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要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但如何才能安心呢？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对此都有体会，比如在自己独处的时候，脑子里的念头此起彼伏，杂念纷飞，面对内外的诱惑，往往是心猿意马，把持不住。

其结果就是人为物役，心随境转，一辈子不得自由，活在痛苦、麻木或自欺之中。

怎么办呢？要想降服自己的内心，曾国藩《治心经》里的这5句话，可以说是百读不厌，值得珍藏。

人生在世，修身为本。修身在于慎独，慎独之要在于养心。曾国藩认为，心是一切的关键，人受后天世俗的影响，难免会沾染内外的种种“毒”。

比如外部事物所引发的愤怒，比如内心生发的欲望，这些贪嗔痴都是养心、治心的障碍。

所以《大学》里强调正心诚意，“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对外以和制之，对内以敬克之，在曾国藩看来，动静交养，才能内外皆安。

曾国藩年轻时候也有很多毛病，但他坚持内省，同时对外端正态度，以敬对人，然后数十年日积月累，绵绵不断地努力，才可以成为圣贤中人，他就相当于树立了一个榜样。

人在生气的时候，凭着一股子怒气，可谓无所畏惧。人活着难免有怒不可遏的时候毕竟谁都有脾气，谁都有情绪。

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修行的关键处。我们看曾国藩是怎么说的：

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曾国藩认为，儒释道三家的基本功都是一样，都是强调对欲望、情绪的觉察和调理。

其实人生归根结底是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不能光顾着一端。自胜者强，只有能够把自己管理好，超越自我，才能称得上强者。

一定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管理自己的前提，如果连自己的内心都不了解，又谈何驾驭自己的身心呢？

内心安定才能心平气和，然后才有精神和身体的安定。为此，人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两方面，一方面是以志向驾驭，一方面是以静制动。

治心之法，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日以志帅气，一日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

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立志做圣贤，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以此为自律。另外就是注重静心，每当心烦意乱和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曾国藩都会静坐，排除杂念，智慧自生。

不然的话，没有方向和目标，不能有意识的前进，人也很难坚持管好自己。

这句话出自《庄子》，大意是只听说过让天下自然而然地发展，没有听说过要控制天下。道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认为算计、聪明、控制等都是私欲的主张，会起到反效果。

治理天下和个人保养身心的道理是一致的，都是要顺其自然。

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

曾国藩批评了商鞅和王安石变法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失去了自然的奥义，太过强迫，不能长久。

事实就是如此，自古以来，多少人都是基于个人的良好愿望、以“为你好”的名义去努力，结果不仅仅是失败，也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了损害。所以要有不是庸人自扰的智慧。

生于忧患，人生本来就是挫折不断，一辈子要面临种种的考验，有许多的难关要过。不管各人是什么情况，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的过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这段话是我极为喜爱的，大道至简，养心修身在于以简要为效。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就越是磨砺自我的机会。

怕就怕外在的困境侵入内心，从而内忧外患，那对身心的伤害就很大。比如伍子胥那种一夜白头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愈是艰难的时候，人越要乐观，越要精气神十足，只有具备“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修养，才能生机勃发，克服困难。

如曾国藩所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才是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