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去世之后，宋真宗即位。在这个时期，北宋君臣开始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并且将其作为后世君臣治国的圭臬。宋真宗统治时期，是北宋许多制度的定型期。
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当时的枢密副使富弼曾经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施政的阶段性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
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创法立制，到了宋真宗时期，宋朝由创业走向守成，真宗的任务就是要遵循太祖、太宗所订立的法度来治国，做好守成之主的本分就好了。
宋真宗“谨守成宪”，除了因为宋朝由创业走向守成这一基本的现实情况外，与宋真宗的个人情况也有关系。
宋真宗
宋太祖作为开国之君，宋太宗作为长君即位，那都是见过大世面的，综合能力强，都属于比较强势的君主，其个人对政治的影响比较突出，君主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宋真宗，其个人能力、素质、阅历与太祖太宗相差甚远，因此他没那么自信，除了遵守既定国策外，他无力继续开创新局面，治国也更加依赖官僚集团、士大夫集团。
因此，在宋真宗统治前期，他处理朝政时，时时事事都要征询汉唐故事、本朝成宪，都要问下太祖太宗朝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汉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
不仅宋真宗这样，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也是如此。比如李沆、王旦，如同西汉时期的萧规曹随一样，他们觉得祖宗制定的各项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很好了，照着办就行了，不要生事，不要随意变革。他们在提拔官员的时候，崇尚“重厚”“质实”之人，不要那种“轻易”“浮薄”之人。所以，被称为“守成贤相”。
因此，在真宗朝，援引祖宗故事处理事务的原则逐渐确立起来。宋真宗统治前期，真宗君臣以“遵行先朝成宪，保守祖宗基业”为号召，治国小心谨慎，基本上沿袭着太祖、太宗朝的统治方式，行政管理逐渐程序化、制度化。
其中以李沆、王旦等宰相为首的一批士大夫，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为后人所熟知的士大夫政治，此时开始发端。王瑞来先生的《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这本书，介绍了真宗朝的5位有代表性的宰相，其中就包括李沆、王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到了宋真宗的统治后期，宋真宗热衷于神道设教、自我造神，沉溺于天书祥瑞、东封西祀，不仅消耗了国家资源，也对政风、士风造成了负面影响。虽然这里面有他自己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并不完全出于迷信。但是毕竟与正常的统治行为不符合，士大夫阶层也因此发生了分化，有的赞同宋真宗的做法，比如丁谓、王钦若，有的反对，还有的保持了沉默，比如王旦。
不过，恰恰是由于真宗的这种非理性行为和士大夫的分化，导致了崇奉本朝的“祖宗故事”，将“祖宗典故”作为国家政事的效仿原则更加突出了。
士大夫中的具有良知的人，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有着“以道事君”的精神。为了规劝宋真宗，为了与反对派进行争论，他们高举“恪守祖宗成宪”的旗帜，借助“祖宗”的威灵（毕竟没人敢在明面上说太祖太宗制定的制度是错的），以此来影响、震慑皇帝和反对派大臣，力图规范其统治行为，将朝廷的统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遵守“祖宗之法”虽然此时尚未作为口号提出，但其实质精神已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了。
宋真宗去世以后，宋仁宗即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老师，在其所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提到：宋仁宗即位之初，朝廷中常见的提法仍是遵行祖宗故事；当时致力于效行祖宗法度的王曾、吕夷简等人，所征引的内容基本上局限于具体的法规典故，举述的直接目的在于保持政策实施的前后一贯。到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之后，“恪守祖宗之法”的提法才大行其道。从恪守“祖宗故事”到遵行“祖宗之法”，这一递进过程大体上完成于天圣、明道时期。
宋仁宗属于幼主登基，他即位的时候才13岁，无法亲自处理朝政，是由刘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的。由于此时缺少成熟的皇帝，军国大事又由后宫的刘太后做主，后世称刘太后“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这给了北宋政坛的士大夫们一个绝好的发展良机。
刘太后
发端于真宗时期的士大夫政治，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形成了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兼具才学识见与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在此时终于确立。
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一大批为时人及后人所瞩目的士大夫，活跃在政坛之上，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积极上书言事，参政议政，“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仅是范仲淹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些士大夫们共同的人生信条。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宋仁宗开始亲政。人们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纷纷上书言事。此时君臣们认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要求遵从“祖宗制” “祖宗法”的提法明显增多。
士大夫们要求宋仁宗严格要求自身，效祖宗楷模，为子孙立万世法。他们告诉皇帝“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又说：“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之，可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
宋仁宗
在仁宗前中期，与士大夫希望皇帝遵守“祖宗之法”的要求相适应，形成了编修、进读《宝训》《圣政》的第一波高潮。
《宝训》《圣政》记录了宋朝自太祖以来历代君主的“嘉言美政”，以供后世帝王汲取借鉴本朝的治国经验，属于一种帝王学教材。士大夫们希望通过向年轻的帝王灌输祖宗积累的经验，从而让他继承光大“祖宗之法”。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南宋的著名史学家李焘在其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注文中，多次指出《宝训》及《祖宗故事》一类著述中的年号、官名、事件等记载不确切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内容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
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所编写的《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统治时期的治国经验，拿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种正史史籍相比较，也会发现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这是因为《宝训》《圣政》《贞观政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录或者史书，而是一本具有明确政治导向的名人名言名行的记录册，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当政的帝王学习本朝君主的治国经验，因此它不太在乎事实表述是否准确，或者说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考订没那么认真，于是才会出现这些与事实不符的内容。
甚至一些情况下是故意歪曲事实的，士大夫们通过美化祖宗的所作所为，以塑造完美的祖宗形象，希望给后世帝王留下可供效法的正面楷模，让后世君主来学习。凡事要以祖宗为榜样，不要胡作非为，要继承祖宗之法，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成为一个好皇帝。
有个很有名的熏笼的故事，说是宋太祖想要熏笼（熏笼是一种覆盖于火炉上供熏香、烘干物品和取暖用的器物），结果好久都没做出来。
他一怒之下，找人来询问，对方说：要弄熏笼的话，得先把事情告诉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告诉本部，再由本部告诉本曹，本曹再给本局下命令，本局制作好样式、预算等后， 再逐级汇报，上面最终同意了，才会开始制造，制造完了，再进献给皇帝。所以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宋太祖一听特别生气，怎么这么麻烦，说谁弄的这个条贯（也就是法则条规）来约束我？身边人说：得问下宰相了。于是，赵匡胤找来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花数十钱就能买个熏笼，现在都贵为天子了，怎么好几天都弄不来呢？赵普说：这个条贯，不是为您所设的，而是为您的子孙后代设立的。假如您的后代子孙里要是有想制造奢侈品的、乱花钱的，这个流程这么长，台谏官员就会知道，然后就会劝谏了，这是有深意的。宋太祖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说：此条贯极妙。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有人提出过质疑，比如其中提到的官制：尚书省、本部，这都是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的官制，不是宋太祖那时候的。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宋代的士大夫们对言说此事的热衷，一些官员上书的时候，会引用这个故事，向皇帝强调凡事恪守条贯的重要。
还有，宋仁宗在位的时候，当时的大臣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不曾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然而到了宋哲宗统治时期，仁宗的形象就有了转变，成为了忠实继承祖宗之法的人，是后世帝王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变化，显然是与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对祖宗之法多有破坏，在士大夫当中引起的反感有关。
人们对前代的美化，往往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我们平时了解到的体现宋代帝王美好品德的一些小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而是士大夫们美化的结果，而这种美化，也不是为了帝王本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为万世法”的祖宗的完美形象，让后世帝王进行效法，对帝王进行约束。
因此，“祖宗之法”并不完全都是祖宗们创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是寄托着后来士大夫们的理想，并且经过了士大夫们的参与、诠释、阐发甚至改造。它体现着士大夫群体基本的认知与共识，从而影响着当时的行为、制度乃至社会观念。
宋真宗与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皇帝和参与决策的士大夫们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遵循“祖宗法度”，提供着一条被共同接受的出路，希望以此防范过失，对国家政治运作行使有效的制约。经过真宗后期至仁宗初年的酝酿，正式提出了要效行“祖宗之法”。
从此，遵守“祖宗之法”，成为朝堂上不倒的大旗；对于“坏祖宗法”的警惕，则成为朝廷上下共同的警觉。这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不过，“祖宗之法”并没有固定的条款，它不像一些家训一样，一条一条，条理清晰。它包罗万象。因此，没人能说得清楚，祖宗之法到底有多少条、具体内容有多少，它无法穷举。它包括历代君主的说法、做法，而且这其中还不乏矛盾之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它的主要目标很清晰，那就是要保守祖宗基业、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也很清晰，主要是通过防范弊端，尤其是防范内患来实现。但是具体内容不清晰、比较模糊。因此，“祖宗之法”更接近于一套行为标准、精神原则。
这导致当时士大夫中对于“祖宗之法”的认知是不一致的，两个人都说要遵守祖宗之法，但是实际上可能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你认为这是祖宗之法，我认为不是。我认为祖宗之法中的这条做法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而你认为恰恰相反。
比如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无论是支持改革的或是反对改革的，双方为论证自身意见的合理性，都以“祖宗之法”为依据，而他们所阐述、所宣扬的“祖宗之法”，却并不相同。支持者要求变革，以重振祖宗纲纪。反对者强调稳定，反对随意改变已经定型的做法、制度。
即使是同一派别，对“祖宗之法”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朝中众多士大夫掀起了一波波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浪潮，而对于“祖宗法度”的理解与诠释，事实上都不相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这种情况，从“祖宗之法”提出来，这么多年，一直到南宋时期，大臣们经常引用，又这么重要，但是大臣们从来都没有积极要求朝廷澄清其实质内涵，朝廷也没有就此来统一大家对“祖宗之法”的关键认识。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邓小南老师说的：“祖宗之法”范畴的不确定性，适应着不同信念的官僚士大夫们争取自身“话语空间”的需要，为其倡行者、实践者提供着阐发、解释的机会，而这种阐发解释活动，在弘扬“祖宗之法”神圣性的同时，也赋予解释者们以权威的地位。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它比较含混，不明晰，才给了士大夫们以充分诠释的空间，也使它更容易为当时的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援引利用。要是“祖宗之法”特别清晰，和法律一样，每一条是啥，这一条啥意思，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那么这些信念不同的士大夫，恐怕也不会共同提出遵守“祖宗之法”这种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