认知到延安方面是绝不会退出重庆参政会，转到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沉默了片刻又说:“现在确实是个好机会，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也希望共产党考虑考虑我们。”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随后补充道:“你可以回去联络一下，之后的联系依旧可以找李士群。”
潘汉年想了想，在离开前对汪精卫说:“新四军发展的会越来越蓬勃，如果你将来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新四军不会跟你过不去的。我们是善良的，也会考虑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说完这话，潘汉年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不过按道理来说，潘汉年这次在南京知行确实违反了情报工作的规矩。
但是潘汉年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去往南京的，谈话本身也并没有透露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不过这次谈话具有的政治性和影响都是非常关键的，不说国共两党会因为此次会面而作文章，就潘汉年自己来说，也走不出这个坎儿。
所以在今后的多年里，他都没有透露这个消息。
担心被误解，潘汉年几次错过坦述机缘
那一年的4月初，潘汉年回到了我党的根据地。他很快向新四军军部汇报了日伪扫荡情报，而隐瞒了会见汪精卫的事件。
在潘汉年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损害党的利益。作为工作问题是无关大局的，加上那时政治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把问题复杂化。
所以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潘汉年并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此事。
当然这件事情也成为了潘汉年难以消除的心病，在后期也给他带来了终身的遗憾和痛苦。
在1945年，潘汉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时候，他本有机会向毛泽东汇报此事。
因为早在前往延安之前，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要员的消息。
那时国民党借着这个机会大力攻击中共，而作为漩涡中心的中共却丝毫不知情。
甚至对国民党造谣的行为大加斥责，并几次以中央的名义登报辟谣。这件事传到潘汉年耳朵里，他这才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他忍不住跑到了毛泽东那里，想向他坦白。不过在此次谈话过程中，因为是向领导检讨自己的错误。
加上这次错误已经被耽误了一年多，所以他的言谈举止更是前言不搭后语。这也导致毛泽东同志认为，潘汉年是因为饶漱石的告状而引起的失态。
所以在潘汉年还没有进入正题时，毛泽东就笑着打断了他:“你不用紧张嘛！你这些年的敌后工作，中央又不是不了解。组织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边的谣传我们都不相信，中央一定会为你做主澄清的！”
毛泽东同志把话说到这里，潘汉年更是感到惶恐不安。他一边为毛主席的话感到十分感激，又为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和关怀感到羞愧。
心里的虚荣和骨子里的害怕，让潘汉年失去了坦白的勇气，这一耽搁又是许多年。
这一拖就拖到了1954年，这才有了开篇毛主席:“此人不可知信用”的批示，潘汉年也因此被捕，从此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1977年4月14日，永远离开了人世。
有错必纠，潘汉年冤案昭雪
实际上按照常理来说，也不怪当时的人会怀疑此事。毕竟那个时局敏感，加上潘汉年胆怯，将事情一拖就是这么多年……不过潘汉年毕竟有功，所以在他案发后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在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引下，开始对一些历史性问题进行调查。
潘汉年案，也被提上了日程。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同志曾是潘汉年的老战友，他也亲自查阅了当年潘汉年一案的资料，开始对此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
对于潘汉年一案，陈云是这样说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同国民党接触的只有三个人，而如今也只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我再不说话、再不调查，就没有人知道了。”
不过那时党内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他们抓住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不放。不过后期经过复查，此次会面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我党的利益，潘汉年所说的也不过是应付之词。
所以最终在1982年8月，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
并在随后高度评价了潘汉年的一生，直言潘汉年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十分忠诚，对抗战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4月15日，在党中央的批准下，潘汉年与妻子的骨灰，从湖南迁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虽然这个昭雪来的比较迟，潘汉年也早已长眠地下。
不过此番昭雪，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不论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论。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更不会忘记他这位党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