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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外蒙古曾有两个著名的论断：

一是认为寺庙喇嘛是外蒙古的“国中之国”，二是向蒙古领导人提出了“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无法保证蒙古的独立”的“建议”。

苏联扶植以根敦为首的农村派领导人掌握政权之后，在外蒙古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根敦等农村派领导人更是宣布蒙古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左倾激进发展路线背景下，苏联指导外蒙古进行了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清除寺庙喇嘛影响运动、集体化运动，同时大力援助外蒙古的经济文化建设，逐步实现了对外蒙古经济社会的改造和控制。

左倾激进路线之下，外蒙古各个领域都在“狂飙突进”，以党员人数为例，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人数从1929年初的1.2万人增加至1932年初的4.4万人，三年人数增加了近4倍。

但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在开展上述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强制过火行为。

多种因素交织之下，致使1932年初外蒙古全域范围内爆发了起义。

事实上，斯大林对外蒙古重点关注正是始于1932年外蒙古全域范围内的大起义。

1932年外蒙古大起义导致了外蒙古内部严重的危机，加之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逐步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从外部威胁苏联远东地区和外蒙古的安全，促使斯大林开始审慎考虑外蒙古地区局势，放弃了在外蒙古实施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在经济领域实施“新方针”，同时进一步加紧了对外蒙古的内部控制。

俄国解密档案显示，1932年蒙古大起义被镇压之后，斯大林开始多次接见蒙古代表团，同蒙古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向蒙古领导人提出了对外蒙古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系列“建议”。

1932年伊始，外蒙古部分地区即出现了起义苗头，4月1日，外蒙古东部省份发生大规模起义，5月初，南戈壁省和阿尔泰戈壁省局势开始不稳，起义最终波及外蒙古12个省市地区，持续6个多月。

须知，1932年时外蒙古的行政区划总计18省2市，也就是说，起义波及外蒙古67%的区域。其中包括外蒙古人口最为稠密的5个省份，这5个省份集中了外蒙古全部牲畜的60%，此外，外蒙古45%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起义。

而除了普通民众之外，蒙古部分党员干部甚至蒙古人民军的部分部队也转投到了起义一方。

起义最严重的时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政府机构，甚至准备从乌兰巴托疏散至靠近苏联的阿勒坦布拉格。

5月30日，车车尔勒格市发生了蒙古人民军部队的哗变，哗变部队1195人携带500多支步枪，转投起义者一方，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如苏联不尽快派兵镇压，乌兰巴托有沦陷的可能。

同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德拉霍，也多次请求苏联派驻外蒙古的最高军事代表——担任蒙古人民军总参谋长的舍科，请求舍科致电伏罗西洛夫，要求苏联派遣飞行大队镇压“反革命起义”。

实际上，莫斯科在获悉外蒙古起义苗头之后，即着手采取相关措施。

1932年3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蒙古问题做出决议，决定改善外蒙古的商品仓储和转运情况，紧急调拨价值3700万图格里克的商品输入蒙古，向蒙古提供400万图格里克的军事贷款，为蒙古内防处调拨蒙古军队的制式武器。

此外，决定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组建常设的蒙古委员会以便及时解决所有与蒙古有关的问题，成员包括伏罗西洛夫、加拉罕、埃利瓦等人，由伏罗西洛夫任委员会主席。

同以往解决涉及外蒙古问题组建的各种临时委员会不同，该蒙古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此外，伏罗西洛夫是苏联军方的重要领导人，加拉罕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地位举足轻重，从伏罗西洛夫和加拉罕二人的身份，及所担任的职务便可以看出蒙古委员会的规格非常高，也足见斯大林对外蒙古局势的关切和重视。

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蒙古问题再次做出决议，决定从苏联军事库存中为外蒙古内防处调拨价值50万卢布的武器和制服等军用物资。

5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了蒙古起义的问题，认为蒙古领导人左倾过火的错误行为，是导致蒙古起义的主要原因，蒙古领导人错误行为的主要表现是实施了全面集体化政策和取消了私人商业贸易等不适合蒙古国情的措施。

应当督促蒙古领导人改变这些错误，目前蒙古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在于集中力量消灭叛乱分子，会议责成伏罗西洛夫负责的蒙古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讨论蒙古起义的问题。5月27日，蒙古委员会就蒙古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寺庙是蒙古起义的发源地，应当坚决惩治镇压参加起义的喇嘛上层，必须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反革命的喇嘛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5月29日，斯大林亲自签署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合做出的关于消除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在反对喇嘛、消除私营商业因素以及开展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左倾过火行为的联合决议。

决议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政府犯下了系列左倾过火错误，将很大一部分阿拉特（农牧民）群众推向了反革命分子一方，而反动喇嘛等反动分子在日本和中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利用这点，组织发动了起义，并且在蒙古境内扩展开来。

决议指出，对于外蒙古地区起义发展的情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政府必须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镇压起义，毫不留情地消灭起义中的反动喇嘛等反革命分子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中的变节者，将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财产进行没收，并将没收的财产分发给阿拉特群众，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中的变节动摇分子应当坚决清除出去，同时在阿拉特群众中展开广泛的说服解释工作，并在阿拉特群众面前开展自我批评，同时改变经济领域中的左倾过火行为。

最终，在苏联飞机、坦克、地面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的直接帮助下，起义被镇压下去。镇压过程中，总计有8000至1万名起义者被打死，1.3万名高级喇嘛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

1932年外蒙古的大起义给了斯大林很大的震动，起义波及了超过67%的外蒙古区域，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无论是普通的阿拉特民众还是“反动的”喇嘛都拿起了武器，甚至蒙古人民革命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蒙古人民军的部分成员都加入到了起义一方。

斯大林对于外蒙古发生的如此“暴动”极为不满，视为对其个人权威的“侮辱”。

1932年5月26日，斯大林在给伏罗西洛夫和加拉罕以及埃利瓦等蒙古委员会成员的便条中指出，奥赫京5月25日发来（关于蒙古起义的）电报内容是“机会主义者的废话”，奥赫京试图在联共（布）中央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之间寻求中立，这是蒙古局势混乱的主要原因，奥赫京发来的“冗长且乱七八糟的电报即是直接的证明”，为此应当禁止奥赫京发来的电报超过200字，同时尽快派埃利瓦前往外蒙古（进行实地调查）。

无独有偶，6月4日斯大林在发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电报中指出：

“为什么外蒙古的局势突然急剧恶化起来，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或许发电报的人在弄虚作假，欺瞒我们，或许是奥赫京为了将我们拖入此事而故意夸大其词，此外，谁在领导镇压起义的部队，是奥赫京还是舍科，如果舍科没有领导能力的话，是否派经验丰富的人替代他，不能将外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同等对待，如果外蒙古的局势不能妥善处理，那么日本、中国和蒙古（内部的反动分子）可能结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

可以看出，斯大林一方面对外蒙古境内起义，引发的局势危机处于忧虑之中，甚至担心外部的日本和中国借机干预，一方面显然对于苏联在外蒙古的外交代表奥赫京和军事代表舍科的工作不满，甚至持不信任的态度。

此种背景之下，斯大林决定派遣蒙古委员会成员埃利瓦前往外蒙古“主持工作”——弹压起义并实地调研外蒙古的局势。

很快，受斯大林的委托，埃利瓦于6月初抵达了外蒙古，埃利瓦并未呆在乌兰巴托听取报告，而是乘坐汽车前往了起义的中心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埃利瓦在前往目的地的路途中，观察到一路上“到处散落着在苏联空军和陆军帮助下被蒙古政府军歼灭的起义军尸体”。

1932年8月29日，在长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埃利瓦向斯大林本人发送了绝密的总结报告，报告共计20页，埃利瓦在报告中评估了苏联对外蒙古的政策方针，谈及了外蒙古当地的局势，重点汇报了外蒙古起义的有关情况。

报告指出，无论是出于苏联的自然战略屏障考虑，还是作为苏联的肉类和原料基地，苏联都应当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前面临的局势问题进行最大限度的关注，尤其是当前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地区进攻行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

埃利瓦秘密报告的核心主旨可以归结为三点。

其一，外蒙古起义的规模和波及范围非常大，而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喇嘛阶层，喇嘛阶层的势力比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实力要强大，而且喇嘛阶层甚至在蒙古党团组织中依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集结成反革命的力量。

其二，苏联对外蒙古的内部政策失当和蒙古领导层执行过程中的过火行为是起义暴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要改变苏联对外蒙古政策。

其三，外蒙古对于苏联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地区的“积极行动”正日益增强，因此，苏联应当对外蒙古面临的局势进行重点切实的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埃利瓦的秘密总结报告，对斯大林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影响。

因为苏联很快在外蒙古的对内政策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本质上放弃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在经济采取了更为缓和的“新方针”，也正是在埃利瓦秘密报告之后，斯大林撤换了从1927年就担任苏联驻外蒙古全权代表的奥赫京。

此后，斯大林多次接见蒙古领导人和代表团，并在会谈中向蒙古领导人提出了自己的主要“建议”——对喇嘛阶层采取严厉的斗争措施同时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应对日本的外部威胁。

实际上，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地区及其支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威胁确实在不断增强。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在当年度的《形势判断》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建立取代张学良政府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满蒙组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国家。第三阶段，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而同时期日本热衷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更是将中国满蒙地区视为日本的国防生命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即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其首要方针便是建立由日本支持，囊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区域，以宣统帝（溥仪）为首领的亲日政权。

上述方针之下，日本关东军不断向内蒙古区域扩张，10月7日，日本关东军方面向内蒙古的部分王公提供了长枪3000支、子弹数十万发，武装内蒙壮丁4000余人，并配备日本军官组建内蒙古独立军，策动蒙古独立运动，拟“经由通辽向内蒙西部发展，最后于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宣布独立”。

1932年3月9日，日本军方更是扶持溥仪正式建立了伪满洲国。

而对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内蒙古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例如，1929年6月30日，苏联驻外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在一份密报中写道：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现在几乎没有了。该党残留下来人员待在乌兰巴托，很大程度上靠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养活，很不中用”。

显然，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侵略攻势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外蒙古地区内部局势的恶化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名存实亡”的现状。

不能不使斯大林认真考虑苏联远东地区和苏联支持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面临日益加深的日本现实威胁。

1933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指示中提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最重要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增强蒙古的国防，捍卫蒙古免遭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加强军队中的党团基层组织，宣传蒙古面临的日本侵略威胁，提高蒙古军队的革命政治思想和战备水平。

9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工作重点在于修正左倾过火行为，同时全面增强蒙古的国防工作，以保护蒙古免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武装干涉。

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同由额尔敦布奥其尔、道布钦等蒙古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就谈及了外蒙古的喇嘛问题。额尔敦布奥其尔向斯大林表示，在实施“新方针”之后，蒙古喇嘛阶层的数量在增长，很多还俗的喇嘛重新返回了寺庙，蒙古党和政府对于这种情况除了处以每人50图格里克罚金之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措施，“我们不知道以后该怎样做，希望获得您的指示”。

伏罗西洛夫指出，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70多万居民中当中约有12万名喇嘛，喇嘛阶层对于蒙古年轻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斯大林强调，“喇嘛阶层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中的‘国中之国'，你们应当像我们对待东正教一样对待喇嘛阶层”，应当从内部瓦解喇嘛阶层，不应当在是否信仰上帝的基础上瓦解喇嘛阶层，应当以支持还是反对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为标准，对喇嘛阶层进行分化，应当派遣200名坚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进驻寺院执行此项瓦解工作。

斯大林直接询问额尔敦布奥其尔，蒙古居民群众更信谁，“你们还是喇嘛”。额尔敦布奥其尔对此回答说，“更信喇嘛”。

此外，斯大林询问了蒙古有多少军队、飞机和坦克，并在张家口方向配置了多少军队。

毫无疑问，双方的会谈是坦诚的，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了寺庙喇嘛阶层是蒙古“国中之国”的著名论断，并主张直接派遣坚定的党代表进驻各大寺庙执行瓦解喇嘛阶层的工作。

身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额尔敦布奥其尔更是向斯大林表示，相较于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阿拉特群众更相信喇嘛，并表示“蒙古人民革命党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喇嘛阶层”。

可以想象，在外部日本威胁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听闻此言的斯大林无疑加深了对外蒙古喇嘛阶层的“顾虑”。此外，斯大林询问外蒙古在张家口方向配置了多少军队，可以看出，其潜意识里存在对日本和中国方面可能武装干预外蒙古的顾虑。

1934年11月15日，斯大林同以根敦为首的蒙古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谈，会谈的规格很高，这点从双方参与会谈的成员可以看出，苏方参与会谈的人员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索科利尼科夫、埃利瓦，蒙古代表团的成员有根敦、乔巴山、门德等人，自然，会谈的议题主要围绕外蒙古的喇嘛问题和军队国防问题展开。

会谈中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喇嘛问题，根敦一开始便提出喇嘛阶层是蒙古党和政府面临的主要危险，喇嘛阶层公开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为敌，并询问斯大林如何对待喇嘛。

斯大林和伏罗西洛夫随后询问了关于蒙古喇嘛的一些细节问题。之后，斯大林详细谈及了其本人所持的对待喇嘛问题的态度和“建议”。

斯大林指出，外蒙古喇嘛阶层的力量还很强大，要采取迂回的方法逐步解决喇嘛问题，通过培养大量教师同喇嘛阶层争夺对蒙古年轻人的影响，依靠蒙古国家的力量多打水井来满足蒙古阿拉特群众最基本的经济需要，将喇嘛教的宗教仪式从西藏语改为蒙古语，要培养医生、护士、兽医，将医学事务从喇嘛手中夺取出来。

斯大林“建议”蒙古领导人，要不时对犯下政治罪行的大喇嘛采取惩罚措施，要以叛国罪的罪名将大喇嘛交由法院审判，而且需要公开地审判，以此“让蒙古人民明白，这些喇嘛同外部的敌人相勾结，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这“也是对喇嘛的一种迂回措施”。

斯大林向根敦等人强调，需要加强蒙古的军队建设，“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无法捍卫蒙古国家的独立”，蒙古党和政府应当提高军队的实力和蒙古居民的教育文化水平，“那时你们的政府将会比喇嘛阶层更加强大”，蒙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所有针对喇嘛的措施落实到实处，使蒙古不存在“国中之国”，使“根敦的政府比喇嘛更加强大”。

此外，斯大林建议将蒙古内防处改组为内务部。

11月24日，斯大林、伏罗西洛夫、莫洛托夫同根敦举行了单独会谈，重点讨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面对日本威胁的问题，为此，双方达成了将签署“互相援助”协定的口头意向。

会谈最后斯大林和根敦达成了在乌兰巴托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君子协定”。

相较于1933年的会谈内容，斯大林在1934年同蒙古领导人会谈中提出的“建议”更加明确和具体——采取措施解决喇嘛问题，消除喇嘛阶层这个外蒙古的“国中之国”。为此，斯大林建议以叛国罪公开审判大喇嘛，改组内防处为内务部，加强内部控制，全力整军备战加强军队建设以应对日本威胁。此外，斯大林答应每年向外蒙古提供600万图格里克的无偿军事援助，连续提供五年，同时苏蒙双方签署互不侵犯协定和互助条约。

1935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蒙古问题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建议”蒙古领导层加强同喇嘛阶层的斗争，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要更加严厉地打击喇嘛阶层中的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些反动喇嘛分子是蒙古国家民族的叛徒，是日本侵略者的帮凶。

1936年1月7日，斯大林同蒙古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蒙古代表团的成员为蒙古政府总理根敦、蒙古内防处处长纳姆斯莱、蒙古国防部部长德米特。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国内斯大林体系日渐形成，1936年前后苏联开始的“大清洗”运动等苏联国内政治事件的发展，同样影响了外蒙古本身的历史进程。

斯大林提出并推动了诸如“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优先，并且高于世界革命的国际利益。

战争威胁背景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当时苏联唯一的国际盟友，自动走上了斯大林的战略轨道，扮演着苏联在远东的地区角色，这种地区角色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点：

其一，蒙古人民共和国逐渐成了东方落后国家中在苏联帮助下由封建主义一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其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外蒙古担负着掩护苏联安全的地缘战略的职能。

应当说，斯大林对外蒙古“考虑”和“建议”的直接结果是乔巴山在执行斯大林“建议”的过程中全面掌权，斯大林在外蒙古建立了同苏联国内一样的专制集权体制。

而斯大林对外蒙的“考虑”和“建议”不仅影响了一批蒙古领导人和普通蒙古民众的命运，更对蒙古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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