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3年冬日的一个午后，李敏踏上了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列车。车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玻璃上，模糊了远处的景色。她的心里装满了与母亲贺子珍相聚的点点滴滴。这次探望，李敏发现母亲比以前更加消瘦了，但精神状态却比从前好了许多。当列车驶入北京站时，意外地看到父亲毛泽东派人来接她。回到中南海后，父亲一反常态，没有询问路途是否顺利，而是直接问道：＂你妈现在是什么样子？＂这句看似普通的问候，却包含着太多复杂的情感。究竟是什么样的往事，让这位伟人在繁忙政务之余，如此牵挂昔日的爱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一、母女重逢时刻
1963年深秋，李敏带着父亲毛泽东特意准备的礼物，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这些礼物中有北京特产的点心、几件保暖的衣物，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叮嘱李敏要细心观察母亲的生活状况。
抵达上海时，天气已转凉。贺子珍早早地在火车站等候，看到女儿的身影时，立即快步迎了上去。贺子珍穿着一件深色的旗袍，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母女俩相拥时，周围的人并不知道这对普通的母女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回到贺子珍居住的地方，李敏发现母亲的住处收拾得很整洁。房间里摆放着一架钢琴，这是贺子珍一直保留的心爱之物。当年在莫斯科时，她就常常在钢琴旁教导李敏。如今，虽然弹奏的次数少了，但贺子珍仍然会在闲暇时轻抚琴键。
晚饭时，贺子珍亲自下厨，为女儿准备了几道上海本帮菜。她记得李敏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特意做了一大盘。饭桌上，贺子珍询问着北京的生活，特别关心李敏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第二天，母女俩一同去外滩散步。贺子珍向李敏讲述了这些年在上海的生活。她现在每周都会去医院做些简单的治疗，同时也在努力学习一些新知识。走到一处小店时，贺子珍为李敏买了一条丝巾，这是她专门挑选的，据说是杭州产的上等丝绸。
在上海的日子里，贺子珍带着李敏拜访了几位老朋友。这些人大多是革命时期的老同志，见到李敏都十分热情。通过他们的交谈，李敏了解到母亲平时的生活并不寂寞，经常有老同志来往走动。
临别时，贺子珍将一个旧皮箱交给李敏。箱子里装着李敏小时候在苏联时的照片和一些信件。贺子珍说这些都是她珍藏多年的宝贝，希望女儿能替她保管。在火车站，贺子珍一直目送着女儿的身影消失在站台尽头，这一望，又是好几个月不见。
二、往事追忆
1939年，贺子珍带着年幼的李敏前往苏联。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母女二人住在一栋灰色的公寓楼里。那时的李敏还不到五岁，每天都要去附近的幼儿园。贺子珍特意嘱咐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身世，若有人问起父亲是谁，就说没有父亲。
在莫斯科的幼儿园里，李敏很快学会了说俄语。她和其他苏联小朋友一起玩耍，唱着俄语儿歌。贺子珍则开始学习俄文，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每天傍晚，贺子珍都会在公寓的小桌子前教李敏认识简单的汉字，但收效甚微。
1940年，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到了莫斯科。四个人住在一起的日子虽然拮据，但也其乐融融。贺子珍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用有限的配给券为孩子们准备饭菜。每到周末，贺子珍就带着三个孩子去高尔基公园散步。冬天的莫斯科大雪纷飞，孩子们在雪地里玩耍，贺子珍则坐在长椅上缝补衣服。
那段时期，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候她需要去医院治疗，这时就由毛岸英照看弟妹。在家的日子里，贺子珍常常给李敏讲述革命时期的故事，但从不提及毛泽东。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孩子们的教育上。
1946年，王稼祥夫妇来到莫斯科。他们发现贺子珍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便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情况。很快，毛泽东发来电报，同意让贺子珍母女回国。准备回国的消息传来后，李敏和毛岸青天天盼望着启程的日子。
在等待回国期间，贺子珍开始教导李敏更多的中文。她让女儿每天背诵一些简单的古诗，希望能为回国后的学习打好基础。临行前，贺子珍将这些年在苏联的照片和信件都收拾好，装进了一个旧皮箱。
回国的火车上，贺子珍一路都在担心李敏的未来。这个只会说俄语的女儿，如何能适应中国的生活？到了哈尔滨后，贺子珍立即为李敏请了中文教师。白天，李敏去学校上课，晚上则在家补习中文。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一年。
在哈尔滨期间，贺子珍对李敏的要求很严格。她坚持让女儿用中文写日记，虽然李敏总是写得磕磕绊绊。每当李敏想放弃时，贺子珍就会说：＂不识字的人会吃很多苦，妈妈就是前车之鉴。＂就这样，在母亲的督促下，李敏的中文水平逐渐提高。
三、生活转折中的情感纽带
1950年初，李敏被接到北京后，江青对这个继女表现出了特别的关照。她为李敏安排了单独的房间，配备了专门的生活秘书，还经常带她去看京剧表演。每逢周末，江青都会抽出时间检查李敏的功课，特别是语文作业。
尽管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李敏始终惦记着远在上海的母亲。她每周都会给贺子珍写信，有时是用中文，有时是用俄文。信中详细描述着自己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贺子珍也会回信，字里行间总是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951年春天，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李敏能够给母亲寄去一份独特的礼物。当时，李敏在学校参加了一个摄影兴趣小组，学会了使用照相机。她将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用相机记录下来，包括学校的课堂场景、同学们的活动照片，还有自己在图书馆看书的样子。这些照片被她精心挑选后寄给了贺子珍。
在中南海的生活中，李敏逐渐适应了新环境。江青对她的学业要求很高，不仅请来老师辅导功课，还安排她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每当收到贺子珍的来信，李敏都会第一时间向江青汇报母亲的近况。江青也会通过李敏向贺子珍传递一些问候的话语。
1952年母亲节那天，李敏特意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寄给贺子珍。这是一本手工制作的相册，里面不仅有她在北京的照片，还附上了她用中文写的短文。相册的扉页上，李敏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给亲爱的妈妈＂几个字，这是她学习中文以来写得最认真的一次。
贺子珍通过书信，始终保持着与北京的联系。她不仅关心女儿的学习情况，还询问其他子女的近况。每逢节假日，她都会寄来一些上海的特产，有时是本帮点心，有时是江南丝绸。这些礼物都由李敏转交给家里的其他人。
在这段时期，李敏成为了连接两个家庭的重要纽带。她既要处理好与江青的关系，又要时刻关注母亲的情况。每当父亲询问贺子珍的近况时，她都会如实相告，既不夸大也不隐瞒。通过李敏的转述，毛泽东得以了解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状况。
李敏经常在信中向母亲描述自己参加的各种活动。有时是学校的文艺汇演，有时是少年宫的兴趣班，还有一些政治学习的经历。贺子珍在回信中总是表达着欣慰之情，并鼓励女儿要在各方面都有所进步。偶尔，贺子珍也会在信中提到一些她在上海的见闻，让李敏了解母亲的日常生活。
四、岁月长河中的书信往来
1955年春，贺子珍开始在上海一所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她将这个消息写在给李敏的信中，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工作的热爱。每周三个课时的教学任务，让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教室里的钢琴、学生们认真听讲的样子，以及她教授的第一首歌曲《东方红》。
同年夏天，李敏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中除了母亲的来信，还附带着一张学生们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与我的学生们在一起＂。贺子珍站在学生们中间，脸上带着笑容。这是李敏第一次看到母亲工作时的场景，她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1956年，贺子珍的信件开始变得规律。每月初，她都会写一封长信，详细记录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有时是讲述教学中的趣事，有时是描写上海的季节变迁，还有时会谈到一些老同志来访的情况。这些信件就像一部生活日记，记录着贺子珍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到了1957年，李敏已经能够独立安排探望母亲的行程。每次从北京到上海，她都会带着父亲交代的物品。有一次，她带去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这是刚刚出版的新版本。贺子珍收到后，将书小心地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1958年之后，书信往来的内容开始涉及更多家庭琐事。贺子珍在信中询问其他子女的近况，特别关心毛岸英的工作情况。她还时常在信中回忆起在莫斯科的往事，那段艰难却温暖的日子成为母女俩共同的记忆。
1960年，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打破了往常的节奏。贺子珍在信中提到身体有些不适，但语气依然平静。她说医生建议她要多休息，暂时停止了教学工作。这封信很快通过李敏转达给了毛泽东。不久后，北京方面安排了专门的医疗小组赴上海，为贺子珍进行全面检查。
1961年至1962年间，书信往来的频率有所增加。李敏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母亲的信，有时是长信，有时只有短短几行。贺子珍在信中经常提到她开始学习书法，这成为了她养病期间的一项新爱好。她用毛笔抄写古诗，临摹字帖，这些习作偶尔也会寄给李敏。
这些年的通信中，母女二人很少谈及政治话题。她们的对话集中在生活细节上：上海的天气变化、新学会的一道菜、街边开的花，或是邻居家的小猫。这些平凡的话题构成了她们之间最真实的联系，也让相隔两地的母女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五、最后的岁月
1963年初，贺子珍的病情开始加重。她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但仍坚持每周给李敏写信。信中提到她开始整理过去的照片和文件，将它们分类装订成册。其中有延安时期的老照片，有莫斯科生活的剪报，还有李敏小时候的各种文件。
同年春天，李敏接到医院通知后立即赶到上海。她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文件。贺子珍指着一个蓝色的布面笔记本说，这是专门为李敏准备的，里面记录着她们这些年来的通信内容，按时间顺序整理成册。
1964年，贺子珍的病情时有反复。但她仍然保持着写信的习惯，只是改用了铅笔，字迹也不如从前工整。她在信中告诉李敏，自己正在整理一些旧时的革命资料，希望这些历史能够得到妥善保存。
医院专门为贺子珍安排了一间向阳的病房，窗外是一棵老樟树。她常常坐在窗边，将窗外的景色描述在信中：春天樟树抽出新芽，夏天知了在树上鸣叫，秋天枝叶泛黄，冬天积雪覆盖枝头。这成为了她最后的通信中反复提及的话题。
1965年上半年，贺子珍的信渐渐变短，有时只有寥寥数语。但她依然关心着李敏的生活，询问北京的天气，叮嘱她要照顾好自己。六月的最后一封信中，她特意提到让李敏代她向毛泽东问好，这是她少有的提及前夫的时刻。
当年八月，李敏再次来到上海。贺子珍将一个布包交给她，里面装着这些年来整理的所有资料。她告诉李敏，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应该好好保存。病房里，母女俩一起翻看这些泛黄的照片和文件，重温往昔的记忆。
九月初的一个清晨，贺子珍安详地离开了。她的床头还放着未完成的信，信纸上只写了日期和＂亲爱的敏敏＂几个字。李敏将这最后的未完成的信件，和之前所有的通信一起，小心地保存在那个蓝色的布面笔记本里。
医院的老樟树见证了贺子珍最后的时光。她生前坐过的那把藤椅仍然摆在窗前，窗台上的绿萝依然郁郁葱葱。护士们回忆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贺子珍也始终保持着优雅的仪态，经常能看到她坐在窗前写信的身影。
李敏按照母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简单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下面是＂革命者＂三个字。这座墓碑的背面，李敏让工匠刻上了母亲生前最后写给她的那句话：＂愿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