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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六次巡游东南，《史记高祖本纪》中解释说秦始皇如是做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有“东南有天子气”的流言。
“东南有天子气”在楚地有另一个更暴烈的说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句话既像咒语又像誓言的话最终得以实现，第一个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是楚国人，在巨鹿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是楚国人，入咸阳灭秦的刘邦也是楚国人。
那场反秦大战凛然成为了楚国人的“专场”，陈胜起义后短短数月，原楚地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反秦武装既达上千个，陈胜起义后，原楚国的各郡县不断上演着“郡杀郡守，县杀县令”的“好戏”。
楚人的恨与怒成为了掀翻秦帝国的最主要力量，那么问题来了，楚人在怒什么？又在恨什么？
楚人痛恨秦帝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亡国之恨，秦国在灭楚的过程中的确是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比如忽悠、软禁楚怀王等。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史记项羽本纪》
但是只以一个“灭国之恨”是不足以完全解释楚人对秦帝国的怒火的，毕竟同样与秦帝国有着深仇大恨的赵国，在秦末战争中表现平平。
楚赵两国的差异暗示着一个事实：秦统一六国后，秦制下的楚国人比赵国人更痛苦。
理解了亡秦必楚的深层次逻辑，就能明白这片土地在之后2000多年里的兴衰规律，以及那个困扰着很多人的谜题：为什么秦以后，中华大地上的统一大多由北方政权完成？
南北之问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统一都由北方政权完成？这是中文互联网上一个十分著名的“南北之问”。
很多网友尝试给出答案，其中一些答案让人啼笑皆非，什么“北方人更强壮”呀，“北方人胆子更大”呀。
这是典型的拿打架的思维理解打仗，战争是一项需要高度精妙合作的人类活动，纪律性和合作效率远比身强体壮和胆大如牛重要得多。
而且真实的历史也与这样的论证不符：按理来说，越是参与人数少的战争，个人的身体素质越重要，但事实却是在战斗甚至战役层面上的作战，北方军队并不能展现出对南方军队的优势，相反，一些南方军队还因作战勇猛而在当时全国闻名，如三国时期的“丹阳兵”、晚清的湘军和近代的川军等。
再者，说南方人比北方人胆子小、战斗意志差也是无稽之谈，清兵入关的过程中，举全城与清军死战的案例几乎都发生在南方，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在北方大部沦陷的情况下依旧靠着南方的基本盘扛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并坚持到了双方实力的逆转。
北方战胜南方只在南北两大政权对峙，一方发起统一战争的时候才能成立，这种规模的战争考验就绝不是哪里的人更强壮，哪里的人胆子更大了，而是哪个政权的能够调动出更大的力量的完成这样一种壮举，它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的组织效率。
如是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被进一步解构：北方社会的组织效率是否总是比南方高？如果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何完成统一这样的“超级工程”大多由北方完成呢？
还记得文章开头关于亡秦必楚的问题吗？秦制下的楚国人，一定比其他五国人痛苦，这才导致他们更加痛恨秦帝国，楚国人的“超额痛苦”来自哪里？现在该揭晓答案了：
自耕农的善与恶关于秦制的本质，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秦帝国通过一系列法令让秦人以原子化的形式存在，秦帝国希望多数秦人的身份是自耕农，所以它的一整套制度都是围绕自耕农经济展开的。
那么，自耕农经济好吗？
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制度没有绝对的善恶，同一种制度在一个地方表现出善的一面，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会表现出恶的一面，自耕农经济也是如此。
在秦国，这套为自耕农经济设计的制度，更多表现出的是善的一面，可能有人会不同意，秦国的赋税那么高（最高时达到五成），兵役徭役那么重，这是好制度？开玩笑吧。
但是我们要看到，秦帝国在赋予了秦人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的同时，还干了两件事：
第一是将土地直接给到一个个自耕农手中，让普通秦人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是打击帝国内部的一切中间环节，贵族、大家族、地方豪强的力量都被大幅削弱，这保证了秦国人资源在被帝国收缴后，几乎不必担心再被这些中间环节重复收割。
把土地分给个人和打击中间势力是秦制的两个特点，这里为什么说是“特点”和非“优点”，这是因为这些制度体现出优势必须有一个前提：当地适合发展自耕农经济。
当年商鞅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宣传自己的那一套主张，唯有秦国真正将商鞅的那一套主张完整的执行了下去，成就商鞅的是什么？表面上看，是秦孝公的英明神武，但事实上，真正成就商鞅的是那片关中平原。
秦人的基本盘是关中平原，这块相对封闭，又相对肥沃的土地让秦人能够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秦直接向个人发放土地和打击中间势力的举措才是善举，如果脱离了这一前提，秦制的性质可能就要发生根本性改变。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楚国人痛恨秦制的原因了。
万国之国战国七雄中，就国土面积而言，楚国是最大的那个，楚国立国八百年间，国土从祖地江汉平原一带一路扩展至大半南方地区。
但是楚国人扩张国土的方式与秦人那种完全靠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方式有明显不同。
楚国在兼并其他诸侯国的过程中，大量采用联合、利益交换的方式，原诸侯国的国君自动成为楚国贵族，且这些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从这个角度上讲，楚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联盟，一个个地方小国联合在“楚”这个天下共主之下，眼熟吗？像不像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当初被视为蛮夷的楚国以“不服周”著称，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楚国却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像周的一个，这就是历史的魔力，它只讲客观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商鞅变法前，一个叫吴起的人也曾试图在楚国削弱贵族，加强楚王室的中央集权，但吴起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人亡政息。
如果要问大家吴起改革失败的原因，人家脑海中的第一个答案一定是楚国的贵族势力能量太大，他们联合在一起将改革扼杀。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终极答案，楚国的贵族势力大是果而不是因，什么让楚国贵族的势力如此强大？
答案是千里楚国境内密布的山川河泽，楚国境内地理环境复杂，除祖地江汉平原外，还有大量的山地、丛林、沼泽地带。
平原上居住的人，即便只以农业一种方式也能保持生存，但是在山地、沼泽地带生活的人却不得不依靠其他生产方式来维持生计，比如打渔、狩猎，甚至是采矿。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商业。
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了楚国产业的复杂性，而产业的复杂性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楚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具体包括：
第一，楚国人并不都是靠农业生活，农业生产中，以小家庭为单位是一个相当高效的选择，但是对于渔猎、采矿等行当，以小家庭为单位完全就是灾难，所以楚国人的家族相对较大，家族势力也相对较强。
第二，楚地的山川河泽构成了天然屏障，它加大的楚国王室直接以武力征服周边各诸侯国的难度，这导致了楚国更倾向于以利益交换国家联盟的方式合并周边小国，地理屏障的诸侯也增加了直接统治的难度，所以楚国王室只能把权力下放给当地实力派，追求间接统治，而当地的贵族势力也相应地处于强势地位。
第三，楚国相对复杂的地理环境相对分散的政治经济中心，注定了商业在楚国人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农业为绝对主业的秦人可以重农抑商，但是楚人必须去互通有无。
看到了吗？楚人讲究地方自治，但是秦制追求的是绝对的中央集权；楚国人有时要进行大家族协同生产，但是秦制却在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家庭小型化；楚人需要商业，秦制重农抑商。
秦法中的每一条在秦国当地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善法，但是到了楚国却统统变成了给当地人带来痛苦的恶法，楚国人不恨秦国人那才出鬼了。
秦统一后，将秦法强行带来了关东六国，相比于楚国，包括赵国在内其余五国也都是以平原农业经济为主，所以秦国的那一套对于他们来说，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相比于楚人，他们对于秦法的接受度要更高一些，所以在秦末大乱时，反抗的热情和烈度也没有楚国人高。
这才是亡秦必楚问题的全部真相，它的本质是两种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明之争，而这也是南北之问的最底层逻辑。
原子秦人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秦与楚的矛盾：
秦国的组织形式是让普通秦人原子化，所有资源掌握在秦国国君一人手中，他可以高效地调动这些资源。
楚国的组织形式是多中心化联盟，楚王更像一个“天下共主”，当地贵族依旧有很大的权力。
秦楚两国的制度都是基于当地地理环境而做出的最优解，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秦统一后强行将秦制生搬硬套到楚地，造成楚国人的极大愤怒和痛恨，所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秦人原子化、楚人多聚集，秦国人与楚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两国灭亡又深刻影响着北方和南方中国人。
除了统一战争中的“南北之问”，中国历史上还有另一个“南北之问”：为何中国的经济中心会不断南移，自李唐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北方。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讲楚国人生活方式的时候已经给出了初步说明：楚国的地理环境注定了楚人会重视经商。
这个习俗会在后世演变为南方人重视经商，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北方平原多，适合农耕，靠农业就能满足北方普通人的多数需求，而南方人则必须去交易，互通有无。
南方人善于经商，除了有经商的需要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更强的宗亲、乡邻纽带恰好能够形成一个天然的商业同盟。
对于经商这种活动来说，组织的规模是有讲究的，太小了不行，根本支撑不起来较为复杂的商业活动，太大了也不行，它会严重影响效率，而一个大家族，或一群老乡恰好就是一个商业组织的最优规模。
商业活动中，信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一点又被南方的宗族和乡邻文化给解决了，同族同乡之间的信任成本很低，信任成本低就降低了商业活动中的内耗，而内耗的高低会直接反映在成本上。
这就是南方人在商业活动领域对北方人的天然优势，以小家庭形式生活的北方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起步阶段就要面临比南方人更大的难度，你没有家族成员和同乡作为天然的合伙人，面对复杂的商业活动，要么只能单打独斗，要么就得以更高的成本去联合一群陌生人，当然，你可以说这种陌生人模式的经营理念才更先进，但问题是很多人根本就坚持不到先进理念发挥作用的阶段，在起步阶段就死于市场的大浪淘沙。
理解了南方人更擅长经商的本质原因，南北统一问题的背后逻辑也就理解了大半：
北方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原子化不假，这种原子化的北方人在商业领域是难以匹敌抱团的南方人的，但是抱团也有很多人，或者说抱团也有不同的规模。
一般情况下，北方人的生活比较个体化，原子化，而南方人可以轻易靠着宗族和地域认同结成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组织，但这只是一般情况下，原子化的北方人是可以被某种力量聚集在一起的，而且一聚集就是超大型组织，一旦这样的超大型组织成型，它所爆发出的力量就是天崩地裂般的存在。
能量密码清兵入关时，其实南边的南明在纸面实力上是强于满清的，南方人也并不如满清统治者认为的那般柔弱不堪，为抵抗满清全城战死的情况出现了好几次，南方人是有血性的，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团结的，江阴为地抵抗剃发令全城男女老少全部战死。
但是从更高的维度上看，满清完成了更大规模的“团结”，虽然手段有些不光彩，但是满清确实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整个北方的资源去对抗被自我分割为一城一池的南明。
没错，单拎出一座城，南明的抵抗确实很英勇，但是相比于满清从整个北方调动资源的能量规模，一座城所能爆发出的能量是有极限的。
宗族、地域认同是良药，也是牢笼，在商业这种中型规模的组织就能很好完成的活动中，有宗族、地域认同的南方人如鱼得水，但是这种认同也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障碍，一种阻止南方人组成超大型组织的障碍。
那种南北两个政权之间的统一战争，考验的是那个政权能够调动的资源多，能够集中的力量大，从东吴到东晋，从南宋到南明，基本都无法解决内部利益集团问题，这些利益集团各自占据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一亩三分地内部，他们非常团结，但是这种团结具有明显的排外性，所以南方政权的拳头很难握紧。
而北方则不同，北方人间的宗族观念本来就淡，只要有生产资料，其实北方人是很喜欢以小家庭形式生活的，每次动乱之后，北方政权的统治者都可以祭出一个核弹级的政策武器：均田令。
均田令既将小块土地分给农民，然后让他们交税、服兵役，凡是能够将均田令执行好的政权几乎都能在短时间内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高效集中，围绕均田令，北方政权是可以将整个国家凝结成一个超大型组织，来共同为一个目的行动的。
所以在统一战争时，虽然南方政权的财富总量，甚至人口总量都是多于北方政权的，但是多年的传统将你的力量分散掉了，你攥不紧拳头，形不成合力，你每一块单拎出来力量都不弱，但是与已经凝结成超大组织的北方政权相比依旧不够看，对不起，你的命运只能是被各个击破。
橘生淮南这便是南北之问的全部真相，从秦楚两国的“爱恨情仇”开始，这样的故事不断在中华大地上上演，地理环境决定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形式塑造文化习俗，文化习俗又反过来强化人的观念认知，这是历史循环的本质逻辑。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桔。
某些人在某些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确实可以改造环境，但是更多时候，人都是在被环境所塑造。
今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上看历史会产生一种错觉：很多身居高位的历史人物看起来很蠢。
这种错觉产生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将自己代入到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中去，如果完成身份代入，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呼风唤雨的历史人物在太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人又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高低贵贱，莫不如此。
时间的车轮在不同的土地上同时飞驰而过，它碾压出的车辙或笔直或曲折，这一条条不同的车辙共同汇聚成了一个厚重的名词：叫做历史。
……《秦崩》系列本来在上一篇本来已经写完了，但是觉得有些根本上的逻辑问题没有说清，所以借着亡秦必楚的话题又写了一篇，在这最后一篇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很多时候，看似大权在握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身不由己，秦末战争中最亮的那颗星，西楚霸王项羽历来被嘲讽为有勇无谋的莽夫，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将介绍楚灭汉兴的底层逻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很多决定明摆着是作死，项羽为何依旧要那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