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农民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不拿一分工资，靠什么在北京生活？

世人都知道陈永贵是我国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却鲜有人知，这位朴实的农民总理在北京工作期间竟分文不取。1975年春天，当陈永贵拎着那个装满窝窝头的布袋子走进中南海时，门卫还以为走错了地方。那天他穿着粗布衣裳，头戴白毛巾，与其他西装革履的领导形成鲜明对比。＂总理同志，这是您的工资卡。＂工作人员递过来一张崭新的工资卡，陈永贵却摆摆手说：＂我还是个农民，种地吃饭，不要工资。＂这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么，这位农民副总理到底靠什么在北京生活？他为何不要工资？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一、从农民到副总理：陈永贵的人生转折

1963年的一个夏日，大寨村的山路上走来一位戴着白毛巾的汉子，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那是刚从县里开会回来。这个人就是陈永贵，彼时他正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就在这一年，大寨迎来了一场重大考验。八月的一场持续七天的暴雨，让大寨村的梯田几乎全部被冲毁。全村80户人家，78户房屋倒塌，十年辛苦营造的农田毁于一旦。

面对这场灾难，陈永贵没有向上级伸手要救济。他组织全村人自力更生，从修路开始，一步步重建家园。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们用了短短三个月就重建了被毁的房屋，接着又投入到农田重建中。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北京。1964年春天，陈永贵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中，陈永贵说话直来直去：＂我们大寨人不怕苦，不伸手要救济。我们靠自己的双手重建了家园，还要把地种得更好。＂这番朴实的话语，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65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年，陈永贵开始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大寨之间，向中央汇报工作。每次进京，他都穿着粗布衣服，带着自己的干粮。

1973年，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从未离开过农村的农民，开始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每到开会期间，他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北京郊区的农田里转转，跟农民聊天，了解庄稼长势。

1974年底，一个重要的任命打破了陈永贵平静的生活。中央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个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大寨的地里查看小麦长势。

1975年初，陈永贵正式走马上任。他拒绝了配备的小轿车，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他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走路，我也走路。＂上任第一天，他就提出要去东郊农场劳动，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从此，这位农民副总理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但他依然保持着质朴的本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农场的工人一起劳动。即便是参加重要会议，他也总是穿着那身蓝布中山装，头上裹着标志性的白毛巾。

二、不要工资的副总理生活

1975年春天，陈永贵正式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天，财务处就送来了工资卡。他看着这张印有＂副总理＂字样的工资卡，直接推了回去：＂我还是个农民，在大寨挣工分就够了，不要工资。＂

这一决定在中南海引起不小的震动。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工资待遇不算低，但陈永贵坚持要按照大寨的工分制度生活。他说：＂在大寨干活挣工分，一年下来也有几百块钱，够用了。＂

陈永贵选择住在北京东郊农场，而不是领导干部集中的高干大院。在东郊农场，他要了一间普通的平房，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只有几把椅子。每天凌晨四点，他就起床去地里干活。

生活用品全靠自己解决。他的衣服都是从大寨带来的，粮食也是自己种的。每个月，妻子宋玉林都会从大寨给他寄来一些粮食和腌菜。有一次，工作人员看他总是吃窝窝头，建议他去国务院食堂用餐，被他婉言谢绝：＂我吃自己种的粮食，心里踏实。＂

在东郊农场的日子里，陈永贵不仅自己种地，还带领农场职工开垦荒地。那时候，东郊农场有一片荒地无人问津。他带头开荒，一锄头一锄头地干，很快就开垦出了几亩良田。

1976年春节前夕，有人看到陈永贵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捆自己种的大白菜。问他去哪里，他说：＂送给附近的老大爷老大娘们过年。＂这些蔬菜都是他平日里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即便是参加国际会议，陈永贵也坚持带着自己的口粮。1975年夏天，他随团出访欧洲某国。在国宴上，他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窝窝头，就着桌上的菜吃了起来。外国使节感到诧异，但他说：＂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香着呢。＂

工作之余，陈永贵经常到农场的地里查看庄稼。他发现有些地方的种植方法不够科学，就手把手地教农场职工如何改进。渐渐地，东郊农场的粮食产量开始提高，蔬菜长势也越来越好。

每到月底，陈永贵都要把自己从大寨挣的工分折合成现金，寄回一部分给生产队。他在给大寨党支部的信中写道：＂我在北京工作，但根还在大寨，分在大寨，这是规矩。＂

就这样，这位不拿工资的副总理，靠着在大寨的工分和在东郊农场的劳动，度过了他在北京的岁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农民的本色和朴素作风，在任何岗位上都不会改变。

三、鲜为人知的工作细节

1975年的一个清晨，东郊农场的工人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田间劳作。这个人就是陈永贵，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但仍然保持着在大寨的作息习惯。

在东郊农场，陈永贵不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与劳动。每天天不亮，他就带领农场职工开始工作。当时农场有一片低产田，连续多年产量上不去。陈永贵仔细察看后发现，问题出在土壤板结。他提出了自己在大寨积累的经验：＂要深翻土地，增施有机肥。＂

为了验证这个方法的效果，陈永贵带头干起来。他脱掉上衣，拿起锄头，一锄一锄地翻土。农场的工人们看到副总理都这样干，也都跟着干了起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片低产田的面貌焕然一新。到了秋收时节，这片地的产量比往年提高了一倍多。

每个月，陈永贵都会给大寨寄钱。这笔钱不是他的工资，而是按照大寨的工分制度计算的收入。1976年春天，大寨遇到了春旱。陈永贵得知消息后，立即将自己攒下的300元钱寄了回去，用于购买抗旱设备。他在信中写道：＂我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永远是大寨人。＂

在参加国际会议时，陈永贵的着装总是引人注目。1975年秋天，他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国际农业会议。当其他国家的代表都穿着西装革履时，他却穿着一身粗布农民装，头上依然裹着那条标志性的白毛巾。会议期间，有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换装，他说：＂这就是农民的衣服，我就是个农民。＂

一次，某国大使来访，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陈永贵没有在办公室谈，而是带着对方去了东郊农场的试验田。他蹲在地里，用手捏着一把土，向大使解释中国的传统耕作方式和现代农业的结合之道。这种实地考察的方式，让外国使节印象深刻。

在主持农业工作会议时，陈永贵经常用大寨的具体事例来说明问题。有一次，讨论到农业机械化问题，他拿出一张大寨山地改造的照片，详细讲解如何因地制宜地使用农业机械。他说：＂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实际情况。山区和平原，用的机械要不一样。＂

每到农忙季节，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会议，陈永贵都会请假回大寨参加劳动。即便在北京，他也坚持每天下午到东郊农场的地里转转。农场的工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副总理蹲在田间，掐一片叶子，捏一把土，仔细查看庄稼的长势。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出一个始终不改农民本色的副总理形象。无论是在东郊农场带领职工劳动，还是在国际会议上保持朴素本色，陈永贵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他的为农为民初心。

四、副总理办公室里的农具

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陈永贵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特殊的物件——一把用了多年的老锄头。这把锄头是他从大寨带来的，锄把已经被汗水浸润得发亮，锄头也磨得很薄了。每当有人问起这把锄头的来历，他总是说：＂这是我的＇传家宝＇，一辈子都不能丢。＂

除了锄头，办公室的墙角还靠着一把木耙和一个竹筐。这些农具不是装饰品，而是陈永贵真正在使用的工具。每天下午，他都会带着这些农具去东郊农场劳动。有一次，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汇报工作，看到副总理拿着农具往外走，连忙说：＂陈总理，这些事情让农场的工人去做就行了。＂陈永贵摆摆手说：＂我不干活，怎么知道地里的情况？＂

1976年春天，一位外国农业部长来访。当他走进陈永贵的办公室时，看到的不是常见的办公室陈设，而是墙上挂着的农具和地图。陈永贵指着墙上的中国农业区划图，用最朴实的语言介绍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那位外国部长参观完后说：＂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部长办公室。＂

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陈永贵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记录着他从大寨带来的农业经验，以及在全国各地考察时看到的好做法。笔记本的页面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有一次，工作人员想给他配一个新本子，被他谢绝了：＂这本子用了十多年了，都记着呢。＂

办公室的书架上，没有华丽的摆设，只有一些农业科技书籍和各地送来的农作物种子样本。每当各地干部来汇报工作，他总是先问种子的情况，然后从书架上取出样本来对比研究。有时，他还会从口袋里掏出几粒从大寨带来的种子，跟大家探讨品种改良的问题。

在办公室的一角，放着一个简单的木箱子。这个箱子里装着他从大寨带来的粮食和腌菜。每到开会时间长，他就从箱子里取出几个窝窝头，就着咸菜吃完午饭。秘书劝他去部委食堂吃饭，他说：＂我吃自己种的粮食，省得国家花钱。＂

1976年夏天，一场暴雨过后，办公室的屋顶漏水了。工作人员要帮他换间办公室，他却说：＂老百姓住的房子还有漏的呢，换什么换。＂于是，他找来工具，亲自爬上房顶修补。那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头戴白毛巾的副总理，在屋顶上忙着修瓦。

这间特殊的办公室，成了中南海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记录着一位农民副总理的工作经历，更展现了一种始终不忘本的精神。那些质朴的农具，不仅是劳动的工具，更是一种坚守的象征。

五、不忘农民本色的执政足迹

1975年6月，陈永贵到河北省考察农业生产。当地干部准备了小轿车接站，他却坚持骑自行车去田间地头。一路上，他走村串户，跟农民聊天。在一个村子里，他看到有户人家在打井，二话不说就脱掉上衣，跳下井去帮忙。当地干部赶紧劝阻，他只说了一句：＂我就是个打井的把式。＂

在山东考察时，陈永贵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当地负责接待的干部要他在汽车里等雨停，他却撑着一把破伞走进了农田。田里有几个正在抢收小麦的社员，他二话不说就加入其中。淋得浑身湿透的陈永贵和农民们一起，将成熟的麦子抢收到了仓库。

1976年春天，黑龙江省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春旱。陈永贵立即带队赶赴灾区。到达后，他没有先听取汇报，而是直接去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一片干涸的农田里，他用随身带的铁锹挖了几个深坑，仔细察看土壤墒情。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他提出了具体的抗旱建议，包括打深井、挖蓄水池等措施。

在甘肃考察时，陈永贵注意到当地农民种植的小麦品种产量不高。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粒从大寨带来的良种，建议当地因地制宜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第二年，这个地区的小麦试验田产量提高了三成。当地农民给他写信说：＂您送来的种子，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每到一地考察，陈永贵都会带着自己的工具。在四川的一个山区，他看到农民们在陡坡上种玉米十分吃力。他拿出自己的老锄头，演示了大寨在山地开垦中总结出的＂三深一平＂方法。这个方法很快在当地推广开来，解决了山区耕种的难题。

1976年夏天，陈永贵到云南考察。当地干部安排他住在州宾馆，他却要求住在农民家里。在一个傣族村寨，他和村民一起住茅草屋，吃竹筒饭。晚上，他跟村民围坐在火堆旁，讨论水稻种植技术。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着村民下田插秧，还教村民们使用改良的插秧方法。

在江西考察期间，陈永贵遇到了一场大雨。当地的农田出现了积水，威胁到即将成熟的水稻。他二话不说，卷起裤腿就走进了齐腰深的水中，带领社员们挖排水沟。一位老农说：＂没想到副总理还会使用我们种田的家伙什。＂

每次外出考察，陈永贵都会带回一些新的农业经验。这些经验不是写在纸上的报告，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他经常说：＂要把全国的好经验总结起来，要实地看，实地议，实地干。＂

这些考察足迹，从东北平原到西南山区，从沿海地带到内陆腹地，记录下了一位农民副总理对中国农业的深切关注。他用农民的智慧和视角，为中国农业发展探索着前进的道路。每到一处，他都留下了质朴而深刻的农民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