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连月光都带着铁锈味的年代。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2年4月20日，那天正是谷雨，我正在堂屋里纳鞋底，父亲把一张红纸拍在桌子掉了漆的八仙桌上，震得搪瓷缸里的凉水泛起涟漪。我捡起来打开，红纸上印着猩红的双喜字。

我心里不甘，目光却不敢和父亲对视，稍微抬上点看到堂屋墙上，那里贴着毛主席像，两侧还挂着父亲当上革委会副主任那天领回来的"批林批孔积极分子"的奖状，红底金字，在暮色里泛着冷光。

"下月初八，你嫁到河西周家。"父亲卷着旱烟，火星在昏暗中明灭，像悬在黑夜里的独眼。

我手里的纳鞋底针猛地戳进指腹，血珠滚落在未完工的千层底上，霎时绽开一朵小小的腊梅。

灶房传来母亲压抑的抽泣，混着柴火的噼啪声，像是灶王爷也在叹气。

"周家是地主成份！"我听见自己尖利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得陌生，"上个月他们还在晒谷场挨批斗，您现在要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

父亲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烟袋锅在桌角敲出刺耳的声响。

门外，暮色中飘来生产队收工的哨声，惊起老槐树上的两只乌鸦，乌鸦飞起翅膀扑棱声，好像带着不祥的意味。

"你懂个屁！"短暂的沉默后，父亲突然暴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周家小子在农机站当技术员，公社王书记点名要保的人。你嫁过去，咱家成分才更清白......"

母亲突然冲出来，紧紧抱住父亲扬起的胳膊，她的粗蓝布大胸襟罩衫上，还沾着几点猪食的污渍。

我看见，母亲鬓角的白发在我面前颤抖，像一朵秋后暮色田埂上零落的芦花。

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所有，革委会办公室里新贴的"揪出隐藏的保皇派"大字报，连着三天出现在我家院墙外的石灰标语，还有，父亲突然开始夜夜咳嗽的毛病。

婚期定在6月5号，那一天刚好又是芒种。

自从那天父亲把我的婚事定下来之后，我从最开始的愤懑，到逐渐地明白父亲的苦衷，于是也就默认了这门婚事。

只是我没想不到，自己一生最大的一件事，风起于于谷雨之初，结果于芒种之际。这两个农历节气，对农村人来说都无比重要，难道，我的一生，就真的被囚禁在这片黄土上？

张德亮，就是我将要嫁的未婚夫，一个高高瘦瘦的男青年。我和他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曾经是同学，只是他比我高两届而已。

在我的印象中，张德亮并不讨人厌，相反，他的成绩优秀，甚至还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只是后来，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后，就没有人见到张德亮笑过——他父亲是地主，甚至是我们公社唯一的地主。

几乎是一夜之间，张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张德亮也成了地主崽子，再也不是同学们眼里的学霸。

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张德亮一直敬而远之，知道不能和他走近，那样自己就有麻烦，还会给家里也带来麻烦。

可我没有想到，自己长大后，父亲竟然让我嫁给他！按照父亲的说法，而且还是为了“改善”我们家的窘况。

我们家其实是根正苗红的清白人家，别说三代贫雇农，可能祖宗十八代也没出过几个能吃饱饭的。于是，运动开始后不久，父亲就被“提拔成了革委会副主任。

按理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像父亲这样的庄稼人还当了点领导，至少不应该有什么威胁吧？

这个疑问，直到我第一次真正和张德亮以未婚夫妻的关系见面时才知道。

那天是父亲的生日，张德亮上午来了我家，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进屋后从里面掏出来一个酒瓶：这是我偷偷去福安大队买的红薯烧，您尝尝。

父亲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打开瓶盖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抿紧嘴瞪了瞪眼，脸上尽是满足。

父亲最喜欢喝几口，自从当了副主任之后，明面上很少再“开酒戒”，貌似已经很久没喝过红薯烧了。

父亲满足了一阵，最后低声叹了口气说：孩子，难为你了，这年岁小心点，今后别搞了……

张德亮轻轻地说：这是我父亲的要求，也是我自愿去的……

父亲问：你父亲好点了吧？

张德亮点了点头：最近没怎么挨批斗，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父亲让我和您说声谢谢。

父亲伸手拦住他继续说：你父亲是全公社最好的医生，一辈子救了多少人？我要是没当这个副主任也无能为力，既然有机会，就得帮他一把。

父亲的眼神越发深邃起来，语气却轻松了许多，甚至连坐在一旁的我也感受到了他的一丝柔情：现在都是一家人也，也不用说这样的话了……

张德亮点了点头，眼光看向我，我脸上一红，不由得生起一丝羞涩，低下了头。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匆匆结束。

再后来，我们家有什么事，他总会出现，只是一般都选在黄昏前后。我们也会说说话，就在我家门口那条小河边。渐渐地，我觉得和他在一起也不错……

芒种那天终于还是到了，我穿着新做的红布衫坐在牛车上时，田里的稻苗已经一片青绿。

周家老宅的门楣上，"打倒封建余孽"的标语墨迹未干，张德亮站在廊下接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未来的公公没有露面。

喜宴只有两桌。公社干部们喝着脸红的散装白酒，说着我听不懂的"履带式收割机"、"柴油机维修"。

张德亮挨个敬酒，背挺得笔直，可当他转身时，我看见他后颈处有块铜钱大的疤，在浆硬的衣领间若隐若现。

新房是西厢房改的，墙上新糊了一层旧报纸，遮住了斑驳的墙皮。我缩在雕花木床的最里侧，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蛙鸣。

那一晚，张德亮在八仙桌前坐了整夜，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晃得那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字样支离破碎。

天快要亮时，我迷迷糊糊看见，张德亮在轻手轻脚地往藤箱里塞什么东西。一丝晨光漏进窗棂的瞬间，我瞥见箱角露出一角蓝封皮，依稀像是老师没收过的"毒草"一类的书。

这种诡异的平静持续了半月。直到夏至那天晚上，闷雷在云层里翻滚，我在供销社加班清点完库存，抄近路从晒谷场回来。

老远就看见家里的方向火光冲天，批斗会的口号声混着蝉鸣刺破夜空。

"打倒封建余孽张明方！"

我僵在会场边上，看见张德亮的父亲、我的公公被反剪双手按在条凳上，花白的头发在火光中像团乱麻。

人群里突然飞出来一道黑影朝我冲来，我认出来了，那是大队会计家的二儿子，他手里的钉耙闪着寒光。

我的身体比脑子动得更快，等我反应过来时，已经被扑倒在公公佝偻的背上。右肩传来撕裂的剧痛，耳边炸开张德亮的嘶吼，像是受伤的野兽。

我几乎麻木了，冰凉的雨点砸下来，混着血水在青石板上蜿蜒。

后来很多个夜里，我总梦到那场暴雨：丈夫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卫生所跑，他的后背比看上去宽阔得多，雨水顺着他的下颌流进我衣领，烫得惊人。

赤脚医生包扎时说，如果钉耙再偏半寸，就会伤到筋骨，张德亮握着我没受伤的左手，我觉得，他的指尖比秋风里的南瓜叶还要抖得厉害。

那晚，我们第一次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和衣躺在床沿，呼吸声轻得像是怕惊碎乐外面的月光。

我数着他中山装第三颗纽扣的纹路，突然听见他问："你识字的吧？"

我愣住，想起十四岁那年，自己偷听牛棚里下放教授讲课，被发现后父亲用竹条抽断了两根。

"藤箱最底层......"他的声音像浸在露水里，"有本《飞鸟集》，你要是怕，我明天就烧了。"

惊雷炸响的瞬间，我看见他眼里晃动的光，和那夜煤油灯下的影子重叠在一起。雨声中，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左眼角有颗泪痣，像是宿命落下的标点。

过了一个月，父亲突然来了我家，一头就进了公公的屋。

没多久，我听到一个惊叫声传出：真的！？县里通知今后不许再批斗我？

那一晚，我特意宰了家里唯一一只母鸡，公公和丈夫陪着我父亲喝了几杯，我突然觉得，黑暗中透出了一丝亮光。

秋分那天，我在供销社仓库里发现本残缺的《赤脚医生手册》，随手翻了一番就喜欢上了。于是带回了家，深夜凑在油灯下抄写时，张德亮默默推过来半瓶蓝墨水。

他的字迹工整得惊人，在泛黄的纸上开出朵朵墨梅。我们开始用这种方式"说话"，在账本背面写泰戈尔的诗，在化肥袋空隙画速写，像两个在麦田里藏宝的孩子。

公公知道了我捡回来的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也知道了我一直在抄写，更知道了，我很喜欢医学。

那天从供销社下班回到家，公公破天荒地坐在堂屋里：小梅，从今晚开始，我教你学医吧，你的那本书，太简单了……

公公不用担心被批斗了，但还是不能去医院，却隔三差五有人来家里请他看病。

但每天晚上，公公总会教我学习，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西林油到阿司匹林，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默默完成着公公布置的作业。

我“上课”或者做作业的时候，丈夫也会捧着书陪着我，有时候是飞鸟集，有时候是什么农机大全。

立冬后的寒夜，我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感觉有人用白酒替我擦身，滚烫的额头贴着冰凉的搪瓷缸。

晨光初现时，我才勉强睁开眼，看见张德亮蜷在藤椅里睡着了，膝头摊着那本《飞鸟集》，泛黄的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

惊蛰的雷声惊醒大地时，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外面的油菜花正在盛开。

接生婆说，娃儿眼睛像她爸，眼角有颗小小的泪痣。张德亮抱着襁褓的手抖得厉害，却记得把温在灶上的红糖水吹凉了喂我。

那年腊月，父亲顶着大雪来送年货。他站在院门口迟迟不进来，直到看见外孙女挥舞着的小手里攥着颗水果糖，突然老泪纵横。

张德亮默默把煨在火塘边的烧酒递过去，两个男人的影子在雪地上拉得很长。

三年后，公公回到了省城的医院，我们一家全部搬到了省城，而我供销社的那份工作自然没了，于是就成了公公的助手。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公公在省城有那么大名气，还有那么多外地来的医生找他，大家都叫他老师。

后来，公公老了，我也成了一个医生，公公对别人说，我继承了他的衣钵。

丈夫去了农机公司，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和粮食打交道，用自己做的农机，种自己的粮食。

几十年过去了，公公和父亲已经作古多年，连我们夫妻都垂垂老矣，回到了枫树湾养老。

如今，我们老屋的窗台上，那本用红绸布包着的《飞鸟集》，依然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