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如同中国古代文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就辉煌。无论是有关小说发展史著作的精心撰写、小说文献的考订与整理出版、小说作家的独到研究、小说作品的多方位解读、还是小说理论的系统阐发等，学者们均奉献出了可喜的成果。

《中国小说史略》

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阿英、谭正璧、孙楷第、郑振铎、胡士莹、吴小如、夏志清、韩南、柳存仁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而尤以鲁迅的成就最为杰出：他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筚路蓝缕，发凡起例，成为20 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示后来者以研究的轨则与方向。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佳构如林，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大大地向前推进。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之成立，尚有某些不足之处。

其重要之点，就是人们对作为这门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与范畴之认识，多有模糊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末，曾有学者感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还仅仅处于前科学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

如果说得苛刻一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作为一门科学意义上成熟的学科，构成此学科许多最为基础的概念与范畴，必有较为明确的界定。

谭帆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访谈中就指出：“概念、范畴、术语三者是构成任何一种理论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要素。”1对构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倘若作为一门学科的众多最为基本的概念与范畴都没有研究清楚，那么，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怎么能说这一门学科不处于前科学状态？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正有此种情状。

我们这么说，绝不是否定20世纪以来广大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尤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发展历史阶段的科学划分，对小说文体的大致归类，对诸多小说现象的精辟分析等等，多有开创之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著作，正如一切伟大学者的著作那样没有任何的不足之处。

鲁迅先生

鲁迅自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还说到“诚望杰构于来哲也”。鲁迅这样说，并非仅仅是出于他的谦虚，而是他深切地认识到，限于当时所能看到的小说材料等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尚有颇可以完善的地方。鲁迅的著作是如此，遑论其他不及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论著了。

诚然，就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而言，并非没有学者对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与范畴作梳理，他们的梳理固然也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偶然的、零碎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谭帆教授等所撰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则异乎是。

该书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果，2013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对“小说”“寓言”“志怪”“稗官”“笔记”“传奇”“话本”“词话”“平话”“演义”“按鉴”“奇书”与“才子书”“章回”“说部”“稗史”文体术语的考释，下卷则是对“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背面铺粉”“横云断山”与“山断云连”“水穷云起”“斗笋”“大落墨法”“加一倍法”“章法”“白描”“绝好妙辞（词）”文法术语的考释，几乎囊括所有最为重要的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

本书的独到之处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所考释的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为数较多，而是本书以颇为清晰而完整的学科意识，从对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解读这样甚为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古代小说最为基本的概念、范畴与发展历程及民族特征，作了整体的反思与梳理，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极大推进。

要而言之，本书最为卓特之处有三：

其一，从研究角度看，从全面、深刻地反思小说研究学术史、特别是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历史流变切入做小说文体史、小说批评史研究，这诚然不是本书研究最为根本的目的，却是本书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融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现代学术研究思想于一炉，既有材料异常扎实的考据，又有内涵甚为丰赡的理论。

其三，从研究价值看，本书由此重新认识与界定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与文法术语最为核心的概念与范畴，还原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并为撰写一部真正有民族特色的而不是西方小说观念笼罩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展史，扫除积弊，提供至为关键的具有较为科学界说的概念与范畴支撑。

二

陈平原教授在本书的序中指出：“本书最大特色是将批评史、文体史、学术史三种视野合一。”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我的看法是，著者其实是从反思小说学术史入手做小说文体史、批评史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增订本

这是因为，著者的着手处固然是在反思小说研究史，但其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乃是在对诸多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作为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无疑高度聚焦了小说文体史、批评史之菁华，因此，对众多重要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深度阐释与综合研究，事实上便是以特殊的学术理路，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与批评史的“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进行独到的开掘。

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学术研究往往要对人们看似“熟知”的东西加以反思，以求觅得“真知”。毋庸置疑，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反思是杰出学者极为可贵的品格与学术精神。

反思，意味着怀疑，意味着探究，意味着批判，也往往意味着发现，而这正是学科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一部学术研究史，不妨说就是一部学术反思史。一个学者如果不能深切地反思学术史，就难以找到有较高水准的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发现确乎有价值的重大学术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谭帆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反之，有反思才会有问题，而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前导；找到了真正的学术问题，也就找到了一个学科前进的方向。若找了大本大原的问题，又勤加泛览，细加钻研，则必定极大地推进一门学科的向前发展。

本书之所以甫出版就赢得广泛的学术赞誉，正是谭帆教授带领其团队深刻地反思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这样颇具根本性、有关全局性的问题，并全身心投入、持之以恒认真探索的结果。

本书反思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最为杰出的贡献在于：对一百年来笼罩在西方小说观念下国人普遍习以为常，然而并不真知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这是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却发现了绝大的问题，旨在复原中国古代小说的本来面目。

谭帆教授在本书的序言性文字之一《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中说：

近代以来，“小说史”之著述大都取西人之小说观，以“虚构之叙事散文”来概言中国小说之特性，并以此为鉴衡追溯中国小说之源流，由此确认了中国小说“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之发展线索和内在“谱系”。

此一线索和“谱系”确为近人之一大发明，清晰又便利地勾画出了符合西人小说观念的“中国小说史”及其内在构成。然则此一线索和“谱系”并不全然符合中国小说之实际，其“抽绎”之线索和“限定”之范围是依循西方思想观念之产物，与中国小说之传统其实颇多“间隔”，“虚构之叙事散文”只是部分地界定了中国小说之特性，而非中国小说之本质属性。

《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谭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小说史研究是如此，小说批评研究亦然。谭帆教授在本著作的序言性文字之二《文法术语：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中说：

近代以来，随着小说评点在小说论坛上的逐渐“消失”和西方小说理论的大量涌入，文法术语渐渐脱离了小说批评者的视线，人们解读中国古代小说已习惯于用西方引进的一套术语，如“性格”、“结构”、“典型”、“叙事视角”等，并以此分析中国古代小说，所谓“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可以说，这一套术语及其思路通贯于百年中国小说研究史，对中国古代小说史之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的文法术语倒逐渐成了一个“历史的存在”2。

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历史与现状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正是如此。这就是说，近一百年来，绝大多数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小说史还是小说批评史，不知不觉中主要是在西人的小说观念导引下进行的，所谓“以西例律我国小说”。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这种学术方法、学术视野指导下的研究，正如谭帆教授所沉痛指出的那样，至多只是部分地阐释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征，而其整个真面目即“本然状态”，却因之被长久地遮蔽或者说忽视了。

在谭帆教授之前，并非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有关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乃是西人小说观念下的产物。1905年出版之《新小说》，上刊《小说丛话》，中有定一语，即有前述所谓“以西例律我国小说”。郁达夫在《小说论》中则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而现代小说，也就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3。

他如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概论》中也说：“现在中国流行的小说，就是西洋的Short  story（短篇小说）和Novel（现代小说），但这两种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现在用的“小说”名称是“借用”的，“决不是一个确切相当的名称”。

当时就是像郑振铎这样的学者，也是基本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划分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其发表在《学生杂志》1930年1月第17卷第1号上的《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趋势》一文，就将小说分为短篇小说（笔记、传奇、平话）、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小说以篇幅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显然是西方的小说观念。

在中国固有的小说观念中，小说从不如此以篇幅分。因此，郑振铎的此种划分，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即“本然状态”其实相距甚远。

不过，定一、郁达夫、胡怀琛等人只是看到了问题——这诚然比没有看到问题而津津乐道地陶醉于用西方的小说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者自然要高明得多，但他们并没有用实际的研究成绩去解决所看到的问题。

《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

从这个角度看，谭帆教授等的研究，其实是对近现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学术大问题的当代完成。扩大而言之，还原性地反思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成为近现代学人留给今人的一个时代课题。此课题不解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难以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现在必须回到“什么是中国古代小说”这样的本原问题上。

在近代数学史上，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以“数学问题”为题，作了精彩演讲，提出了23个极为重要的数学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希尔伯特的23个问题，它们被认为20世纪数学研究的制高点。希尔伯特问题对20世纪数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准此，定一之“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问题，不妨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希尔伯特问题”。谭帆教授等固然并不是第一个研究此问题的人，却是以近十年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学术探索，第一个拿出了一部梳理全面而细密，论述系统而深透，让学界耳目一新的学术专著的人。今后的研究者，如果想从根底、从本质上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本书是难以绕开的必读之书。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

本书著者旨在探究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征的真面目，即“本然状态”，而破“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研究格局，然而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发展历程甚为复杂，谱系极为庞大，从什么地方切入才能较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其本质，攫取其精髓，直探其底蕴，统摄其灵魂？

如果像通常那样从作家创作心理、作品艺术特色、小说创作理论与小说思想等入手研究，当然也能道出中国古代小说“本然状态”某些重要的方面，著者的独到之处在于别出心裁地从诸多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考释入手，这便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之所以这么说，这是因为，正如谭帆教授在《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中所云：“术语正是中国小说‘谱系’之外在呈现”，“所谓‘术语’是指历代指称小说这一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这些名词称谓历史悠久，涵盖面广，对其作出综合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国小说之特性，进而揭示中国小说之独特‘谱系’，乃小说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理路”，“从术语角度观照中国小说文体，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小说之文体构成与文体发展，且从价值层面言之，术语也显示了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的存在体势。”

因此，“考索术语与中国小说文体之关系对理解中国小说特性亦颇多裨益”。无庸赘言，文体术语如“小说”“寓言”“志怪”“稗官”“笔记”“传奇”“话本”“词话”“平话”“演义”等等，无疑高度浓缩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文体术语是如此，文法术语亦然。它们犹一树之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而各饶丰姿，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生动地演绎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性。

谭帆教授在《文法术语：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中指出：“在中国古典小说术语中，除了指称小说史上相关文体的专门术语诸如‘小说’、‘传奇’、‘演义’、‘话本’等之外，还有大量独具特色的小说文法术语，如‘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章法’、‘白描’等，这类文法术语既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所总结的小说叙事技法，同时又是小说评点家评判古代小说的一套独特的批评话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小说批评之特色。”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新编》

因此，著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宏阔的背景，反思小说研究史，即既深挖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之根底与内涵，又细探其历史流变与逻辑演进，复鉴衡其鲜明的特性与独到的价值，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乃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崭新发现。

简括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之核心概念、范畴之被重新阐释、界定与展开的方式做小说文体史与小说批评史研究，毋庸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的一个独特路径与重大创举。

三

如果从比较具体的考释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来看，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融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现代学术研究思想于一炉。这就是说，本书的研究，既有踏踏实实、严密细致的考据，却又不流于琐碎，复有现代学科意识高屋建瓴地去统领它，有较为系统、精辟的理论的归纳与提升。

《古代小说评点简论》

从表面看，本书似乎只是一部解读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书，而其中实包蕴了极为丰富的小说学思想，彰显鲜明的小说文体与小说批评发展演变的轨迹。

要而言之，解读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如前所说，乃是本书切入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特殊路径，其目的，绝不仅仅决局限于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本身之一隅，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些术语的历时性梳理，由此正本清源，彻底破除百年学术陈见，进而全局性地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因此，本书事实上是一部有明确小说文体学与小说批评等小说学思想贯穿其中的学术研究专著。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释》之《撰述大意》中说：“若已见得法相唯识意思，而欲详其渊源所自与演变之序，则溯洄释迦本旨，迄小乘、大乘诸派，顺序切实理会一番，便见端的。”

概言之，本书正是欲详究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之“渊源所自与演变之序”，最终溯洄小说本旨，由是对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顺序切实理会一番”。

乾嘉学派研究学术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证据，靠材料说话。他们的某些研究，固然也有烦琐而不得要领的地方，但无疑很好地体现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

本书的写作自然不仅仅以材料的丰富取胜，但的确在材料的梳理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这成为本书能够获得学术上成功的最为基本的保证。

《明清小说分类选讲》

在与刘晓军所作的《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坚守与开拓——谭帆教授访谈》中，谭帆教授就指出本书“在史料上试图涸泽而渔、一网打尽，既为术语的解读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佐证，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线索。”许多研究者并非不知道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多有“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情状，但往往既没有选好研究的视角，在材料的梳理上也没有下过追踪索源、刨根究底的功夫，故他们于中国古代小说“本来面目”之探究，多半停留在空发议论、泛滥不知所归的境地。

陈尚君教授曾说：“如果不知道考据而又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话，很难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4此诚有得之言。

谭帆教授等通过原原本本、全面详博的材料梳理、史实开掘与理论提升，破除中国古代小说遭遇西方小说观念而形成的种种“遮蔽”，进而恢复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

总而言之，本书对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考释，特别是对小说文体术语的考释，既有着十分精深、纯粹的考证，又有着宏观在握、全局在胸的理论升华。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此前人们未尝不注意对小说文体术语的研究，但其方法正如刘勇强教授在《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中所曾指出的：“以往的文体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文体外在形式的研究即所谓‘辩体’上，比如何为小说、传奇与志怪的区别、话本的体制、小说叙述方式的韵散结合，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很重要，需要探讨；但文体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外在形式而不更充分地考虑其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恐怕是无法实现上面预期的目的的。”文法术语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形。

刘教授所谓“上面预期的目的的”，乃是指“不只是增进我们对小说某一体式更清晰的了解，而且还使我们有可能真正从观念上超越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维模式，纠正相当普遍的小说研究与文学自身目的相疏离的现象，进而探索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理论体系。”5

谭帆教授等正是通过对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的“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下了一番如本书《后记》所说的“考镜源流、梳理内涵、抉发意旨、评判价值”综合研究的功夫，由是彻底破除“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维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有关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目的。

且先以小说文体术语的考释为例。如《“演义”考》一文，就是本书中的一篇力作。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演义”之义界似乎早有“定论”：“演义”即是“历史演义”之谓。其根据主要来自鲁迅。

在鲁迅的《小说史大略》中，将“历史演义”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用以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未用“历史演义”这一称谓，而代之以“讲史”，后人因之有“历史演义”或“讲史演义”之说，并由此确认“演义”之基本内涵：“演义”是小说类型概念，是指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

《乾嘉考据学研究》

本书著者通过大量史料，依次仔细考辨与梳理章炳麟之论“演义”、“演义”之本义、“演义”作为书籍之名、“演义”先为“释义考证之谓”后逐渐演化为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唐代变文、宋代说话、“演史”、通俗小说之称为“演义”、“按鉴演义”、“演义”与“小说”的关系、明清人的“演义”观念、“历史演义”等，信有乾嘉治学风范，由此有理有据地得出这样甚为周密而坚实的结论：

（1）“演义”源远流长，有“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演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演事”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

（2）“演义”一辞在小说领域，是一个小说文体概念，指称通俗小说这一文体，而非单一的小说类型概念，故在小说研究中，以“历史演义”直接对应“演义”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历史演义”仅是演义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3）“演义”在历史小说领域，其最初的含义是“正史”的通俗化，所谓“按鉴演义”，但总体上已越出这一界限。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因为有对历史文献的涸泽而渔式的爬梳，逻辑演绎了“演义”的“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上述结论因此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

与此同时，著者决不是满足于展示所搜寻到的有关“演义”的第一手丰富的材料，以炫博学，而是以现代学术眼光，作极精辟的理论的熔铸与提升，即如前述指出“演义”有“演言”与“演事”之分，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一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是两个系统；“演义”是一个小说文体概念，而不是“单一的小说类型概念”，如此等等，无不从理论层面道出或深化自有“演义”一词以来人所未曾道的卓见，是对演义“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的深刻而独到的揭示。

特别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之论“演义”大都以鲁迅之说为圭臬，而未察鲁迅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其论述的视角较为单一，不够周详，则本著作之研究，岂非是对鲁迅以来有关小说“演义”概念阐述的颠覆性梳理与研究？

即如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缩印本尚如此释“演义”：“旧时长篇小说的一体。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系根据史传敷衍成文，并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依谭帆教授之论述，则此定义之偏狭与陈旧显而易见。

他如对“小说”“志怪”“笔记”“传奇”等等其他小说文体术语的考辨亦然。如“笔记”和“笔记小说”，乃是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研究中最为混乱的概念术语之一，著者从“古代文类系统中‘笔记’之名实”“近现代的‘笔记’与‘笔记小说’概念”“‘笔记体小说’之特性”三个方面，用大量材料展开论证，令人信服地指出“笔记体小说”的主要文体特性是：

《清代笔记小说大观》

“以载录鬼神怪异之事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题材类型，‘史之流别’的文体性质，‘资考证、广见闻、寓劝戒、供诙啁’的功用价值定位，‘据见闻实录’的记述姿态和写作原则，随笔杂记、不拘体例、篇幅短小、一事一则的‘言皆琐碎、事必丛残’的篇章体制。”

著者论“笔记体小说”，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颇见考据功夫，然最终从“题材类型”“文体性质”“功用价值”“记述姿态和写作原则”“篇章体制”加以归纳，是只知考据而不通理论者决不能道，实既简洁、精粹而复彰显现代小说学思想，为从来论“笔记体小说”者所未曾有，给人以全新之认识。

在对小说文法术语的考释方面亦然。为了使论述不过于冗长，我们不妨仅以本书《释“草蛇灰线”》为例。在通常意义上，人们对“草蛇灰线”这种修辞手法似乎并不陌生，但事实上对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变并不真正清晰，对其作为小说评点术语与创作技法往往也只有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本书著者却深挖其根脚，探明其源流，即如同论述小说文体术语那样同样论述其“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并从颇具理论意味的小说创作原则与美学规范的角度加以科学总结，同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

据著者考证，“草蛇灰线”作为古代小说评点中较为常见的一个文法术语，源于堪舆理论，较早出现在唐代。唐人杨筠松所撰堪舆书《撼龙经》已提到“草蛇灰线”，明人所撰堪舆类典籍《灵城精义》亦有载录，本是指山势（龙脉）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态势。

此后诗文领域、散文批评与戏曲批评中也借鉴了“草蛇灰线”这一术语，意谓“寻求类似意象前后相映而形成或隐或显的线性贯通，着眼于前后叙述中的伏笔照应”，而小说批评中“草蛇灰线”的用法与上述内涵大致相通。

著者指出较早在小说批评中引入“草蛇灰线”的可追溯至明代正德元年（1506）“戏笔主人”所撰的《<忠烈传>序》，金圣叹则在小说评点中广泛运用“草蛇灰线”这一文法术语。在金圣叹那里，“草蛇灰线”是指“结构上的线索贯串、细节叙写上的伏笔和照应以及小说意蕴指涉上的‘影写法’”等内涵。此后的小说评点涉及“草蛇灰线”者，多承继上述金圣叹之小说批评思想。不过著者之论“草蛇灰线”并不就此完结。

著者认为，在古代小说批评中，“草蛇灰线”之所以得到普遍的运用，与古人的小说创作原则与美学规范紧密关联。

其一是“目注此处手写彼处”的小说创作艺术追求，如金圣叹、陈其泰、哈斯宝等均有类似的表述。古人之所以崇尚此种写作艺术，乃是因为它有助于著者“将分散于作品不同部位的细节单元加以有机钩连，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其二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一致称道的“藏而不露”的美学规范有关。如毛氏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即云“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平山冷燕》第二十回批语亦说：“文章之来踪去迹，最嫌为人猜疑着而不知变。”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

作为小说文法术语的“草蛇灰线”，正契合这一美学规范。著者不仅从大量文献入手，仔细探究了“草蛇灰线”的来龙去脉，更对其在明清的广泛流行，以现代学术眼光，从小说创作原则与美学规范的高度，作了深层的理论上的追索与思考，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的一大重要贡献。

谭帆与王庆华在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或许需要确立以下思路：

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之本体存在为出发点，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形态及各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勾勒出古代小说文体之体制规范和艺术构造方式、形态的渊源流变，同时，从小说文体理论、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对小说文体流变进行全面的综合融通研究，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规律。”6

《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

此文发表在2006年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在七年后的与刘晓军所作的《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坚守与开拓——谭帆教授访谈》中，谭帆教授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此话。这说明，这是谭帆教授一以贯之非常明确的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的总的指导思想，其现代小说文体学的理念与表达昭昭可见。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谭帆教授等考释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固然颇有乾嘉精神与方法贯彻其内，然与乾嘉学派基本满足于事实之梳理与认定不同，有更高的现代小说学术思想统领着考据。

考释术语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路径，其指向则是更为远大的学术目标——即如谭帆教授在访谈中所说的，为写出一部“迥异于已有的中国小说史的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作准备，而这正是谭帆教授及其团队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国家重大项目。

因此，谭帆教授等以极大的学术勇气，追根穷源、专门考释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术语与文法术语，从根本上说，实是为撰写出一部气度恢弘、真正有自己民族固有特色的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提供坚实的有较为科学界说的概念与范畴基础，是奠基性的工作。

但此考释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与民族特征有诸多独到的重大发现，这本身也便成为极具开拓性的研究。小说文法术语当然并不就是文体术语，然由于它的民族特征，如同小说文体术语那样，长久以来亦颇为西方小说批评术语所遮蔽。

因此，对它的深度研究与考释，除了有助于认识、构建有独特民族性的中国小说批评史之外，对重新认识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之真面目，无疑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参照。

谭帆教授

谭帆教授在访谈中说：“我们将努力结合中国小说文体学研究，建立一套切合中国小说文体固有的民族、本土特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以还原的思路充分揭示中国小说文体的整体形态及各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演变，更加贴近中国小说文体发展演化的本然状态和逻辑线索，从而对中国小说文体做出新的审视和评价。”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谭帆教授等的这一奋斗目标早日实现！

注释：

1、谭帆、刘晓军：《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坚守与开拓——谭帆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2、《小说丛话》中定一语，见1905年版《新小说》。

3、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4、陈尚君 黄阳兴：《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陈尚君教授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5、刘勇强：《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6、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