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依然没有缓解迹象，即便后续有了缓解，它所造成的全球贸易格局改变也是难以逆转的。

其实，时代背景早已变了：全球化的红利逐步收窄，外部需求趋于不确定，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一道关键的战略命题：我们还能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吗？

即便没有关税战，这个问题也必须得到解答。作为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国不能继续只做出口导向型、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了。

消费，必须作为出口、投资之外的“第三板块”，但现在这个板块太弱了。提出这个战略并非是指中国要放弃制造业，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还是不变的，现在急需的是要增加内部消费贡献GDP的比例。

所以答案已经明朗：要穿越不确定的外部周期，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走“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让老百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

出口红利见顶，转向内需是大势所趋

过去三十年，中国依靠“世界工厂”的地位，用低成本劳动力和庞大的制造能力撬动了全球市场。

但当贸易战袭来、供应链脱钩、产业链外迁等现象相继出现，出口这台旧引擎开始“喘气”。其实全球消费结构也在改变，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去消费化趋势正在削弱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外需市场。

东盟作为替代出口目标，体量还是有限，其消费能力也有限，无法消化大部分产能。

更重要的是，这场关税战的本质不仅是贸易摩擦，更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再塑。在这种结构性风险之下，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恢复昔日的顺风出口局面并不现实。

因此，中国必须“由外转内”，以强大的国内消费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来托举经济的韧性。

老百姓的“钱包厚度”，决定内需的“含金量”

要扩大内需，不能只是喊口号。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太熟悉——从初中政治课本就在说扩大内需了。

消费的本质是“有钱愿意花”。如果居民收入不稳、债务高企、社保预期不足，再多的政策鼓励也只能停留在纸面。

目前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属偏低。相较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超过60%的水平，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在40%左右。

这背后不仅是消费观念的问题，更是收入结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消费抑制”。

要真正激发内需潜力，关键就是要让更多普通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也就是说，只有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内需才有根基，市场才有活力。

鼓起钱包，不是发红包，而是重构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不应简单理解为财政转移或一次性补贴。那些方式也许短期有效，但治标不治本。

要让钱包真正“鼓起来”，更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出发，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机制。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优化税收结构：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扩大专项扣除范围，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让劳动者的努力得到更大回报。

增强社会保障：建立更加全面、可预期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减少“未富先老”所引发的焦虑，让人敢消费、敢投资。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政策应向他们倾斜，法律应当给予他们受到保护的地位，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与税收支持，从源头上提升就业与收入。

改革户籍制度，打通城乡和区域壁垒：让更多农村人口和三四线城市居民享受发展红利，是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池。

从“被动应战”到“主动调整”，打造内循环新格局

扩大内需不是经济下行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从“初级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跃。

全世界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成功进行了经济结构转型，扩大了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靠制造业和出口成为发达国家的先例。

这意味着要从“出口优先”的被动应战，转为“内需主导”的主动布局。

这一转变并不容易。它要求围绕“提升人民收入”和“增强消费信心”做系统性改革。类似于美国当年的“伟大社会”计划和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是一场涉及全社会收入结构的深刻改革，而不是一些局部政策的修修补补。

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稳住基本盘，守住增长的底线。

结论：老百姓的钱包，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确定性

越是外部环境动荡，越要回到基本面。而经济的基本面，不在国企央企，也不在金融大佬，而是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当普通人敢花钱、愿花钱、能花钱，经济循环才会顺畅，创新才有需求牵引，就业才有稳定预期。

中国的发展奇迹，从未依靠资本泡沫，而是依赖数亿人民的勤劳和奋斗。同样的，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奇迹，也应由人民的消费升级和生活改善来驱动。

是时候，让老百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了。因为他们才是中国最深厚的市场、最稳固的信心、最值得托付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