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是一位史学批评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王若虚的史学批评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宇内小康”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南宋政府实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平均田制”，使得经济繁荣起来。

文化方面，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如苏轼、辛弃疾等。然而，南宋时期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特别是金朝的崛起，给南宋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金朝在金世宗时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上实行了“皇帝封禅”制度，经济上实行了“均输法”，文化上则强调儒家思想。

金朝的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后来的文化思潮都与金朝的思想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朝与外界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在南宋和西夏的关系中，金朝与西夏建立了联盟关系，对南宋发动了多次侵略，最终在南宋时期灭亡。在与蒙古帝国的关系中，金朝经历了多次战争，最终在元朝的攻击下灭亡。

王若虚生于元代，他的师承与入仕经历都是在南宋时期。他的师傅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杨万里，王若虚在杨万里的指导下开始对古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王若虚曾经入仕元朝政府，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理想追求，他最终选择了隐居，并继续进行文学研究和创作。

王若虚的交友广泛，他和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钱钟书、贾平凹等人都有过交往。同时，他还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鲁迅有过一定的交流。

王若虚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非常深入和全面的。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如《中唐诗论大系》、《明清小说批评史》等。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严谨，主要采用了历史文献的考证和文本批评的方法，以及对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比较研究等。

王若虚认为史学的核心是史事，而史事的采撰和考证是史学的基础。他强调史学要以“实证”为核心，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比对，对史事进行严格的考证和分析。

在实践中，王若虚注重收集和整理史书、笔记、家谱等各种文献，对其中的史事进行比对和验证，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在史事的考证方面，王若虚强调要注重考证的方法和过程，要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对和整理，来确定史事的真伪。

他认为，史事的考证需要注重细节，要从文献的篇章结构、用词用字、人物形象等方面入手，全面考察史事的背景和情境，以确保考证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在史事的采撰方面，王若虚强调要注重文献的分类和整理，对文献的来源、时代、地域等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以确保史事的来源清晰、真实可信。

同时，他也注意到要注重对史事的评价和分析，深入探讨史事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史事对当时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王若虚强调史学研究需要考虑到史法、史义和史文等方面。在史法方面，他强调要注重史书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以及文献的整理和传承。

在史文方面，他强调要注重文献的语言、文风、艺术特色等方面，深入探讨史文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以及文学对史学研究的启示和帮助。

在史法方面，王若虚认为史书的体例和写作方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他注重对史书的整理和比较，深入探讨史书的成书背景、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史书的传承和流传过程，从而了解史书的体例和写作方法的演变和变化。

在史义方面，王若虚认为史学研究需要注重史事的意义和价值。他强调史事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及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启迪。

他也认为史学研究需要注重历史的哲学和思想内涵，深入探讨历史的文化和思想传承，以及历史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王若虚强调，史学家需要有一定的史学德性，即严谨、正直、诚实、客观、公正的史学品格。他反对“好异喜凿”、“以意为史”、“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历史研究态度。他认为历史研究需要立足于实证，遵循史料的规律，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而不是凭空臆造。

此外，王若虚还反对个人喜好、臆断所作的不实记载。他认为史家应该尽量避免对历史进行价值判断，不应该因为个人喜好而对历史进行歪曲和篡改。史家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为后人提供客观的历史资料和参考。

在王若虚看来，史学家需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认为史家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深入挖掘历史文献中的珍贵信息，通过分析比对，还原历史真相。同时，史家还需要具备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能够抓住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对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分析。

王若虚在研究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也对宋代诸史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宋代史学在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就说宋祁的《宋诗选》，在王若虚看来这就是一部重要的诗歌选本。他认为宋祁在诗歌选本的编纂和注释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同时，他也赞赏了宋祁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宋祁的《资治通鉴后集》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历史著作。

宋祁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历史进程”的概念，认为历史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这一概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王若虚也是毫不怀疑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他赞赏司马光的史学方法和史学态度。他认为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遵循“平实叙述”的原则，坚持用实证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没有随意添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认为司马光的史学方法和态度，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王若虚在研究宋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也对苏轼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史学素养。

他认为苏轼的历史观念比较开阔，他能够把自己的历史观念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他认为苏轼的史学素养，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若虚在研究宋代文学史的过程中，还对其他一些史学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些史学家在历史叙事、史学方法和史学态度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成就。通过研究这些史学家的作品，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宋代史学的发展和演变。

义理之学起源于汉代的儒学思想，强调天理人情，提倡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之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金代是义理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义理之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金代的义理之学将儒学思想和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强调“兼明大道”，即儒、佛、道三教合一。

王若虚的史学批评中融合了义理之学的思想。他认为，历代的史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应该结合这些背景来分析史书中的事件和人物。

同时，王若虚也强调“理”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理性思维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

王若虚在对《史记》和《汉书》的批评中，也体现了他的义理倾向。他认为，《史记》和《汉书》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在对这些史书进行分析时，王若虚更加注重史书中的义理内容，认为通过分析史书中的义理思想，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王若虚的史学批评中，他也对名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名教是指传统社会中的礼教制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若虚认为，名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在对名教问题的研究中，王若虚也体现了他的义理倾向，认为名教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义理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