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读者后台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清代的总督、巡抚都会与六部打交道,那么从督抚的角度出发,六部中他们最怕的是哪一个部,是不是主管人事的吏部?
如果要是放在明代,御史不假思索就可以告诉诸位,封疆大吏最怕的肯定是吏部。可要是放在清代,恐怕情况就不同了。
督抚与吏部关系和现在一样,督抚与六部大致就像省委书记和各部委之间的关系一样,算不上正式上下级,只是在某一领域要服从各部的安排调遣。
明清六部排名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这一顺序排名的,吏部管人事、户部管钱粮、礼部管科举教育、兵部管军政、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
不管什么朝代,主管干部任免的部门权力最大,这也是吏部排在首位的原因;其次是钱粮、军政、刑名。至于文化教育和工程建设等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比起来,显得就不那么重要。
具体到清代,督抚与六部打交道最多的部门就是吏、户、兵、刑四部,而最重要的还是吏、户二部,所以御史重点讲一讲督抚与吏部、户部之间的情况。
各省督抚的职掌中,都有监察僚属的职能,也就是考核地方文官的意思。按照清代的官制,朝廷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文官考核工作,称为“大计”,由督抚牵头拿出各官员的评语,然后上报吏部。
对于那些政绩突出、实心用事的官员,吏部要褒奖升官;对于那些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就要参弹给予处分。
所以对于地方各级文官而言,吏部的震慑力还是很强的,是去是留全凭吏部堂官手上的那支笔。
大计之外的寻常年份,督抚若发现属下各官有不法情事或是工作不卖力的情况,也要随时汇报吏部并给出相应的惩处。
然而,吏部的震慑力仅限于道府之下,其上的督抚藩臬对于吏部来说,就无法驾驭了。清代皇权之集中为历朝历代之最,吏部的人事权自顺治朝时,就被逐渐稀释。
至乾隆朝开始,原本属于吏部的人事权一部分被军机处取代,而对于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则完全握在了皇帝手中。皇帝的这项人事权,即文献中所说的“特旨授”、“开列”。
特旨授是指皇帝不经过军机处、吏部以及九卿会议,直接下达旨意任免某一位官员;开列是指由军机处选出数个符合任职条件的官员,供皇帝选择。
各省督抚缺,就属于特旨授和开列,吏部从头到尾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这一点和明代是有显著区别的,明代所有的大员包括大学士、尚书和各省督抚,如果没有吏部的提名,是绝对不能实授的。
弘治年间就有一个官员被皇帝授予尚书,但此人死活不愿领旨,理由是这个任命没有经过吏部的许可,不符合正常的人事制度,如果上任就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对于清代的督抚而言,吏部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威胁,只是从官场人情的角度出发,督抚们都会给吏部留有余地,随时汇报随时请示,仅此而已。
督抚与户部的关系如果说督抚对吏部不那么忌惮的话,那么户部就是他们最不愿打交道却又不得不真心讨好的部门。
户部主管钱粮,各省的所有财政收入和开支,都在户部的账上,少一两都要受到弹劾。按说各省的收入和开支都是有定额的,按照账本上的数字来执行不就完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清代的财政制度中有一个“奏销”的规定,就是说各省督抚的所有开支,都要按时向户部提交单据,哪怕是多用了银子,只要理由充分也可以过关;反过来,要是理由不充分,那么就是再节省也会被户部驳回。
对于督抚们来说,打仗、大计和重大的刑案不是常态,正常的情况下督抚们更多的还是和钱粮打交道,所以受到户部的约束也更多。
督抚为政一方,既要给朝廷征收足额的赋税,还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要想在地方上做出一番成绩,那就要花银子,花银子就得到户部的许可。
无奈的是,清代各省征收的赋税,至少有70%都要上缴国库,留给地方公用的银子十分有限,最多只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如果需要用银就得向户部请款,请款是一个技术活,不像现在只要手续齐全就财政部就会拨款。清代时则要向户部堂官、司官以及书吏们行贿,否则的话再合理的事由也会挑出毛病。
同样,银子花了事情办了,还得向户部报销。报销的难度更大,要是不打点,户部就会鸡蛋里挑骨头,认为各项支出不合理,不是打回去重新办理,就是具折向皇帝上报,至于后果吗自己掂量,搞不好就是顶戴不保。
别说是各省督抚,像乾隆朝红得发紫的福康安又如何,还不照样要行贿户部书吏,不然在皇上那就交不了差。
按照定例,督抚不定期要回京述职,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就要向各部孝敬一番,其中最花钱的就是户部。像吏部和其他部门意思一下,礼数到了就行了,唯独户部不能马虎。
综上所述,清代的督抚与户部打交道最多,最怕的也是户部。如果具体地进行排名,那么应该是户部第一、刑部第二,至于吏部最多只能排第三。
督抚是封彊大吏,不归吏部任命、考核,由皇帝直接任命、考核,但银子则由户部安排,所以要亲户部尚书了。
总督巡抚谁鸟得着吏部,他们甚至都有可能更在乎礼部[笑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