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部门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在网上盛传，发布会上某位发言人的发言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该发言人原话摘录如下：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地方性的区域中心，而二里头是相当于王朝阶段的都邑性的遗址，就相当于首都。

二里头铜器的生产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的拉长和分离。也就是二里头的铜料的获取、铅料的获取、锡料的获取，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是共同汇聚到了二里头，进行最后的成品生产。这是一个王朝和之前的古国阶段，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样态。

三星堆遗址开始有铜器出现，年代相对是比较晚的。而且可能出现的比较突然，很可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的”。

针对该发言人的发言内容以及目前社会上对三星堆遗址某些奇怪的观点，笔者一并提出以下探讨：

有人说夏都二里头的青铜是夏代制造的，三星堆的青铜是商代制造的，所以他们认为，即使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二里头的更精美、更有技术难度，那也是因为两者有时间先后顺序，因为三星堆晚于二里头，所以是三星堆传承了二里头，才有了更先进的发展。

二里头位于河南洛阳，按逻辑同样也位于河南的“商都殷墟”安阳是不是更应该优先传承同在一地的夏都二里头的青铜文化呢？然而事实却是，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三星堆却拥有比殷墟更先进的青铜技术。三星堆出土有具有磷铜技术、钙铜技术、拉丝技术、芯骨技术的青铜器物，而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并没有发现这些技术应用。三星堆最高青铜器神树3.96米，而安阳的后母戊鼎仅有1.33米。此外，三星堆出土象牙800多根，而商都安阳仅仅只有6件象牙制品；三星堆出土有金器600多件，而殷墟安阳仅有一些金箔金叶。

如果说三星堆是因为晚于二里头所以先进，那么与二里头近在咫尺时间更晚的殷墟安阳，为什么青铜器仍然不如三星堆呢？所以说“三星堆因为晚于二里头，所以是传承了二里头文化”，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三星堆青铜文化不仅不可能传承于二里头，而且还有可能早于二里头。我们都知道，青铜器这类无机物现在是无法测年的，目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三星堆掩埋坑的其它可测年物质推断三星星掩埋坑形成于商末周初，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青铜器制造的时间下限是商末周初，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三星堆这些青铜器可能制造于商末周初之前的任何时间段。

《山海经》里早就有西王母、黄帝、大禹采铜铸镜铸鼎的记载。而三星堆，甚至早在黄帝时期以前，在约4800年前就有了人文痕迹，比二里头足足要早近1000年。甚至在约4100年左右，三星堆便有了城墙，能够建城墙，说明什么？说明三星堆并不是一个散漫的部落集散地，而是一个有着基本社会结构的城市。巧合的是，正好三星堆建墙的这个时期就是夏初。三星堆建墙的时间比夏中后期出现的二里头城墙足足要早约480年。

发言人称二里头是各地器物材料的汇集地，因此二里头可能就是首都。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之前官方对三星堆的描述是“突然出现”“没有高端器物制作能力”，“三星堆没有矿源”、“三星堆器物都是外来的器物和文化”。那么这就奇怪了，同样是“各种材料文化风格器物汇集地”，对三星堆定性却是中原及其它地方文化的传承地，而现在却将“各种材料汇集地”作为二里头是首都的证据。

以上这样定性，这算不算双标呢？况且，近日四川省文物局官方发布的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新报告中，首次得出明确结论，三星堆青铜器铜源与玉器的来源均与上游几十公里的彭州关联性较大，换句话说，三星堆的铜玉来源均有极大可能就是来自彭州龙门山脉。这也符合三星堆与金沙的铜、金、玉器层出不穷的现象。

上古时期，材料来源及制作在本地，这才是比较符合逻辑，相反，资源匮乏，需要从不同地方取材的地方，是很难聚集大规模人群的，这是基本逻辑。

发布会上发言人将三星堆直接定性为“地方性区域中心”，将二里头定性为“都邑”，“可能的首都”。问题是，如果三星堆是地方性区域中心，那它究竟是哪个“区域”的地方政权的中心呢？既然发言人可以把二里头疑是某政权首都都可以明确表述，为什么三星堆属于的这个区域政权却没有提及？作为官方正式发布，这属于不严谨。

即便就算按照这位发言人的定性，三星堆是地方性区域中心，那么三星堆所在的这个地方区域政权与二里头所在的某政权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三星堆区域地方政权属于二里头代表的某政权，那么三星堆这个区域地方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僭越行为，因为三星堆的器物无论哪方面都要远远超越“首都”二里头。如果三星堆这个地方政权与二里头的某政权是并存关系，那么，怎么能用从属关系来表达说三星堆是地方区域中心，而二里头是首都呢？如果两者是并存关系，他们不都应该是各自区域的中心首都吗？

发布会上发言人称三星堆可能是受到突然刺激爆发的。好吧，即便就算三星堆从存在开始一直处于蛮夷状态，直到商代突然受到某种刺激开始爆发，成为地方性区域中心，那你也得告诉我们三星堆究竟是受到什么突然刺激，成为哪个地方范围区域的中心。作为严肃的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是不应该用“不可知论”来在官方发布会发布的。

如果，确实不能回答三星堆是受到何种突然刺激产生了文明爆发，那就没有依据没有理由铁口直断二里头可能是首都，三星堆只是地方性区域中心，对这两个地方采用不同定性推论的描述，这本身就存在误导。也是对我中华民族上古文明和历史发展脉络的亵渎，这样的发言，将成为中国的历史笑话。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出土有大量鼎、尊、爵、罍等等三星堆较少出土的青铜器物，以此来证明中原是中心。然而是这恰恰证明三星堆才是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的关键答案是“青铜人像”，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任何宗教院寺场所最显眼，最不可缺少的是不是“像”，无论是塑像、雕像还是画像，是不是都是该场所的灵魂承载物？

而恰恰目前仅仅只有三星堆与金沙出土有青铜人像，其它地方并没有。所以说，国家社稷庙堂之内的器物能和家族墓葬之内的器物相提并论吗？鼎、尊、爵、罍这些东西是不是国家社稷礼器，要看所在的应用的场景。举个例，在皇宫内的使用的酒器、食器、乐器、水器等等器物到了民间，可能就成为某个诸侯家族祭祀供奉的礼器了。《西游记》里，神仙的生活用品到了凡间，不都摇身一变成了高端法器、礼器吗？

所以，还是那句话，“真实的三星堆在坑外”，三星堆掩埋坑作为祖庙级祭祀，或国家级天文历法制定场所区域，不能真实体现三星堆掩埋时当时社会生活的状态，也许，三星堆遗址那剩下的广大的待发掘区域内，哪一天会在某个豪宅大墓里挖出这些尊、爵等等生活用品也不一定。

也许，“华夏”最开始是地域的概念，是部落的概念，但是现在已经泛化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

提到“华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神圣的名字：三皇五帝、华胥氏、燧人氏、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禹、蚩尤、仓颉、岐伯、彭祖、颛顼、共工、祝融、西王母、夸父等等。

还有一个个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故事：盘古开天、伏羲画卦、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追日、涿鹿之战、神农尝百草、绝地天通、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仓颉造字、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夏商鸣条之战、商周牧野之战。

当然，伴着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还有众多古老的山水地名：昆仑山、泰山、崆峒山、洞庭山、岐山、广都之野、成都、亳城、华阳、熊耳山、岷山、青丘、穷桑、商丘、蒲城、黑水、江水、若水、洛水、伊水等等，因为这些元素构成了华夏文化。

这些人物的名字就是华夏的名字，这些山川地理就是华夏的根脉，这些故事凝聚成的就是华夏的精神。所以，如果要提“华夏溯源”，首先得要搞清楚什么是华夏？天南地北的“古国”、“王朝”与上述的这些华夏文化元素有没有关系？如果该地没有找到华夏文化的灵魂元素，叫“华夏溯源”合适吗？

正因为华夏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所以华夏溯源不仅仅只是纯粹天南地北的“古国”、“王朝”遗址的考古工程，更应该是严谨的社会科学工程，是开放性的文化工程。

探源华夏，首先要了解华夏的由来。只有我们正视内心，只有以正常逻辑思维方式去寻找，才能真正找到让世界信服的华夏文明之源，只有找到了华夏文明之根源，才能舒展民族历史，才能形成中华民族共识凝聚的民族精神，才能真正散发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光，才能真正以当代人类文明起源之地的豪迈让全世界敬仰。

（本文感谢西南民族大学贾银忠教授提供帮助）

作者:翔子史前推理师

知名历史博主，文旅节目制片人，原为中央电视台（CCTV）导演。全网首次提出华夏探源创新观点：“岷江流域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引发社会较大反响。

内容包括:昆仑就在瓦屋山、昆仑之丘即为新津修觉山、伏羲女娲来自岷江流域、炎帝黄帝家族在岷江流域、涿鹿之战战场在成都、尧舜禹夏商西周皆在岷江流域、三星堆就是夏商祖庙、《山海经》即为巴蜀地理书等等颠覆性的观点。一一对应了《山海经》里众多地理坐标。

里众多地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