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泰和县位于江西中部的吉泰平原，自宋以来便是经济发达，人口繁盛，文化繁荣的地。
泰和县赣江两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河流对两岸居民极其重要，其出行、运输、商业贸易、饮食、农业生产等都依赖河流。
河流改道对原本沿河两岸的居民影响巨大。此外赣江主流纵贯江西南北，自张九龄开梅岭后，赣江航道就成为长江流域沟通岭南地区的最重要的通道，水运交通十分繁忙。
随着成化年间河道的改变，使得原本沿河地区的居民，其交通运输，居民用水，生产活动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其聚居的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形态也发生相应变化。
环境变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方向。
历史时期的河道变迁作为一种剧烈的环境变迁，对区域内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尤为剧烈，因此成为历史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又因为中国历史上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在世界上最为丰富，而河道变迁往往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历史时期的河道变迁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料，成为历史自然地理学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一、明初赣江泰和段河道及成化间改道
赣江在万安县城附近流入吉泰盆地，由于盆地中大部分为冲积平原，河道开始展宽，河水流速变缓，泥沙大量沉积，沙洲此消彼长，因而出现河流的侧蚀与摆动现象。
在泰和县城附近，南来的河水呈现高屋建瓴之势，明代泰和县人郭子章称之为：“大江从章贡来水，建瓴东下”，加之两岸地形又比较平坦，因此一旦发生洪水，便极易造成洪灾，明清时期就有四次洪水入城的记载。
在造成灾害的同时，洪水也会塑造新的河道形态，但由于两岸地形的限制，这些河道的摆动都表现为局部现象。
历史时期赣江泰和段有迹可循的改道共有三次，前两次改道发生在县城附近，改道范围小，且年代久远，记载不明，具体情况已无法了解。
第三次改道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此次改道范围大，时间近，且记载较为详细。
赣江是泰和县境内最大的河流，大体由西南至东北贯穿全境，将县域分为河东与河西两部分。
自浩溪村北流入泰和县境后，赣江受两岸山脉的阻挡，河流摆动不大。南流约15公里至澄江镇洲尾村，受武山山势的影响，赣江折而向东北流，进入澄江小盆地。
盆地北起玉华山，南至丘陵，西起武山，东至龙头山，最宽处8.6公里，最长处11公里，泰和县城便坐落于赣江北岸的盆地中央。
赣江流入盆地后，由于没有地形的阻隔，河流可以肆意流淌，历史上此段河道曾发生多次改道，至今依然在卫星图上看到清晰的遗迹。
澄江，是赣江在泰和县城段的别称。黄庭坚有诗：“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由此可知，赣江在梁家潭（今水东圩附近）分成两条水道，一条为天井河，另一支为淘金河，这是两条河道分别流经天井坝和淘金洲。
此外，材料中又提到，成化年间“河改而西”，说明旧河道在新河道东面，此次改道是河道西移。
淘金位于古淘金驿即今沙垄村，天井坝在其西侧，故淘金河在天井河之西，因此可以推测淘金河为成化年间的旧河道，也即所谓“老河”，而天井河则是过花石潭、长牌的今河道。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夏季，赣州流域内发生一次大洪水。大水起于赣州府兴国县，波及吉安府、临江府、南昌府等地，而兴国以上赣江流域未见洪水记载。
此次洪水规模极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灾害特别严重，在各地方志都有相关记载。
成化年间赣江改道后，新河道也即今河道成为赣江的主泓，但旧河道并未立刻消失，而是成为赣江的一条岔流。
清同治年间这条河道还存在，只是由于缺少赣江的来水，只能“受溪涧之水”，河水流量大不如前了。
因此明成化年间改道后，这段赣江长期保持两股水道分流的局面，其主泓也就是今河道，称“天井河”或“西河”，而岔流也即旧河道则称“淘金河”或“东河”。
二、泰和段河道变迁与基层区划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主要遵循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两条相互对立的原则。
但是具体来说，犬牙交错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集权统治，防止地方做大，因此更多的在一级行政区的划分上实行。
而在一级行政区以下的行政区划，更多的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至于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则更是如此。
明代赣江泰和段的改道，造成境内山川形势的变化，其基层行政区划也被迫进行调整。
明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乡都为主的地域系统，一个是以保甲制度为核心的纳税系统。
根据黄仲怀的研究，明代县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是乡——里（社）或乡——都——里（图）两种。
其中，北方地区主要采用以乡——里（社）二级制，南方地区多为乡——都——图（里）三级制。明代泰和县的行政区划，分为乡——都——里图（里）三级。
明清时期，泰和县有六乡，乡下有七十都。六乡分别是仁善乡、仙槎乡、云亭乡、千秋乡、信实乡和高行乡。
其中仁善乡位于县东北部，含一到八都，共八都；仙槎乡，位于县中东部，含九到十八都，共十都。
云亭乡在县东南部，含十九到三十六都，共十八都；千秋乡，在县中西部，含三十七到四十八都，共十二度。
信实乡，在县北部，含四十九到六十三都，共十五度；高行乡，在县西北部，含六十四到七十都，共七都。
清代调整后的都图中，二都与一都以赣江新河道为界。新河道以东为二都，新河道以西为一都，这种划分方法更多的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
泰和县旧有的“六乡七十都制”，在编排里甲的时候已经与乡都无较大关系，因而即使是河道改动，也未能相应的作出调整。
这种行政区划的变动更多的体现在官方层面，而民间还是习惯于传统的六乡七十都，例如，《泰和钟步袁氏族谱》在记载宗族成员中来自淘金洲上的女性配偶时，一般称其为四十二都某村某氏，就是这一习惯的体现。
三、赣江泰和段河道变迁与洲地开垦
耕地是传统社会村落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们无时无刻不再渴求更多更肥沃灌溉条件优越的耕地。
随着旧河道来水的减少，河道逐渐淤塞，两岸交通明显改善，两岸的村落开始跨域河道开垦耕种对岸的土地。
同时，河道上也出现了大量荒洲。这些荒洲地势平坦、灌溉方便，只要稍加开垦便是上好的耕地，这些新涨出的沙洲便成为附近居民争夺的对象。
耕地的好坏与在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力关系非常密切，同一块田地投入的劳动力越多，土壤越肥沃，投入的劳动力越少，土壤越贫瘠。
而田地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村落到田地的距离成反比，田地距离村子的距离越远，在路上花的时间越多，能够投入在田地里的时间便越少。
“从村边到远处，肥力依次从好到差，产量从高到低，颜色由深到浅，土壤由‘活’变‘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落的耕地半径一直受交通的制约。
张玉坤指出：“由于步行一直是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主要交通方式，在生理因素和自然因素的限制下，传统农耕聚落居民不会将耕地选择在离聚落很远的地方。
当以聚落为原点，人们可承受的最大步行耕作距离为半径所划定的区域，就是传统聚落的最大耕地面积”。
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指出，古代村落的耕作半径，受限于路径状况，运载能力等条件：“根据经验，按一般行进速度，从村庄到田间往返大约一个时辰的途程为最大限度”。
按此推算，传统社会的最大的耕作半径约为3公里。赣江旧河道的一般800-1000米之内，对河道两岸的村落而言，这个距离在能承受的最大耕作半径的范围之内。
但是，河流的天然阻隔，不仅增加了农民来往的困难，而且耕作所需要的耕牛、农具以及粮食的运输，都大大增加了耕种的成本。
因此，清代前期两岸的村子一般不会跨越河道拥有对岸的土地，即使村里的地主在对岸购置了田产，也是租给对岸村子的村民耕种，本村人并不会过河耕种对岸的土地。
这种情况在清中后期发生改变。随着旧河道的淤积，村民在其上架设桥梁，方便了村民的通行，也大大缩短了与对岸的距离，减小了人力物力成本，因此在对岸开垦荒地购置田产进行耕作成为可能。
随着旧河道的淤积以及两岸交通条件的改善，沿岸的村落的最大耕作半径是不断变大的，村落的耕地规模也随之变大。
这种耕地规模的变化不仅来源于交通，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沙洲的开发。
四、泰和段河道变迁与交通贸易
在中国古代的南方地区，水路运输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船只也成为南方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不仅是商品的运输，人员的往来也非常依靠水运。泰和县当明清时期京广驿道的必经之处，商贸繁荣，人们在河流两岸修建驿站、码头和渡口，方便往来，集市也因此兴起。
随着河流改道，这些水运设施都受到严重影响，或转移到新河道，或裁撤废弃，而随着旧河道的淤积，大量桥梁被修建起来，商业中心也被重新塑造。
随着唐代大庾岭道的开辟和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东迁南移，明代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线成为沟通中原和岭南最重要的通道，赣江也因此成为当时的黄金水道，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
泰和县位于吉泰盆地中心，赣水从中部穿流而过，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所谓“（泰和）据郡上游，城于古西昌地，控水路之冲，道交广者由之。行商往来，通货南北，山川风物，清粹佳丽。”
为了加强对交通的管理，设立服务于官员、商旅和传递信息的驿站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代拥有非常发达的驿传系统，京师设会同馆，边腹郡邑和村镇要会处所设水马驿。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在全国建立“水马站、递运所和急递铺”，泰和时设淘金驿、浩溪驿两个驿站，皆为水驿。
淘金驿得名于淘金洲，旧址在今万合镇站前村与罗家村之间的赣江故道边上。
站前村名即因在驿站之前而得名，罗家村旧时称金溪站背，因在淘金驿站之后，且此段赣江又称金溪，宋史此处名为金溪里，因此得名金溪站背。浩溪驿旧址在今浩溪村附近赣江边上，接万安县。
淘金驿和浩溪驿皆非洪武年间新设的驿站，而是在宋元驿站的基础上修复的。
成化改道以前，泰和县境内的水路为吉安府至永和埠，经赣江故道至淘金驿，过钟埠至县城，再至浩溪驿，最后出县境至万安。
明成化年间改道后，旧河道没有立即消失，而是受部分赣江来水，成为赣江的支流。
旧河仍然可以行船，且新河由于水道不明，河边的相关服务设施不完善，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赣江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多数依然选择走老河。
此时赣江水道的主要交通路线依然位于老河道。但是随着新河逐渐成为主泓，老河道水量渐少，即所谓“旧河受溪流之水，其流浸微”，不利于行船，而新河道截弯取直，大大缩短了路程，故赣江水道逐渐转移到新河道上。
随着交通路线的变化，位于旧河道边上，为来往官员、商旅提供服务的淘金驿逐渐丧失了作用，加之当时全国范围内削减驿站数量的趋势，故此嘉靖年间，淘金驿正式被裁撤。
随着驿站的裁撤，老河道上来往的船只愈发稀少，此时赣江水道泰和段已经完全转移到新河道上了。
原泰和县城至吉安府水路近一百二十里，改道后，从新河走至吉安府只需九十里，路程整整少了四分之一。
清代又在赣江新河岸边设立了天井坝汛和印霞江汛，大大的加强了对新河道的管理。
五、泰和段河道变迁与婚丧社会
传统社会，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河流阻隔两岸的交流，成为天然的分界线。
当河流发生改道后，新旧河道附近的居民面临着新的交通形势，这种改变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
明成化年间赣江泰和段的改道，深刻影响着周边区域的社会各个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婚姻和丧葬社会。
传统社会婚姻对象的选择的范围，除了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外，还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
适婚对象的选择取决于信息的获取，这些信息往往来自于媒婆和亲朋，信息交流的中心在于周边的集市，因而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往往不出周边集市所覆盖的区域。
根据信息交流的原则，距离越近，交通越方便，信息越密集。传统社会的村民往往在周围交通便利的村落之间挑选合适的婚姻对象。
河流是交通和信息交流的天然障碍，河道的变动也会对附近村落的通婚情况产生影响。
传统中国社会讲究入土为安和叶落归根，对墓葬地的选择非常重视，往往与风水相联系。
所谓风水学，是一种有着浓郁神秘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运用五行、阴阳、八卦等学说建立起庞杂的理论体系。
而中国的传统丧葬文化，不同程度的受到风水理论的影响。风水，也称青乌，青囊，较为学术的说法叫做堪舆。
风水本位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是一种研究地形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
早期的风水学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将这种学问运用于墓地的选择中，就对穴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般而言，墓穴选址首要就是避“龙吼”（聚水处），即地势要高，不易被水冲淹。
其次理想的穴址选择是在“负阴抱阳，面山背水”的环境中；最后，古代的耕地及其宝贵，有条件的话墓穴一般不会建在耕地上。
传统社会，每个宗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家族墓地，死去的宗族成员集中安葬在家族墓地里。
家族墓地的选择符合风水学理论，且一般位于距离村子较近的山岗丘陵之上。淘金洲是赣江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且容易被洪水淹没。
淘金洲居民对穴址的选择，不仅不能满足“背山面水”的要求，甚至连保证不被水淹都做不到。
平坦的洲地，意味着每块土地都是宝贵的耕地，而淘金洲上的洲民却不得不将墓地建在耕地上，形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局面。
由于耕地的价值高昂，因而洲上的宗族很少有家族墓地，如果死者为没有土地的佃户，则他的家庭不得不花一笔钱去购买土地用以安葬。
如果其家庭负担不起购买土地的费用，那么除非宗族给与帮助，否则他将不得不迁回祖坟地进行安葬。
随着旧河道的逐渐淤塞，架设桥梁成为可能，两岸交通开始便利起来。跨江安葬变得方便，成本也快速下降。
从清中后期开始，江夹洲宗族成员安葬于河道对面的数量明显增多。从前的某一家族的行为，开始变成宗族的集体性行动。
清代江夹洲刘氏在江对岸购买的数块土地中，荷树坑因为风水最好，成为许多宗族成员的安葬之所。
这种安葬地的变迁，说明交通的改善对民间安葬地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结
河流改道，影响了以乡都制度为主的基层行政区划。基层行政区划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河流的改道改变了山川形势，基层行政区划也相应作出调整。
改道前的泰和六乡制以赣江旧河道为界，改道后新的“八都制”则以新河为界。
河道的变迁，旧河道上淤积的沙洲成为附近村落争夺的对象，也酿成了村民之间或村庄之间的激烈矛盾。
沙洲的开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代两岸村落的人口压力，使得在周边村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时，本地村民能保持较低的迁出率，也增加了村庄的人口和宗族的影响力。
河道的淤积改善了两岸的交通，村落耕地的分布也随着两岸交通的改善而发生变化，沿岸的村庄耕种对岸的土地成为普遍现象。
河道的变迁会改变商贸路线，进而改变贸易中心。赣江泰和段的改道，直接导致了赣江水路交通的变化，进而导致了淘金驿站的裁撤。
交通路线的变迁，又进一步导致商业贸易中心的变化，周边村落的贸易中心由大塘圩集中到了罗家圩，并修建了印霞江码头与罗家圩间的道路，方便贸易往来，交通仍然是影响商业的主要因素。
河道变迁对婚丧社会产生影响。旧河道的淤积，使得两岸的交通逐渐改善。两岸居民的通婚区域发生变化，跨河婚姻越来越普遍。
村民的埋葬地也发生改变，平原的居民越来越多的选择江对岸山岭上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安葬地。
总之，河道的变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