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是她？”三婶神秘兮兮地笑着，嘴角压也压不住的得意。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她什么意思，就顺口问了句：“谁啊？”

“明天你就知道了，记得上午去村头的小树林。”三婶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就走了，留下一脸懵的我站在原地。

1976年7月，我从部队创作组回家探亲。穿着这身绿军装，走在村里确实挺风光。村里的孩子围着我转，大人们见着也热情，左一句“军人回来了”，右一句“辛苦了”。可我心里清楚，穿着这身军装回家，母亲比谁都高兴。她不是图我风光，而是盼着我趁这身军装的“热乎劲儿”，赶紧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你都二十三了！还拖着？拖下去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母亲这几天嘴里就没闲过。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我总觉得别扭。探亲假才刚过一半，母亲和三婶轮番上阵，硬是要给我介绍对象。这不，三婶刚才那话，八成又是安排相亲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干净的军装，帽徽擦得锃亮，母亲还特意叮嘱：“记得多说话，别耷拉个脸，吓着人家姑娘！”我随便应了两句，心里却有些打鼓。

村头的小树林里，三婶早等着了。远远地，我就看到她身边站着个姑娘。姑娘穿着一身绿军裙，脚上是一双白球鞋，肩上搭着条毛巾，手里拎着个小挎包。看起来干净利落，站在人群里很显眼。

“来啦！”三婶冲我招了招手，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快过来，这就是林梅，咱邻村的姑娘，也是部队上的。”

“你好。”林梅轻轻点了下头，声音不大，但很清脆。

我点点头，瞥了她一眼。林梅长得挺秀气，皮肤不算白，但很健康。一双眼睛特别有神，笑起来带着点俏皮劲儿。

“你也是军人？”我随口问了句，心里多了几分好奇。

“嗯，在后勤，整理物资档案的。”林梅笑着答，声音里透着点自豪。

“后勤好啊，清闲。”我随口接了一句。

林梅一听，眉毛一挑，似乎有点不服气：“清闲？你要是见过我们那些成山的物资清单，就不会这么说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倒是乐了，觉得她倒挺有意思。没什么扭捏，话也多，跟她聊天一点不费劲。三婶看我们聊得挺好，没多待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三婶和母亲又安排了几次见面。我和林梅一起去镇上的供销社买东西，还一起去村里的小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她性格活泼，见谁都笑，连我一向严肃的父亲都夸她“嘴甜”。可说实话，我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探亲假很快到了尾声。临走前，林梅主动跑来送我。她把一包点心塞到我手里，笑着说：“这是我妈做的，带回去尝尝，有空记得写信。”

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些复杂。她是个好姑娘，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差了点什么。

回到部队后，林梅倒是写了几封信来。我认真回了，但心里始终没起什么波澜。每次拿起她的信，我总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也就到这儿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忙着训练和写作，渐渐把这事抛到了脑后。可谁知道，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

那是9月的一天，我们连队接到紧急任务，要去支援附近一处塌方的工地抢修。现场乱成一团，大家都忙着搬石头、疏通水渠。我刚搬完一块大石头，忽然听到有人喊：“快抬担架来！”

我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担架上的人居然是林梅！

她的额头满是血，脸色惨白。我冲过去，跟着担架一路跑到急救站。医生说她伤得不重，就是擦伤和轻微脑震荡。我这才松了口气，可心里却怎么都平静不下来。

后来才知道，林梅所在的后勤部门也被调来支援。塌方的时候，她为了救一个被困的村民，才受的伤。我坐在她床边，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一阵阵发酸。这时候，她忽然睁开眼，虚弱地笑了笑：“怎么是你？还挺巧。”

我没说话，只是握住了她的手。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林梅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清闲的后勤姑娘”。她有勇气，有担当，也有一颗善良的心。而我，可能真的错过了一个值得珍惜的人。

林梅康复后，我开始主动给她写信。我们的通信越来越频繁，感情也渐渐深了起来。母亲知道后，乐得合不拢嘴，三婶也直夸我“有眼光”。

可感情的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1977年初，我接到消息，林梅调去了更远的后勤基地。那里条件艰苦，通信也不方便。她的信渐渐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那段时间，我一边忙着准备退伍，一边忍不住胡思乱想。有时候我怀疑她是不是对我没感觉了，又或者，她是不是遇到了更好的人。

直到我退伍回家后的第二个月，林梅忽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她拎着个行李箱，站在院子里，脸上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我转业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五味杂陈。她放下行李，轻轻说：“其实我也犹豫过，但后来想明白了，离得再远也没关系，只要心在一起就够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融化了。

后来，我们在镇上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乐队，但亲朋好友们的祝福却让我觉得无比温暖。

再后来，我们一起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书店。日子虽然平淡，但每次提起当年的事情，我总会笑着说：“幸亏你当年摔到了我心里，不然我真是个木头。”

林梅总会假装生气：“你才是木头！还好我眼光好。”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