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延安的特务有多猖狂？毛主席贴身警卫员，曾被活着抬进太平间

1937年，延安，这片红色的革命圣地，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较量。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派遣特务渗透进延安，企图打击中共的革命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位名叫吴吉清的年轻警卫员，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遭遇。作为毛主席的贴身警卫，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伤寒，却不知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当他被送入医院后，一位看似普通的医生对他实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这个医生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将一个还活着的病人送入太平间？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特务与革命者的较量中，延安的同志们是如何与这些隐藏极深的敌人展开斗智斗勇的较量的？

一、特务渗透的始末

1937年春，戴笠在重庆组建了军统局特务训练班。这些特务经过严格训练后，被派往延安执行渗透任务。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打入延安，有的假扮流亡学生，有的伪装成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还有的则以被俘虏的国民党军人身份混入。

为了确保特务身份不被识破，军统局专门为这些特务制作了详细的假身份履历。每一个特务都经过了长达半年的特殊训练，包括延安方言学习、革命理论知识背诵、革命歌曲演唱等。他们甚至还要背诵红军长征路线上的地名，熟记延安周边的地理环境。

这些特务进入延安后，首先会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有的到医院当医生，有的在机关做文员，还有的则在后勤部门工作。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容易接触重要情报又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岗位。

1938年2月，延安出现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一名在延安医院工作的医生竟然在给伤员治疗时在药物中掺入毒物，导致多名同志伤情加重。经查，这名医生正是军统局派来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暗害革命同志。

与此同时，军统局还在延安周边的农村安插了大量情报员。这些情报员通过与当地农民建立关系，打探延安的军事部署和重要人物行踪。他们利用农村集市、宗教活动等机会传递情报，有时甚至把情报藏在农产品中运送出去。

1939年初，延安又破获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务小组。这个小组以收购物资为掩护，专门打探延安机关的布防情况。他们将情报用特殊墨水写在信纸上，再通过邮寄家书的方式传递出去。

到了1940年，特务的渗透手段更加隐蔽。他们不再贸然行动，而是深入基层，逐步打入重要部门。有的特务甚至在延安工作多年都没有暴露身份。他们通过长期观察，搜集革命同志的详细资料，为后续行动做准备。

这些特务不仅针对重要机关和人物，还试图破坏延安的军需供应。1940年夏天，延安兵工厂接连发生了几起零件损坏事件，导致一批武器无法及时生产。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名特务故意在生产过程中做手脚。

军统局的特务活动给延安造成了严重威胁。他们不仅刺探情报、破坏设施，还多次策划暗杀行动。1941年，就有特务企图在延安文艺演出时实施爆炸，所幸被提前发现。

二、生死较量

1937年深秋的一天，吴吉清在执勤时突然感到浑身发热。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仍坚持在岗位上工作。但随后几天，他的体温持续升高到39度以上，最终在一次整理文件时晕倒在办公室里。

事情很快惊动了毛主席。考虑到吴吉清的症状可能是伤寒，毛主席立即安排他住进了延安战地医院。在医院里，一位自称姓李的医生负责治疗吴吉清。这位李医生声称自己是在救济寺战役中投诚的国民党军医。

李医生接诊后，给吴吉清注射了一种据说能够退烧的药物。然而，打完针后吴吉清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症状。他开始出现剧烈腹痛、呕吐，甚至多次休克。但李医生却坚持说这些都是伤寒的正常反应，继续沿用原来的治疗方案。

就在吴吉清住院的第九天，谢觉哉恰好路过医院来看望他。当时的吴吉清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还能和谢觉哉进行交谈。谢觉哉发现吴吉清的嘴唇有异常的青紫色，这与一般伤寒病人的症状并不相符。

第二天一早，谢觉哉再次来到医院探望，却发现吴吉清的病床上已经躺着另一个病人。询问护士，对方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情况。谢觉哉立即找到李医生，李医生却冷漠地表示吴吉清已经死亡，遗体被送到了太平间。

谢觉哉对这个说法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注意到李医生在回答问题时目光闪烁，而且对于病人死亡这样的重大事件，医院居然没有向上级报告。更可疑的是，李医生极力阻止谢觉哉去太平间查看遗体，借口是伤寒具有传染性。

在谈话过程中，谢觉哉开始仔细观察李医生。他发现这位医生虽然能说出救济寺战役的细节，但对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和延安情况却答不上来。而且，他给病人开的处方中有些药品组合明显违反医学常识。

就在这时，一位负责清洗病号服的护工张秀英找到谢觉哉，悄悄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发现：今天凌晨，她看见两个陌生人把一个被捆绑的人抬进了太平间，那人的手指还在微微动着。

谢觉哉立即组织人手包围太平间。当他们破门而入时，发现吴吉清被绑在一张担架上，嘴被布条堵住，但人还活着。在太平间的角落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注射器和不明药物。

这时李医生突然从太平间的后门逃窜，但很快被守候在外的同志抓获。经过突审，李医生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专门负责在医院里毒害重要的革命同志。他们的惯用手法是，先用药物控制病情，等病人虚弱后再注射毒剂，最后趁着夜色把还活着的人转移到太平间，等人断气后再秘密处理尸体。

三、潜伏者的手段

经过突审，李医生这个特务案件揭开了延安特务渗透的种种手段。军统特务在渗透延安时，采取了一套完整的身份伪装系统。他们通常会选择三类身份：投诚的国民党军人、流亡学生或是普通农民。每一个特务都会经过严格的培训，掌握与身份相符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细节。

以李医生为例，他在潜入延安前，在重庆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医学培训。军统特意安排真正的军医教授他基础医疗知识，让他能够应付日常的医疗工作。同时，他还要背诵救济寺战役的具体细节，包括战斗经过、地形地貌，甚至是当时的天气情况。为了让身份更可信，军统还特意在他的右臂上留下一道疤痕，伪装成战斗时留下的伤疤。

特务在医疗系统的渗透尤为严重。据统计，1937年到1941年间，延安各医疗机构共发现特务23名。这些特务大多通过伪装成医生、护士或勤杂人员混入医院。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接触重要人物的岗位，如外科医生、专科医生等。

在毒害革命同志时，特务们也有固定的手法。首选是在药物中掺入无色无味的毒剂。这些毒剂大多是经过特殊调配的，起效慢、症状和一般疾病相似，不容易被发现。他们还会利用注射的机会，在针剂中加入有害物质。有时，他们甚至会在病人的食物中下毒。

特务们在延安建立了严密的地下情报网。他们采用＂枫叶＂式的组织结构，每个特务只和一到两个联络人接触，互不了解其他成员的身份。情报传递通常采用＂死信箱＂方式，在预定地点交换情报，避免直接接触。他们还开发了多种隐蔽的传递方式，如将情报藏在鞋底、书籍夹层，甚至用特殊墨水写在普通信件上。

在心理战术上，特务们也有独特的方法。他们会刻意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热情，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和劳动。有的特务还会主动检举其他可疑分子，以此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与同志交往时，他们往往表现得谦逊、热心，经常帮助他人解决生活困难。

特务们还特别注重收集个人信息。他们会记录下接触对象的作息规律、生活习惯、社交关系等细节。这些信息不仅用于执行任务，还可能被用来威胁或策反目标人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利用革命同志的家庭关系，通过威胁家人的方式达到目的。

军统特务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利用人性弱点。他们会观察同志们的性格特征，针对性地施加影响。对于年轻同志，他们可能会以革命前辈的身份给予＂指导＂；对于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则会通过不断制造矛盾，影响其工作效率。有时，他们还会散布谣言，制造同志之间的不信任。

在工作岗位上，特务往往会选择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实际重要的职位。如档案室管理员、通讯员、总务人员等。这些岗位虽然不显眼，但能接触到大量机密信息。他们会利用工作便利，复制重要文件，或者记录下重要会议的内容。

四、全面反特的序幕

吴吉清事件成为延安展开全面反特斗争的导火索。1941年春，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成立了专门的反特工作组，由康生亲自负责指导工作。工作组首先对延安地区所有机关、部队、学校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

排查工作采取多层验证的方式进行。首先是对每个人的入党经历、参军经历进行核实。工作组派人前往各地实地调查，核实相关人员所声称的经历。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多起伪造履历的案件。比如，有一名自称是西安学生运动领袖的特务，经查证该人根本未曾在西安读过书。

其次是建立了严密的人员监控系统。在各个单位设立专门的安全联络员，负责收集和报告可疑情况。工作组还在延安城内设立了多个秘密观察点，对重点区域进行24小时监视。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就发现了几处特务的秘密联络点。

1941年夏天，反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工作组在延安新华印刷厂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下电台。这个电台伪装在印刷机的底座里，每天凌晨都会向重庆发送情报。顺着这条线索，工作组一举捣毁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特务情报网。

为了防止特务继续渗透，延安还建立了严格的人员审查制度。所有新到延安的人员必须经过三级审查：第一级是入城关卡的身份核查，第二级是所在单位的背景调查，第三级是保卫部门的深入审查。只有通过全部审查才能正式安排工作。

同时，反特工作组还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手段。他们在重要路口安装了隐蔽的照相设备，记录所有过往可疑人员。在邮政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检查岗位，对所有出入延安的信件进行检查。为了防止特务利用暗号传递情报，工作组还破译了多种密码本。

在医疗系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定期参加业务考核，凡是专业知识可疑的人员立即停职调查。药品管理也实行双人双锁制度，所有药品的使用都要有详细记录。病房安排上，重要同志的病房必须由可靠的医护人员负责。

1942年初，反特工作又有重大进展。工作组在延安南郊一个农家小院发现了军统特务的秘密训练基地。这个基地表面上是个普通农户，实际上却藏有大量特务活动物资，包括电台、密码本、伪造证件的工具等。通过突审特务，获取了更多军统特务组织的情报。

工作组还特别注意发动群众参与反特斗争。在延安城区和周边农村，组织了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小组。这些小组由当地群众组成，负责巡逻防范，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通过群众的力量，多次发现了特务的藏身之处和联络据点。

在反特斗争中，工作组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特务甄别方法。包括观察工作态度、检查业务能力、核实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重要岗位工作的人员，要求必须有多个老同志作证。这种方法使得特务很难再混入重要部门。

五、沉重的代价

延安反特斗争取得重大成效的背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整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间，仅在延安地区就有超过50名革命同志因特务活动而牺牲。其中，医疗系统的损失最为惨重。

1938年8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志远在一次手术中被特务注射了含有剧毒物质的药物，当场倒在手术台前。张志远是延安地区为数不多的外科专家，他的离去给医院的救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他去世后的三个月里，延安地区所有复杂的外科手术都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区进行。

1939年春，延安卫生学校的教导主任李明华在一次下乡义诊时被特务暗害。李明华长期负责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医护骨干。特务们在他的饮用水中投放了慢性毒药，使他在回校途中病倒，经抢救无效后去世。

特务的破坏活动还造成了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的损失。1940年冬，延安制药厂遭到特务的蓄意破坏，一批即将投入使用的青霉素制剂被污染。这批药品本应用于治疗前线伤员的感染，其损毁直接影响了数百名伤员的治疗。

在文教系统，特务的破坏同样触目惊心。1941年初，延安大学图书馆遭到特务纵火，珍贵的医学文献和科研资料付之一炬。这些文献中包含了大量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其损失无法估量。

特务的渗透还造成了一些重要医疗项目的中断。1940年下半年，延安正在进行的伤寒疫苗研制工作被迫停止，原因是实验室的关键数据被特务窃取并破坏。这项研究本可以为根据地的防疫工作提供重要支持。

在基层医疗站点，特务的破坏更为频繁。1941年，延安周边的12个村级医疗站有7个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务们通过污染药品、破坏医疗器械等方式，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某些偏远地区的群众不得不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能获得基本治疗。

特务的渗透还造成了医疗系统内部的人心惶惶。一些医务人员因担心被诬陷而不敢大胆工作，有的甚至不敢独自为病人开药。这种氛围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一段时期内，延安的一些专科诊室不得不改为多人联合会诊的方式。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重要的医学研究被迫中断。1942年初，延安正在进行的中医药研究项目被迫停止，原因是项目组的几名核心成员接连遭到特务迫害。这些研究本来可以为革命根据地开发更多适合战时条件的治疗方案。

在这场残酷的较量中，许多默默无闻的医务工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中有的是在工作岗位上遭到暗害，有的是因发现特务线索而被灭口，还有的是在抢救被特务毒害的同志时不幸中毒。这些牺牲者的名字，大多没有留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