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校法四例”，曾将古籍整理的方法，概括为对校（版本校）、本校（本书各部分互校）、他校（与他书校）和理校（据文义校）四例。关于本校，他说：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关于他校，说：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这四种校勘法的重要性是有所区别的。校勘的基础是对校，即版本校，所以他说“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1]。本校、他校和理校，均应以版本校为基础。
此书是他从校勘沈刻《元典章》的一万二千余条中，“籀其十之一以为之例，而疏释之，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也”[2]。所总结的这四条通例，几成古籍校勘的金科玉律，但是，因为各种史书的成书情况各异，在使用本校、他校的方法时，还一定要注意四点：一，本校时，要留意是否为同一部书，如《隋书》的纪传与志，本非一书，是分别编纂而后人将其合为一书的，因此，志与纪传之间，即不能简单地施以本校法。二，虽名为一书，但各部分的史源，即所依据的原始档案或材料并不相同，比如《元史》，列传中的不少篇使用的是时人所撰写的碑志；除顺帝一朝外，本纪部分大致摘抄于《实录》，表、志则采自《经世大典》。因此，《元史》的纪、传、志表之间，在使用本校法时即应十分慎重。三，所谓“同时之书所并载者”，也要注意“并载者”的来源是否相同；如果各有史源，则不宜简单校改。四，要注意类书式的引用与作为撰著之依据的区别。即使我们知道甲书是据乙书编写的，但乙书如非类书或史料集而为撰著之书，则要注意乙书在撰写时会有所改动。这就需要仔细加以辨别，不宜简单对校。总之，在校勘中，既要重视相同或相关史料的校勘，同时也要注意这些史料来源的异同。如果是同一史源，当然可以互校；如果史源不同，则在互校时，就要格外慎重，不能将不同史料的不同记载，通过校勘而进行“统一”。
下面我们就以若干实例，略作说明。
例一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八年三月条：
三月辛卯，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师。甲午，临戎于辽水桥。戊戌，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乙未，大顿，见二大鸟，高丈余，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异之，命工图写，并立铭颂。[3]
三月庚辰朔，辛卯十二日，癸巳十四日，甲午十五日，戊戌十九日；但以下又出现了甲午十五日、乙未十六日的纪事，显然系日有误。《通鉴考异》业已指出，点校本《隋书》校勘记〔五〕，称后一“甲午”疑应作“甲子”，属四月；校勘记〔六〕，称其后的乙未应属五月。但五月乙未（十七日），又不应系于其后的“五月壬午（初四日）纳言杨达卒”之前。所以，问题仍不能得到解决。《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正有大业八年三月的系日：
三月辛巳，帝御师。戊子，临戎于辽水桥。辛卯，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于时诸将为奉旨，不敢赴机，而高丽城守，攻之不下。[4]
辛巳初二日，戊子初九日，辛卯十二日，甲午十五日。从系日纪事而言，前后相续，且无段文振死事，所以系日似更可取。但甲午车驾渡辽之前，《册府元龟·帝王部》与《隋书·本纪》的系日完全对不上。这说明，此处系日纪事，《册府元龟》并非钞自《隋书·本纪》，恐别有所本。换言之，《册府元龟》与《隋书·本纪》，各有史源。在目前情况下，至多出异文校，而不能改。
例二
《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南朝的契税和关津之税时，称：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689页）《通典·食货十一》杂税条也有记载：
自东晋至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5]
两相比较，可知《通典》是据《隋书·食货志》而来，即《隋书·食货志》是《通典》此条的史源。但关于淮水北的市的数量，两书不尽相同。《隋书·食货志》作“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点校本《通典》同，但却是校改的结果，校勘记〔四九〕：
“百”原讹“自”，据《隋书·食货志》（689页）、《册府》卷五○四（6046页）及王吴本改。（267页）
所谓王吴本，是明人王德溢、吴鹏校刻本，“亦刻于嘉靖年间，于古本窜易尤多”。点校本的底本是浙江书局本；此本据武英殿本翻刻，而武英殿本“基本上是据王吴本校刻的”[6]。商务印书馆拼版影印的“十通本”《通典》，底本是殿本[7]。从版本校勘“校异不校同”的原则来看，《通典》诸本中，只有王吴本作“百”，其他本子应均作“自”。我们覆核了十通本[8]、日本所藏宋本[9]，确均作“自”。校改的另一依据是《册府元龟》。《册府元龟》的史源，唐以前的部分，主要是正史，这已无疑义；可知此条，《册府元龟》是抄自《隋书》——既可能是编《册府元龟》时所依据的《隋书》就是如此，也可能《隋书》本作“自”而《册府元龟》在抄写或后来刊刻时改作或误作“百”。
“自”与“百”，形近致误，可能性很大。但究竟是本作“自”还是本作“百”，恐怕不是一个校勘的问题，而是对史实理解的问题。
刘淑芬在研究六朝的市时，引用了《通典》作“自”的这一条，并认为大市百余，似嫌夸大，“因为唐代长安、洛安只有东西二市，故《隋书》大市‘百余’当系‘自余’之误”[10]。将此处的大市与唐代长安、洛阳的东西市并举；似乎长安的东西市才能够得上“大市”。她的这一理解，可能与她所引用的《丹阳记》有关。《丹阳记》记建康有四市，作：“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这四市中，大市是与东市、北市、斗场市并称的，此处“大市”是个名称——可能建得最早，且在初建之时，比较大，故名。不能见到史书中的“大市”，就认为是像京城中那样的市。我觉得《隋书》或《通典》中的这一条中所说的“大市”“小市”，是相对而称的。成为大市，可能会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不必一定要大到像京城中的市的那种规模。
唐长孺引用《隋书·食货志》，“百”径作“自”，称“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未作说明[11]。《隋书》这一段，主要是讲置关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同时过津者要收十一之税；讲置市来收税。津有两处，即石头津、方山津。市有大市与小市之别，大市要“备置官司”，收税也重。如果淮水北只有一处是“大市”，是否需要强调“备置官司，税敛既重”呢？所谓“淮水北”，是指何处呢？
唐长孺将此处的“淮水”理解成秦淮河，将此“淮水北”理解成为“秦淮河东北岸”，称“秦淮河东北岸一线又有备置官司征税的大市及十余所小市”[12]。刘淑芬也说“《通典》称六朝时秦淮河北有大市”[13]。如果此处的淮水确是指秦淮河，则在此范围内，有大市百，确嫌夸大；但如果是指淮河呢？是否有这种可能呢？
总之，我想第一，此处的大小市，恐是相对而言，未必坐实。第二，大市是否有百余，值得怀疑，但也未必就是只有一处。所以，这一字之差，恐怕不是一个字的异同的校勘问题，而是一个对史实的理解问题——从校勘上说，《通典》本身的版本之间就有作“百”作“自”之异，而《隋书》各版本均作“百”，且《册府元龟》也作“百”。所以，不易判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通典》点校者将“自”改为“百”，稍显孟浪。好的作法，是出异文校——通过校勘，将不同的记载强行统一，是很危险的。好在《通典》虽然校改，但有校记，不致校书而书亡。
例三
《隋书·食货志》载隋文帝于平陈之后劳凯旋师事，称：
（开皇）九年陈平，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682页）
朱雀门，点校本校勘记〔一○〕称“本书《高祖纪》下作‘广阳门’”（693页）。这当然属于本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覆核《隋书·高祖纪下》，开皇九年四月载：
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32页）《通典·食货》《册府元龟·邦计部》，均作“朱雀门”[14]，而《北史·隋本纪》《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帝王部》《通志·隋纪》，均作“广阳门”[15]。这当然属于他校的例子。
略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记载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编年体的史料，一类是侧重典制的记载，而朱雀门与广阳门之异，正大致以这两类不同史料为归。我们曾将《隋书·本纪》与《北史·隋本纪》《通志·隋纪》作过通校，知道《通志·隋纪》完全钞自《北史·隋本纪》，而《北史·隋本纪》又与《隋书·本纪》有很高的相似度，可以说是基于《隋纪》而有所增删。《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与同为系年体的“本纪”类史料相同就不足为奇了。另一类是志书类，《通典·食货典》中有关典制与《隋书·食货志》有很高的相似度，可以说是基于《隋书·食货志》而有所增删。至于《册府元龟》，“帝王部”属编年，“邦计部”则与食货志之记载食货方面的典制相同。可见，这个差异，可能是在最原始的档案性的资料中就已存在。
其实，这个差异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广阳门是宫城的南门（后改称承天门），朱雀门是皇城的南门；朱雀门之南，便是长安的各城坊了。用于赏赐的这些东西，正是摆在这个门之间。当然，当时隋文帝究竟“御”的是朱雀门还是广阳门，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也可能在庆典期间，文帝曾由一门而行至另一门）。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以本校为名加以统一。
从校勘的角度说，点校本《隋书》的这条校记本可不出；这是本纪和志的记载的不同，未必是一对一错。本纪和传、志史源不同，记载也就常常会有差异。差异未必属是非。这条校勘记，我们只能将它理解成是说明，不能视作校勘。
例四
《旧唐书·郭子仪传》，广德二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南下，京师震恐，子仪出镇奉天。
虏寇至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16]《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叙述此事，作：
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闭城拒守。
认为应是郭晞不是郭曜，《考异》特加考辨：《汾阳王家传》：“晞破吐蕃。”今从《实录》。《郭子仪传》曰：“虏至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拒之，与白孝德闭城拒守。”按《实录》及《晞传》皆云晞拒怀恩，破之。《子仪传》云曜，误也。（7167页）
覆检《旧唐书·郭子仪传》所附《郭曜传》：“曜，子仪长子。性孝友廉谨。子仪出征于外，留曜治家，少长千人，皆得其所。”未言统兵事。《郭晞传》：“晞，子仪第三子，少善骑射，常从父征伐。……广德二年，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领朔方军以援邠州，与马璘合势，大破蕃军。”（3467—3468页）可见，此事确是郭晞所为，《郭子仪传》是写错了，而不是版刻流传之误。这样的错，就不能用校勘的方法加以订正。倘若订正，那便是改写了。可以考史，可以笺正，但不能改写。
现在经过整理的古籍日渐增多，这给我们的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在处理校勘结果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异文校而不改，第二类是校改。无论是校而不改，还是作了校改，我们在使用点校本以校勘他书时，一定要注意翻阅校勘记，看我们所校勘的这个字，在该书的各个版本中都作什么，不能仅仅根据整理过的本子进行校勘。最易引人误入岐途的，还有现在古籍在整理时采用了“择善而从”的办法，这就完全不能显示出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异同（当然，使用底本校勘时，校勘者认为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亦不予列出，因此并不能真正做到持一本而众本毕见的目的。这是无可奈何的）。这在我们作校勘时是要格外加以留意的。
他校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像类书所征引者（如《册府元龟》之征引唐以前正史）。在校勘中，与其将这些材料理解成书证，不如理解成版本更为恰当——编类书时所引用的，正是那个时候所见到的该书的版本。另一种，则是不同的书对同一事的记载。用这一种材料来校勘，就要十分小心；不能将不同书的不同记载，人为地“统一”成为一个记载。即使能确知其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也要注意它毕竟是“撰著”而非“抄书”。
本校也应该作这样的区分。如正史的纪、传、志之间，传与传、志与志之间的差异，有的是因史源不同而致（比如本纪可能源自实录，而列传则可能是据碑传或家状等），有的是因撰写时疏于统稿所致。我们在校勘中，要对不同的情况先加以辨析，然后再决定如何据以校勘——只有在确定其为同一书、同一史源时，我们才能据以校勘。
总之，在校勘中，要充分认识到对校（版本校）与本校、他校的区别。我想，应该强调，本校和他校应当理解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版本校，而不应当将其理解成不同记载之间的比对和校正（不同记载之间的差异，不是校勘的范围，而应当属于笺正）。本校、他校的基础是对校；本校、他校的前提，是据以校者确系同一史源。切忌用本校、他校的手段，将不同的记载“统一”成为相同的记载。倘如此，那无异于校书而书亡了。汪辟疆曾在《题〈庸闲斋笔记〉卷八“重宋版书之无谓”条》中说，“明人以不善改古书而古书存，清人以善改古书而古书亡”[17]；这是我们需引以为戒的。
2011年8月初稿，2012年3月二稿
附记：
关于史源，陈垣先生极为注意，其理念和成果集中体现在《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中。从这些文章以及陈智超先生为该书所撰的《出版前言》，我们可以看出，陈垣对史源，更多强调的是后人引用或转用史书时，应加覆核；强调的是记载的对错是非，所纠正者多属于笺正而非仅校勘。这也体现在他对《廿二史札记》的校订工作中。我们所说的“史源”，是从史料学的角度，强调的是史料的“来源”，而不仅仅指某条被引用的史料出自何书。我们借用了陈垣的“史源”一词，却又赋予了其他的含义，这是要请读者加以注意的。
本文草就，获读王瑞来《〈宋史宰辅表考证〉前言》（《书品》2012年6辑），称：“《宋史》一书，本身的构成比较复杂。一般认识是元人修纂时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宋朝国史，其实也不尽然。如前所述，《宰辅表》便非出国史。比勘纪、传、志、表的记述，多有歧异。其原因就是史料来源各有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宋史》纪、传、志、表之间的互勘，几乎不能视为校勘学所说的本校，而是接近于不同文献的他校。”（8—9页）《朱希祖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937年4月29日，“读日文《世界文化大系·汉魏六朝篇》‘商业条’”，称“南北朝时其国境大概以淮水为界，缘淮有大市百数十所”（792页），虽未标明史料出处，但显然是将《隋书·食货志》之“淮水”理解为淮河，而非秦淮河。
编校附记：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附记中的末两段漏排，今补足。
刊发后，承各方师友指正。“汪辉祖之《元史本证》”，陈垣原文不误，我征引时误乙为“汪祖辉”。承网友@鹿鸣书店 指正。第一例，引《通鉴考异》，误标作者为胡三省，承孙文泱、@鹿鸣书店 两位先后指正。第二例，“自”“百”之讹，小文云“唐长孺引用《隋书·食货志》，‘百’径作‘自’，称‘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未作说明”。顷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兄赐函，示知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收入《唐书兵志笺正（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中已有说明：“又如《隋书·食货志》称东晋南朝‘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夫秦淮之地，壤地褊小，宁有置大市百余之理，汉唐京洛亦无此制，按之《通典》，则‘百’为‘自’字之讹文。”（77页）
网友@山中小宝 指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部分也指出来了，陈先生对过北宋本《通典》”。按，陈寅恪征引了《隋书》这一段，在“淮水北有大市百”之下，加按语称“《通典》壹壹食货典杂税门百字作自”；在“百余”之下作句读（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142—143页）。可见陈寅恪认为当作“百余”，视“自余”为异文而已，否则即不词。至于陈寅恪对过北宋版《通典》，倒也未必，因通行的“十通本”即作“自”字。
对诸友好的指正，谨致谢意。
来源：《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