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阳普 邓寿明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等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9月，邓小平从家乡广安县坐船来到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是我国西南最大的城市之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夫子祠内。

那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共招收学生100余人，根据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凡是中学已经毕业的学生被分到高级班，其余的则被分到初级班。入学时均要考试。邓小平因中学只读一年，被分到初级班。其实，初级班和高级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学的课程内容是一样的，都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所有课目，区别点是教学的进度。所学的课目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要求学生到毕业时都要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以后到法国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学校聘请的教员都是思想进步、具有新知识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人，尤其是法语教员更是精挑细选。邓小平所在的初级班，法文教员张某就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当时的重庆，算是很高级的学校了。

在初级班里，邓小平的学历不算是最低的，学校所讲授的这些课程，他学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学习的内容又这么多，特别是法文，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要在一年内学习掌握，做到粗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邓小平清楚，在这一年的学习中，要取得去法国的资格，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他明白，现在学得好一点，以后到法国工作、学习的障碍就会少一些。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将学习时间作了精心安排。上课前，他首先看一遍教员要讲的新课，注意难点，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作好课堂笔记，重点难点仔细记；如果听课中还没有弄懂的，下课后，立即向教员请教；各科教员布置的作业，他都按时完成；每天早晨，他还早早地起床认真学习法语。

因年龄小、个子小，邓小平在这100多名青年学生中成了一位抢眼的人物。那时，因学校新学教育的历史不长，按照学校招生所要求的中学学历，以及体格健壮、自理能力较强等条件，高小、中学的学生年龄多在20岁左右。而那时邓小平才刚刚过了15岁生日，还有些稚气未脱。由于邓小平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并不比谁差，生活自理的能力也不弱，为人处事又很随和；加之与同学们谈天说地，议论时政，谈吐幽默，语言活泼，很快，就成为大家喜欢和爱护的小同学了。为了砥砺学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会，邓小平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邓小平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才逐步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来龙去脉，以及成立它的意义和目的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原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是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四川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广泛的支持和赞助，从而才促进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深入发展。

重庆是继成都后四川进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又一重要基地，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任留法预备学校校长。

在开学典礼上，重庆一些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社会名流和各界贤达出席了会议。校长汪云松在会上向第一届学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办留法预备学校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今后回来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作出贡献。他告诫同学们说：我们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很多，希望同学们刻苦努力地学习，特别是要过好语言关，还要尽可能地多掌握一技之长。汪云松的讲话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式开课以后，汪云松还多次到学生中了解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学生们存在的困难。他平易近人的真诚举动，赢得了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好评。

邓小平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后，也感到这里有一种在家乡广安从来没有过的氛围。在这里，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随处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治国救国理论，都不时地为邓小平所知晓。这时的他，也没有刻意地去认同某一理论在他心中的地位。当然，同学之间那种大胆畅谈国家兴衰与治国方略，无所顾及地高谈民主与科学、实业救国等理论，以及对社会现状所表现出大为不满的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邓小平。

邓小平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间来到重庆的。这时的重庆学生爱国运动，已经由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转向抵制日货运动。邓小平到达重庆，在临江门码头下船时，就看到一些学生宣传队在码头上扛着抵制日货的横幅，向过往行人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

在留法预备学校，由于校长汪云松支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因而，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一道，多次走向街头，参加集会，散发传单，呼吁同胞抵制日货、拒乘日本轮船、拒受日商的雇佣。为表达抵制日货的决心，邓小平和同学们首先将自己使用的日本瓷盆、牙粉、衣物等用品销毁。而对于坚持或暗中贩购日货的商人、官员，不管有什么来头，学生们都敢于坚决地抵制。

邓小平和同学们就参加过一场抵制官员贩购日货的行动。11月，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自恃有实权，挪用公款4000多元，廉价购进信孚洋行的日货80多箱。他的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校、商业校、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学生2000多人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郑贤书躲着不见学生，学生就把警察厅紧紧围住，到了晚上也不撤离，夜里就露宿监守。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市民的同情和声援。

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给学生送来稀饭、馒头等食物，以示慰问。学生们的情绪更加高昂，连续坚守一天一夜。第二天，郑贤书被迫答应把所购日货提交商会解决。学生们又赶往商会看处理结果。到商会后，学生们和郑贤书所带的卫队发生冲突。在拉扯中，两名学生被枪误伤。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搏斗。军警不敢开枪射杀学生，学生趁势解除了军警的武装。郑贤书见势不妙，急忙从商会后屋越窗而逃。当天下午，气愤的学生们在商会提取了郑贤书的日货60余件，价值2000余元，运到朝天门焚毁。川东学生救国团又联络进步势力，通电全国，要求撤销郑贤书的警察厅长职务，旅北京的四川学生组织通电省长杨庶堪，要求严办郑贤书。在各地进步势力的强烈要求下，杨庶堪撤销了郑贤书的厅长职务。

邓小平和同学们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对警察厅长囤积日货的胜利，这对于全川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的信心和决心，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货在四川的销售进入了一个非常冷淡的时期，有好多地方日货甚至绝迹了，这不能不说是四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项重大成果。

时光易逝，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邓小平在留法预备学校的读书时间也将结束了。在这一年中，邓小平初步掌握了法语的会话和读写，在物理学、化学、工业常识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重庆读书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外，在业余时间还阅读了不少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耳闻目睹，他对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国民积贫积弱的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20年7月19日上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学校在总商会驻地举行了毕业典礼。大会特邀法领事及旅居渝地的法国侨商、教士，还有各学校校长等光临会议。因是首届毕业典礼，所以办得格外隆重。

这届毕业生经过书面考试合格者，由学校与驻渝的法国领事馆安排，对所报送的学生进行法语口试和身体检查。最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有83名学生和一名未进重庆预备学校的江津县学生熊云章获准赴法，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在这些学生中，有46人取得了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向每人提供300元赴法费用。其余的学生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凑足300元费用。邓小平是自费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通过重庆海关监督和法领事馆，将赴法学生照片、姓名等一一函咨，申请办理护照。

当时留法的费用情况是这样的，规定每年600元，可以折合成6000多法郎。每月约需300法郎。至于路费，从上海到马赛船票价只须中国币100元。这是经华法教育会的努力，法国政府对学生特别优惠的票价，在轮船上专设四等舱供中国留学生乘坐。另外制装费100元。到法国后还需要预备费二三百元，是作为一时找不到工作时的生活费。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得知儿子通过了留学法国的考试后十分高兴，赶忙为儿子筹集去法国的费用。这时，邓家的家境已经是比较困难了。为了支持邓小平赴法留学，邓绍昌也不好意思向别人借钱，就将家中的谷子、玉米等粮食卖掉了大部分，但还是凑不够儿子的留学费用，于是又把家中的田地划出一部分卖掉。

在当时，出卖田地，在一些人的眼里是“败家子”行为。为了使儿子能够顺利地出国，邓绍昌也顾不得别人的言论如何了，最终为邓小平筹足了300元。这点钱，除去制装费和到法国的轮船钱，余下的就只有100元左右作为途中的食宿等费用了。家中的经济状况邓小平是知道的，父亲能够筹集到这笔数量不小的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何况家中的弟妹们也还小，还要读书。邓小平没有向父亲提出其他的要求，愉快地收下了父亲给他的钱。邓小平深知，到了法国以后，得靠自己一边做工挣钱养活自己，一边求取学问，必须尽快地学好本领，以增长才干。

在等候出国护照期间，邓小平为了使自己到法国后能尽快地适应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能立即找到生活来源，特地去拜访了四川早期赴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老大哥何鲁，请教了在法国怎样学习，怎样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何鲁非常热情地为这位小老乡介绍了自己在法国的求学历程，比较详细地讲了对法国的观感、印象、人文环境，以及法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何鲁的一番谈话，是邓小平在留法预备学校内难以听到的，使他在未到法国前，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了一些准备。在这一点上，当时许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是没有想到的，可见邓小平具有的聪明远见和过人之处。任何事业上的成功，往往是为有准备的有识之士留下的。和何鲁的谈话结束时，何鲁鼓励邓小平到法国后不要怕什么，只要奋发工作与学习，不畏困难，努力深造，就肯定能学到过硬的本领，学到一技之长，就能报效国家，也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这年8月22日，是中国农历的7月12日，这天是邓小平的16岁生日。父亲邓绍昌特地来到学校，替邓小平在教员那里请了假，就带着他来到一家餐馆，点了几样较好的炒菜，一是为儿子过生日，二是为儿子饯行。几天后，儿子就要离开四川了。邓绍昌面对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子，嘴上说了许多祝愿和鼓励的话，但在他的内心，还是对年纪尚小的儿子远走重洋有些担心和依依不舍。

邓绍昌不停地劝儿子多吃一些菜，以此表达父亲对儿子的深情厚爱，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看着儿子吃过饭后，邓绍昌才向儿子表达了母亲对他的思念和牵挂之情，也表达了姐和弟妹们对他的问候。听了父亲的述说，邓小平也十分感动。他抽出怀中的笔，伏在餐馆的桌子上，满怀激情地给母亲写了一封安慰信。写完后折好，双手递给父亲，请父亲带回家中送给母亲。邓小平在信中请母亲不要为他担心，不要挂念他，他会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冷暖的，也能够独立地生活好的，等到将来学好了本领，也一定会来接她，到时就大团圆了。

8月27日下午3时左右，邓小平和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列队离开学校，在家长和亲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尾随簇拥下，步行出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因为当时凡是从重庆出川的客船，旅客都要在头一天下午或晚上10时以前上船，宿船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开船东下。同学们在学校的安排下，自行组织起来，自己管理，互相照顾，分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选一组长，负责管理沿途有关事宜。2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轮船清脆的汽笛声就划破了码头的上空，“吉庆”号轮船将要启锚了。邓小平的父亲和其他同学的亲人们，还有留法勤工俭学会、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以及法国领事馆的领事等都赶来送行了。码头上鼓乐喧腾，爆竹声声，夹杂着亲人的呼唤、叮咛与哭泣。轮船起航后，邓小平与同学们站在甲板和船舷靠江岸的一侧，挥动着双手向岸上的亲人和欢送的人群致意。大家都非常激动，心潮起伏，许多人泪流满面。

轮船缓慢地驶离重庆江岸的码头，渐渐地远离了岸边。邓小平和同学们仍停留在轮船的甲板上。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书本上早已知道著名的长江，对它的基本概况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毕竟没有实感那样激动人心。这次能亲身感受长江宽阔的胸怀，邓小平和同学们都很激动。他和同学们站在甲板和船舷边，迎着凉凉的江风，尽情地饱览长江与两岸的美景。

经过几天航行，邓小平和同学们到达了出国前的最后一站——上海。在上海为办理赴法的各项事宜逗留了一周。

一周之后的9月11日，84名四川学生于上午11时登上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上船那天，大雨如注。因为学生们都盼望早日见到世外的新天地，这倾盆大雨阻挡不住学生们万里求学的雄心壮志。

经过39天的航行，在10月19日，邓小平和同学们终于从法国的马赛上岸了。在法国，邓小平边做工边学习，同时积极而勇敢地参加留法学生组织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中，早就怀有满腔救国救民热情的邓小平，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时起，邓小平就走上了矢志不渝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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