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六年（410），东晋末年著名的起义势力天师道大军在卢循、徐道覆的率领下从广东一路杀到了都城建康。

此时主宰朝廷军政大权的刘裕还在北方讨伐南燕，卢循、徐道覆接连击败何无忌、刘毅等北府军大将，士气旺盛，建康城危在旦夕。

听到消息的刘裕倒吸一口凉气，立刻南下返回建康，这次他回防建康并非毫无准备，而是带来了一支对南朝步兵、水军而言非常具有威慑力的部队-北朝的甲骑具装骑兵。

原来，作为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政权虽然土地面积不大，却继承了鲜卑族优良的骑兵传统，尤其是人马都披甲的鲜卑重骑兵战斗力很强。

这是刘诗巍绘制的北周甲骑具装重骑兵示意图，人马具甲的情况下，北朝骑兵冲击力极强

刘裕在讨伐南燕过程中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击败南燕，从而也把南燕的鲜卑重骑兵收入囊中。

这一次卢循、徐道覆想趁刘裕北伐之际捣毁东晋都城，刘裕从南燕带回来的重骑兵将发挥重要作用。

史书记载，刘裕从南燕带回来的重骑兵称作“具装虎班突骑”，也就是人马披甲，而且铠甲上绘制有猛虎图案的精锐重骑兵。

在和天师道大军的对峙中，刘裕命令宁朔将军索邈带领具装虎班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巡逻。

结果卢循、徐道覆的天师道大军“贼并聚观，咸畏惮之”，也就是聚在一起远望，心里都很害怕，看来神仙也怕重甲。

刘裕这次用北朝的甲骑具装压制南朝军队的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骑兵建设和骑兵运用的一个典型表现。

那就是南朝的骑兵部队本身非常孱弱，只在少数几个时期由于特殊的机缘才建立起了相对强大的骑兵部队，但依然远远比不过北朝。

可在南朝内战中，少量正规的骑兵部队就能发挥出巨大作用，甚至改变战局，可以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了。

概括而讲，整个东晋百多年的历史，并没有成建制、成规模的骑兵出现，史书中对东晋骑兵部队的记载很少。

相对比较明确的一次记载出现在桓温第一次北伐时说他有“步骑四万”，剩下东晋军队骑兵作战的记载就屈指可数了。

而有一些骑兵记载反而出现在流民帅等一些私人武装中，比如流民帅李矩有马千匹，在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祖逖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奋威将军后，只能给他“千人禀，布三千匹”，铠甲都没有，祖逖自己与石勒攻战交易，才有了一定的战马资源。

可以说，东晋一朝是骑兵的沙漠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前的三国时期，同样占据江左地区，甚至控制疆域还比不上的东晋的东吴，却留下了很多骑兵作战的案例。

比如孙策、孙坚两人，都是骑兵作战的高手，骑马作战记载很多，甚至都死在了马上，孙权自身的骑术也非常高。

东吴猛将辈出，很多也都是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周瑜、程普、韩当、太史慈这批人，骑术都非常优秀。

不仅是个人武勇，东吴时代有非常多不同规模骑兵对战的记载，比如《三国志·太史慈传》: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

太史慈和孙策两人你来我往骑马对抗，后面又讲到“兵骑并各来赴”，说明东吴地区是有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的。

东吴时期疆域比不上东晋，但东吴时期军力很强，也有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

那东吴时代还有重要影响的骑兵，为何到了东晋时代反而销声匿迹了呢？

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东晋朝廷没有充足资源。

司马氏的上位有很多为人不齿的手段，所以立国之后司马家族不得不用优厚条件赎买有地位有名望的其他世家大族。

而又因为西晋的灭亡非常突然，所以和东吴孙氏相比，东晋立国的基础更加脆弱，对其他世家大族的利益让步也更大，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东晋的财政一直比较紧张，世家大族挤占了很多本能够给中央提供赋税的人口，导致东晋朝廷很难有资源推动建设骑兵部队。

不仅如此，南方天然缺乏战马资源，而这是组建骑兵部队重要的基础。

东吴时代孙氏不惜花大力气与蜀汉、曹魏交易，甚至漂洋过海去辽东地区购买战马，如此才组建了一支具备一定规模的骑兵部队。

与之相比，东晋时期就没有这份心力了，所以东晋战马一直非常匮乏，这成为一个天然短板。

其次则是统治阶级迅速腐败软化。

司马炎自己对战争比较熟悉，但西晋建立后整个勋贵阶层迅速腐败软化，豪门子弟整天喜欢的是玄学和享乐，对于艰苦的军事训练毫不在意。

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渡江之后东晋朝廷的建设，在东晋朝廷建立一开始，军事力量其实主要就掌握在低等士族、乃至流民帅的手中。

世家大族通过影响控制流民帅的形式掌握武力，世家大族人物亲自参与行军作战的情况比较少。

而东晋朝廷又必须赎买世家大族的支持，不得不给予他们充分的特权，导致掌握资源和地位的世家大族子弟更加不想受累参与作战之事，从而形成了一种对军事人才的逆向淘汰。

这里可以继续和东吴对比。

东吴政权是由孙策带领的淮泗集团和当地的江东士族结合而成的统治集团，这和后来东晋建立的情况很相似。

但孙策带来的淮泗集团人物，诸如彭城张昭、张休父子，琅琊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庐江周瑜、临淮鲁肃等人，对军事都很熟悉，所以东吴高层能文能武。

正因如此，东吴才能够与强大统一的曹魏政权形成对峙之势

而东晋的存续很难讲东晋自身实力发挥了多大作用，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北方混战，一直没有一个强大又弥合了内部胡汉矛盾的政权。

其次则是东晋还占着一个汉族政权的天然优势，北方人民对东晋还有幻想，还以各种方式支持东晋。

所以，假如让东晋面对曹魏而不是前秦，以东晋统治阶层的能力，不知道能撑过曹孟德几个回合。

最后不得不提的，则是三国时期开始兴起，东晋时期更加巩固的世兵制度。

世兵制度，就是朝廷把某些家庭划入兵籍，世代为兵的一种制度。

世兵制兴起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时代。那时候各地豪强抢占人口，募兵制无法确保士兵来源，曹操等人开始把部分人口与民户分开登记，形成军户。

军户世代为兵，父死子继，确保了在残酷战争中的士兵来源。

但军户社会地位低，婚配也只能以其他军户为对象，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低贱的阶层。

这在东晋时期世家大族权势更加嚣张、统治者更加腐败得情况下，军户们生活非常悲惨，因此兵员素质很低，也就更难以选拔、训练出合格的骑手了。

总之，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骑兵大发展的时代，南方一直没赶上，甚至还在东晋时代出现了巨大倒退，连东吴时期的骑兵部队也没法维持了。

这种状况一直等到一个人的出现才获得改善，那就是刘裕。

辛弃疾评价刘裕，叫做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这个人不是单纯的文人，他和唐代岑参、韩愰这类人很像，对行军作战跟熟悉，所以他对刘裕的评价非常中肯。

传统来讲，刘裕这个人出身低等士族，属于东晋最有名的军事集团北府军的成员。

北府军是东晋的雇佣兵或者说打手。

东晋中后期，朝廷和世家大族的军事力量已经孱弱到完全不能用的地步了。

非常有眼光的谢安学习起了当年郗鉴的做法，笼络北方南下的流民武装补充军事力量，派谢玄到京口招募军队。

按照田先生的说法，谢玄在郗鉴的基础上最终组建北府军，是募将不募兵，刘牢之等人自己就是军头。

陈郡谢氏依靠自己世家大族的身份地位和资源，交换了这批军头的军力。

北方流民一直在淮泗之间与胡人作战，本身有非常好的尚武精神和实战能力，如此才能一战击败前秦。

但北府军在刘裕出现之前一直没有发挥出自身全部潜力，那就是北府军作为东晋实际上的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应该呼风唤雨才对，但却一直以世家大族的打手身份生存。

北府军在东晋中后期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了，而发掘出这一力量的人是刘裕

刘裕这个人格局很开阔，他没受到当时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局限，从没有把自己当做什么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龙亢桓氏这批所谓贵种的低贱雇佣兵。

他觉得自己就是东晋这盘大棋上的棋手。

所以等刘牢之死了，桓玄代晋立楚了，刘裕就凭借之前在北府军中南征北讨的资历和军事能力起兵了。

而且迅速占领建康，把桓玄这批世家大族纸糊高贵地位打的稀碎，并且凭借着刘裕超人的军事能力，开启了南朝“再军事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有时候真的好像有内在规律在控制。

在刘裕崛起的时候，北方也在北魏的带领下慢慢完成了统一。

如果不是恰好刘裕出现，带领南朝再军事化，提升了军事实力，东晋能够扛得住符氏的前秦，指定扛不住拓跋北魏。

刘裕对南朝的再军事化，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扭转了东晋时期对军事人才的逆向淘汰。

之前世家大族子弟占着茅坑不拉屎，控制了所有国家资源，也不上战场也不进办公室的，东晋就特来越穷、越来越弱。

刘裕出身低等士族，不惯着这群蛀虫，他在东晋末年到刘宋初期南征北讨，杀卢循徐道覆、灭南燕后秦、败北魏。

利用这些残酷的战争，不问出身筛选了一批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人才，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功阶层”。

在骑兵部队建设方面，南朝也终于开始起步了。

上文已经提到，刘裕灭亡南燕之后，缴获了一支珍贵的重骑兵部队，而刘裕时代建立骑兵部队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北伐中的战争掠夺。

南燕、后秦在当时都有相当比例的骑兵部队，刘裕顺利灭亡两国之后，也缴获了一定数量的战马和铠甲等物资。

这些缴获的战马资源成为南朝重新加强骑兵部队建设的重要开端。

刘裕时代南朝步骑比例大概在20:1-40:1之间，边境州郡骑兵比例要高一些。

但刘裕时代依然没办法解决战马的来源问题，依靠缴获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到了刘宋中后期，战马的资源逐渐枯竭，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也就消失了。

对这一现象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刘宋骑兵主管机构的设立和裁撤，刘裕刚建立刘宋的时候曾经专门设立了尚书省骑兵曹，这反映了当时刘宋政权的骑兵数量或者对骑兵的雄心。

但到了宋明帝刘彧时期，骑兵曹就被裁撤了，这应该就意味着此时刘宋的骑兵部队规模已经比较小了。

南朝再一次武装起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要到梁武帝时期了，因为这一时期南朝创造性的开辟了从江南通到吐谷浑、河西地区的商道。

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的使者到达了益州，并顺利抵达建康，青海、河西乃至西域与江南的商道被开通了。

从此，优质战马得以源源不断输送到长江中下游，南朝战马资源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

比如梁朝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期间“在蜀十七年……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八千匹马，这种规模在东晋和刘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但可惜的是，此时的南朝经历刘裕及之后时期短暂武德充沛之后，已经越来越腐败堕落了。

南朝越来越依赖步兵水军，梁武帝也没有建立一支强大骑兵部队的想法，白白浪费了开通吐谷浑道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

南朝骑兵一直比较孱弱，面对北朝骑兵时往往被动挨打，但在面对南朝军队时，却往往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南朝骑兵面对北朝骑兵时，主要执行骚扰、破交、远距离奔袭等侧面现场任务，在少数情况下，南朝骑兵也正面对抗过北方骑兵。

宋文帝时期南北朝之间有多次旗鼓相当的对攻，在这个过程中南朝骑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南朝骑兵在侧面战场发挥作用比较典型的战例，是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骏营救宋朝民众的事。

刘骏是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也是未来的刘宋第五位皇帝。

刘骏本人比较有军事才能，年轻的时候因为不受重视，经常被外派到边疆州郡，也因此熟悉了战场形势。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下，在北魏推进过程中，宋文帝获取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一支魏军驻扎汝阳，看管着大量刘宋百姓。

宋文帝便让刘骏领兵袭击这支魏军。

史书记载，刘骏这一战采用了南朝骑兵比较少用的远距离奔袭战术，征召了彭城附近民众约一千五百匹马，五百里奔袭汝阳，中途还曾经拣选队伍。

这一战，刘骏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宋军击败了汝阳魏军，杀死三千余人，被俘百姓也得以趁乱逃走。

但最后，这支宋军被北魏发现，优势北朝骑兵迅速包围过来，结果宋军骑兵人困马乏，只活下来了九百余人。

纵观刘骏策划的这次奔袭作战，已经有了隋末唐初以李世民、李靖为代表的超远距离大纵深骑兵作战的影子。

但很多细节显示，南朝骑兵的整体素质还需要极大提高。

比如战马多是临时征兆的，说明刘宋没有大规模的常备骑兵部队，而且中间不得不抛弃一批被远距离奔袭拖垮的部队，削弱了自身力量。

其次，在取得出其不意效果后，依然被北魏骑兵追杀。

这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刘骏没想到或者做不到骑兵远距离奔袭的基本设置，也就是一人双马乃至三马、四马，导致马匹体能出现了问题。

总之，这些小细节，无不体现出南朝骑兵整体素质还是很不够的。

除了远距离奔袭，南朝骑兵还曾正面与北朝骑兵对抗。

元嘉末年（453年），刘宋对北魏发起北伐。

西路宋军从襄阳出发，与北魏在陕城外展开会战，这一战中，宋军骑兵指挥官薛安都与北魏骑兵展开了对战。

薛安都先是骑着披甲战马击败一支挑衅的北魏骑兵，随后，在北魏骑兵冲击宋军步阵且取得成效的时候，薛安都率军与北魏具装骑兵正面对抗，止住了宋军的颓势。

但薛安都这个人其实出身河东薛氏，是正儿八经的北魏骑兵体系出身，所以这一战也可以算作北朝骑兵的内战。

实际上，北朝骑兵的真正对手是逐渐重甲化的南朝步兵，这是北朝骑兵发展出甲骑具装的因素之一。

不管是从部队建制上，还是将领、兵员素质，以及马匹供应，南朝骑兵都很难与北朝骑兵抗衡。

在古代，骑兵部队是高投入高技术兵种，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骑兵部队非常不容易

但在面对南朝内战时，南朝骑兵还是非常有力的。

上文已经提到过，刘裕对付卢循天师道大军时，从青州调了一支鲜卑甲骑具装重骑兵，导致卢循犹豫不决，不敢下决心对战。

这样的例子在南朝历史中非常的常见，尤其是甲骑具装，在南朝步兵心中非常有威慑力。

比如宋明帝时曾让萧道成率军平定叛军，当时朝廷主力在芜湖附近，萧道成就让人用棕榈等编织成马铠，“编椶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

结果叛军看到萧道成的甲骑具装大军，便不战而退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因为骑兵对无甲或者训练不足的步兵拥有巨大优势，披甲骑兵更是如此。

所以南朝内战中少数甲骑具装重骑兵就能够对叛军或者其他训练不足的军队以致命打击。

如果南朝骑兵遇上几百年后重甲又训练有素的宋军，那怕是会碰个头破血流。

重骑兵在面对重甲且训练有素的步兵时没有优势，只能依靠机动性破敌，这也是甲骑具装最终被抛弃的原因之一

总之，南朝骑兵在一开始，就因为先天条件不足，没有发展成为对南北战局有充分影响力的军种。

这一情况随着南朝的愈加孱弱无力而更加严重，最终随着北方一次又一次的统一、分裂再统一进程，充分发展起来又弥合了内部胡汉矛盾的隋朝出现了。

这是当年前秦或者北魏历代君主朝思暮想的北朝完全体，对南朝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最终，南北重归于一统，南朝骑兵也随之融合进隋末唐初实力更强大、作战能力更强的盛唐骑兵之中，在北疆沙漠、西域绿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