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着直接联系。其社会流动，无论是趋向还是规模，都深受政治的影响，受到国家政治的宏观调控，汉代士人的流动亦不例外。

反过来，汉代士人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权力主体（中央政府、公府、地方长吏）间的流动，也极大地影响了集权体制的发展和行政治理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整体政治特性的塑造。

尚贤政治特性，确切地说不是汉代政治的发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就对尚贤政治理想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其中以儒、墨两大学派对尚贤政治的提倡最为鲜明。虽然儒、墨两派在很多观点上截然相反，但对尚贤政治的追求是相同的。

列国的招贤举措虽然对贤士的流动产生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列国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选士制度，政局也不稳定，因此贤德之士向列国的流动，对列国政治特性的塑造产生的意义并不明显。

至秦代，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思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统治策略，遏制了儒家士人的向上流动，因此，儒家士人所特有的道德和文化特质始终未能对秦代政治性格的养成发挥作用。直到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士人的向上流动有了制度保障。

汉代四百年间，以儒士为主体的士人持续性向官场的流动，有赖于此，汉代政治的尚贤特质才开始形成，并最终定型。所以说，尚贤政治虽然不是汉代的发明，但却在汉代因士人之力形成为政治的鲜明特质。汉代察举征辟制度的目的是将全国各地精明行修、德行清妙的士人选拔进官僚系统中来任职。

有学者指出，汉代无论是在黄老政治下，还是儒家独尊后的时代里，士大夫更推崇的是“贤人”政治，即通过选贤任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授权。士人的流动不单纯是士人作为生命个体的流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和道德素养的流动。

当士人流向官场，则意味着其文化特质和道德素养随之流向并充盈于官场，并对官场的风气和政治特性的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汉代士人的流向呈多样化，或成为国家委任的地方大员，或署为地方长吏的属吏，或为公府所辟。

多样化的流向使士人的文化特质和道德素养对政治特性的塑造比较全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官僚系统的上层还是底层，无不浸润着士人文化与道德的影响。

观诸史籍，学行俱高之士流向中央者比比皆是，上层统治者希望“广延茂士”，使贤人充朝以“助崇大化”。倘若士人的流动伴随的是劣质德行向官场的浸透，则会引起正直官员和士人拊心切齿。

如东汉顺帝时，杨伦曾建议，倘若举主举荐犯法者为官，国家不仅要追究被举荐者的刑责，还应当“案坐举者”，即连带追究举主的失察之罪，其目的是希望断绝“豺狼之吏”忝居朝堂，使选举真正贯彻以“贤”为本的宗旨。

正是由于自汉初以来代代公府、州郡举人以贤”为要旨，将贤德之士贡举于朝，使得士人的向上流动确定下来，才塑造了汉代尚贤的政治特色。

汉代士人的流动根基是“贤”与“德”。在汉代选举体系中，凡超出尚贤政治特性的操作，都将受到士人的反对。如东汉中后期以来，外戚与宦官把持选官渠道，致使忠贞正直之士难以上升。当国家政治的运行出现偏差，士人就要起来纠正时弊，强调“贤”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贤德之士流向官场的大小职位，其向上流动推动着汉代尚贤政治特性的塑造，同时士人又在努力维护尚贤政治特性的保持。这一方面是由于士人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自身上升渠道畅通的考虑。

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多元格局。从社会领域角度而言，士人既有流向官场和学术领域者，也有流向方术领域、工商领域者，还有沉淀在乡间社会者。仅从官场的角度而言，既有从地方流入中央者，也有内嵌式任职当地者。

士人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顺带结成了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成为他们日后在官场发展的最大的政治资源，是他们彼此援引、互相策应的基础，这对汉代政治的运作与走势影响深远。士人是汉代官僚的主体，士人在流动中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将汉代政治塑造成一个关系型政治综合体。

汉代关系型政治综合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士人社会流动的深化而逐步形成的。士人在向学术和官场等领域流动的过程中，必然结成横向、纵向及其他社会关系。士人将各类社会关系带入到政治生活中，使汉代政治呈现出关系复杂的特征。

其一，纵向关系：门生故吏关系。汉代实行通经取士的制度，士人欲走进官场，首先要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学术领域。士人在流向学术领域的过程中结成门生关系。

士人在一生的求学生涯中，往往会拜多位名儒为师，因此其结成的门生关系较为复杂。士人要进入官场，必须得到地方长吏的举荐或公府长官的辟召，因此又与举主结成故吏关系。很多情况下，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自己的举主。士人在流动的过程中结成的这样一种纵向关系，史家称为“门生故吏”。

在察举征辟制下，几乎每一个士人都会经历察举、辟召，而在士人一生的流动中，会经历多次辟召和举荐，因此也会有不同的举主，由此形成多样化故吏关系。俯瞰汉代官场，士人因流动而结成的门生故吏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汉代官场也可以说是关系场。

无论是个人代内流动的第一步，还是日后的仕途迁升，纵向的门生故吏关系对士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因学缘关系而彼此援奥之事在两汉史籍中并不少见。

如东汉顺帝时，太尉李固奏免了百余人宦官子弟为官者，宦官遂共作飞章，诬陷李固，其中一条“罪名”即“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壻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其中不免有一些虚造之辞，但李固所举荐的４９人中的确有不少是自己的门生，当为事实。

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随着士人持续性地流入学术领域，因学缘关系而结成的门生故吏集团，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势力上皆日渐膨胀，他们与州郡长官休戚与共，最终演变成威胁甚至对抗东汉政权的一股政治力量。由此可见，士人无论是流入学术领域，还是涌向官场，都不仅关乎其个人命运，而且事关整个汉代政治的走向。

此外，东汉末年，太学生和各地诸生虽然没有流入官场，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密集的知识群体，加上其朝廷准官僚的身份，他们与朝廷官员有着天然的联系，诸生与官员结成同盟，成为影响当时政局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其二，横向关系：同岁关系。两汉时期，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士人之间互称“同岁”。如广汉郡鄯人镡显和王涣同一年被太守陈宠，二人即属于同岁关系。按察举制规定，各郡国每年选举出来的孝廉都要赴京师试经对策。

来自五湖四海的士人，便可借此机会共话同岁之谊。士人流动中形成的同岁关系，除了私下有社会交往外，他们在仕途上也往往相互照顾，彼此庇护。

阎步克先生曾在《孝廉“同岁”与汉末选官》一文中对汉代士人结成的同岁关系进行了细致考辨。他指出，同岁关系在汉末相当流行。来自全国１００多个郡国的数百名孝廉汇聚于官场，建立起跨越州郡的全国性关系网。

这种同岁关系已经成了可与亲缘比拟的紧密纽带，同时又超越了乡里宗党。与士人生长的原生宗党、乡里等空间相比，官场”是更高层次的活动场所。为个人权势计，在官场衍生出来的同岁关系，比乡里、亲缘能为个人的仕途前程提供更大的帮助。

同岁生之间彼此援引照顾，在士人看来是同岁关系的基本内容。明汉代的同岁关系并不十分牢靠，同岁生之间背信弃义之事时常发生，但也共同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同岁生之间理应在政治上相互援助，这是当时士人群体共同认可的通行做法。倘若没有彼此照应，反而落井下石，则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其三：其他关系。事实上，汉代官场的关系远不止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那样经、纬分明，相反，还穿插着其他各种关系，如同乡关系、同僚关系、朋友关系等。各类关系纵横交错，极为复杂。

如《吴书》曰：陶谦任舒县令时，不仅与庐江太守张磐是同僚关系，而且也是同郡之人，同时其父与张磐还是友人。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政治场中并不少见。

如同僚关系。同僚关系既包括在州郡内部当地士人之间的同僚关系，也包括乡土之外结成的同僚关系。如同乡关系。汉代同乡士人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荐举也很常见。士人生活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彼此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同时还会根据对方的学行而结成好友关系。

综上，汉代士人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结成了纵、横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以门生故吏关系、同岁关系、同乡关系、同僚关系等为主。士人的社会流动，不仅仅是其作为生命个体在不同地位之间的转换，而且也是其身上所携带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流动。

官场是汉代士人最主要的流动场所，他们流向官场的过程中，流向政治领域，有意识地将同乡关系转化为政治资本。如此一来，尽管汉代的选官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但却较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使汉代政治呈现出“复合型关系综合体”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