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给我们展示了盛唐盛景，但在盛景之中，隐含着可以毁灭唐朝的4大危机。面对此4大危机，早年雄才大略、铁腕治国的唐玄宗却显得无比的软弱，他左支右绌，步履艰难，最终一个危机都没有躲过。

唐初，土地制度上实行“均田制”，税收制度上实行“租庸调制”，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以每户一百亩的标准将田地分给农民耕种，分到田的农民要缴纳一定的田租、布帛，若逢战争，还要自带武器与干粮随军作战。

这种制度非常公平，因为一百亩的土地，足够一户人家安居乐业的了，所以农民交税很积极，唐政府收取的田租和布帛十分稳定，唐玄宗开元年间，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的地步。

可是好景不长，到唐玄宗中期，国家手中没田了，均田制崩溃，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国家税收大打折扣，只能收到原来一半的税。于是大唐的钱袋子瘪了，出现财政危机。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措手无策。从《长安十二时辰》看，太子李亨倒是在“研究新税法”，说明当时还是有人在动脑筋、想办法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没有想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直到30多年后的唐德宗时期（公元780年），宰相杨炎颁行了“两税法”，才算暂时解决了问题。

唐玄宗生于公元685年9月，太子李亨生于711年2月，天宝三载即744年时，李隆基60岁，李亨33岁。

33岁的太子李亨，年富力强，成熟稳重，完全可以取60岁的唐玄宗而代之；而且，李亨手下已经有了李必、贺知章等大量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这让唐玄宗坐立不安。唐玄宗害怕儿子等不到自已逊位的那一天，就主动把自已赶下位，那可就惨了。于是，他想着法子玩“平衡”，扶植了一个右相李林甫，让李林甫来拖住太子。结果，造成了右相李林甫一派，东宫太子一派的朝堂之争；两派势苦水火，斗得难解难分。

最后的结果，唐玄宗还是没能限制住太子。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趁着唐玄宗西逃入蜀，太子李亨在众大臣的支持下，于灵武称帝，同时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看看，唐玄宗千算万算，最终还是被儿子夺去了皇位。

这里的牙齿，是指唐朝的军队。

唐玄宗中期，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崩溃，于是只好大规模的采用募兵制。募兵制代替府兵制，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因为，府兵制下的士兵本质是农民，打仗时才洗脚上田，随军作战，打完仗依然回归农田。这叫着“亦兵亦农”，这样的兵十分便于管理。而募兵制就不同了，这种兵是职业兵，不仅要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且职业兵与军官们长期生活在一起， 形成上下级的利益关系，很容易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以安禄山为例，安禄山这个范阳节度使所辖部队，就属于募兵制下的部队，结果成为了安禄山的私人部队，他们只听安禄山的，不听皇上的。

募兵制下的士兵功夫更好，战斗力更强，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他们呢？这是一个难题。唐玄宗一直用怀柔的方法来拉笼安禄山，甚至不惜利用杨玉环去讨好巴结，结果呢，安禄山还是反了。

可见，唐玄宗没有解决好募兵制不可控的问题。

盛唐官场的腐败已十分严重。

在此之前，盛唐名相辈出：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等，之后则是口蜜腹剑李林甫，奸诈小人杨国忠。

至于底下的小官，比如那个时候的元载，还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大理寺评事，年纪轻轻的就学会了投机钻研，他可以利用身边所有的人来作为他上升的梯子。只要利益，不要原则和底线。还有右相李林甫的心腹吉温，《新唐书》记载：此人“性格阴险、诡计多端，上谄权贵，下欺百姓。”我们看到他对于李林甫，哈爬狗似的，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于下属及靖安司工作人员则是声色俱厉，凶狠之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唐玄宗对于官员的腐败毫无作为，最后他放任杨国忠与安禄山的争斗，终引发安史之乱，害人害已。

为什么唐玄宗一个危机都没有解决掉，首先要怪他的“懒政”，正如《长安十二时辰》里，何监说的那样：

“你做了皇帝，不管年纪多大，都要一直往前冲，不能自得，不能贪图享乐，不能不耐烦，不能借口该做的事情年轻时都做了，就无须再用功，这是你的责任！”

另外，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唐朝中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均田制崩溃后如何寻找替代？募兵制的弊端如何克服？一时之间，是难以找到好的办法的。

参考书目：《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