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记者拍摄的桂林，抗战胜利后的桂林已成为一片废墟！

轰炸的硝烟散去，一位美国记者的相机镜头定格下这座千年古城最黯然的时刻。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那些倒塌的房屋？是那些破碎的街道？还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桂林，这座曾经以山水甲天下著称的城市，在经历了51次轰炸后，竟变得面目全非。当地上的砖瓦在炮火中化为尘土，当绿树成荫的街道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当美丽的山水被硝烟笼罩...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那些在废墟中穿行的幸存者们，又将何去何从？

一、桂林沦陷前夕（1944）

1944年8月，日军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调集了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军等部队，总兵力近15万人。这支庞大的军队从湖南方向向桂林推进，意图全面占领这座战略要地。

桂林作为当时的广西省会，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更是美军＂驼峰航线＂的重要支点。城内设有联络处、军需仓库，以及为盟军服务的医院。城市的制高点独秀峰上，架设着中国军队的电台，负责与重庆总部进行军事通讯。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桂林展开了全面的防御准备。城内的工厂开始向后方疏散，重要物资被转移至安全地带。桂林警备司令部在城区设立了多个检查站，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桂林自卫团＂，在各个街道巷口构筑工事，挖掘防空壕。

在城市的东北方向，解放桥（当时称中正桥）成为重点防御工事。守军在桥头两侧布置了机枪阵地，并在桥下水域埋设水雷。城南的七星岩洞被改造成防空洞，可容纳数百人躲避空袭。

日军的情报人员已渗透到城内，他们假扮成商贩、难民，暗中收集军事信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桂林警备部队在各个城门增派岗哨，严查可疑人员。当地的学生和青年也自发组织起情报小组，协助军方侦查敌特。

1944年9月初，日军的先头部队已推进到桂林外围50公里处。守卫桂林的国民党军队约有两万人，他们在城外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距城20公里的雁山一带，第二道防线位于城郊的虞山，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城墙本身。

在城市的各个重要路口，守军布置了路障和地雷。工兵部队在街道上挖掘战壕，在建筑物内设立射击点。城内的粮库、军需仓库都加派了警卫，并准备了应急销毁计划。

桂林的医院也做好了战时准备，增设了临时病房，储备了大量医疗物资。城内的救护队进行了多次演练，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空袭。当地妇女组织起救护队，学习基本的医疗知识。

随着日军的逼近，桂林的天空开始出现敌机侦察。防空警报时常响起，城市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守军在城郊的高地上设立了观察哨，严密监视敌军动向。军民们都明白，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日军进攻前夕，桂林的街道上满是往来的军车和疏散的平民。城内的军用仓库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物资，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也在进行伪装。各个单位都接到命令，销毁不便携带的文件材料。桂林即将迎来它最黑暗的时刻。

二、日军空袭与占领桂林（1944.11-1945）

1944年11月初，日军发动了对桂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清晨6点，第一批轰炸机群从湖南方向飞来。日军出动了88架轰炸机，分三个梯队对桂林实施轰炸。第一梯队专门攻击军事目标，包括城内的兵营、军需仓库和防御工事。第二梯队则集中轰炸交通枢纽，重点是火车站、码头和主要桥梁。第三梯队对城区进行地毯式轰炸，目标是政府机关和民用建筑。

这次空袭持续了整整4小时。日军投下了超过500枚炸弹，其中包括多枚燃烧弹。城内多处起火，浓烟遮天蔽日。独秀峰上的电台被炸毁，城区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解放桥被炸断一段，切断了东西城区的联系。七星岩的防空洞遭到直接命中，造成重大伤亡。

11月10日，日军地面部队向桂林发起总攻。第11军从东北方向突破，第23军从西南方向包抄。守军在雁山一线奋力抵抗，但在敌军优势火力面前节节败退。日军使用了喷火器和毒气弹，迫使守军放弃了多处阵地。

城内的形势迅速恶化。粮库和军需仓库按照预定计划付之一炬，以免落入敌手。各医院开始紧急疏散伤员，部分医务人员随军撤离，部分则留下来照顾无法转移的重伤员。城内的自卫团组织平民向西撤离，但由于道路拥堵，许多人未能及时撤出。

11月13日，日军突破了虞山防线，已经可以直接向城内射击。守军被迫放弃外围阵地，退守城墙。日军炮兵阵地架设在城北的制高点上，开始对城区进行密集炮击。城墙多处被炸出缺口，守军伤亡惨重。

11月15日拂晓，日军发动最后总攻。第11军从北门强行突入，第23军则从南门突破。巷战在城内展开，但已经无法改变战局。当日下午，桂林正式陷落。日军随即在城内实施＂清剿＂行动，搜捕残余守军和抗日分子。

日军占领桂林后，立即在城内设立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独秀峰成为日军司令部，七星公园被改造成军营。城内重要路口设立岗哨，实行宵禁。日军还征用民房作为军用仓库和军官宿舍，强迫当地居民为其服务。

占领期间，日军对桂林实施了残酷统治。他们在城南建立了军事监狱，关押抗日人士和可疑分子。城内的粮食和物资被强行征用，导致民众生活极度困难。一些重要建筑被改造成军事设施，包括将部分庙宇改建成弹药库。

1945年初，日军开始在桂林周边修建防御工事，准备应对可能的反攻。他们强迫当地居民参与劳役，在城外山地构筑暗堡和地下工事。同时，日军还在城内进行＂经济清理＂，搜刮民间财物，破坏了桂林原有的经济秩序。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日军的占领下，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曾经繁华的商业区变得冷清，街道上满是巡逻的日军。城内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被改作他用。桂林的山水依旧，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三、美军记者镜头下的桂林（1945.8-1945.9）

1945年8月中旬，随着日本宣布投降，一批美军记者跟随盟军进入桂林。其中，《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带着他的徕卡相机，成为最早记录战后桂林的西方媒体人之一。

迈登斯的第一组照片拍摄于8月20日，记录了日军撤离时的场景。在独秀峰下，日军正在销毁军事文件，浓烟从窗口冒出。街道上，成队的日本士兵在美军监督下交出武器。这些照片清晰地记录了战争末期的历史转折时刻。

8月底，迈登斯开始系统性地记录桂林的战后状况。他的镜头首先对准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伫立千年的独秀峰上，原本的道观只剩断壁残垣。日军曾在此设立指挥所，峰顶还留有他们修建的混凝土掩体。象鼻山附近的江边码头满目疮痍，船只残骸散落在漓江岸边。

城区的记录更为触目惊心。在中山路，曾经热闹的商业街变成了瓦砾场。连续的轰炸使得整条街只剩下零星几座建筑的外墙依然站立。解放桥的桥面已被炸断，当地居民用木板临时搭建了简易通道。七星公园内，古老的桂树被炸得只剩树桩，日军修建的军营还未来得及拆除。

迈登斯特别关注了城市的民生状况。他拍摄了正在清理街道废墟的居民，记录下人们用竹竿和木板搭建临时住所的场景。在城南的粮店外，饥饿的民众排起长队等待购买粮食。街角处，一些居民正在修复被炸毁的水井，这是他们获取饮用水的唯一来源。

9月初，迈登斯将镜头对准了返回城市的难民。他们中有推着独轮车的老人，背着行李的妇女，还有赤脚的儿童。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归来，在废墟中寻找自己昔日的家园。火车站附近，难民们在被炸毁的站台上搭起帐篷，形成临时安置点。

教育设施的破坏情况同样进入了迈登斯的视野。桂林师范学院的校舍只剩下断墙，图书馆的藏书被付之一炬。市立中学的操场上布满弹坑，教室的屋顶完全塌陷。一些学生和教师开始在废墟中清理，准备重建校园。

医疗条件的严峻也被记录下来。市立医院的主楼成为废墟，医务人员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救治病人。药品短缺，医疗器械匮乏，但医护人员仍在坚持工作。城内多处设立了临时救护站，为返城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迈登斯还专门拍摄了文物古迹的破坏状况。千年古刹叠彩寺的大殿被炸塌，佛像散落在瓦砾中。日军曾将寺院改造成军火库，撤离时引爆了剩余弹药，造成进一步破坏。城内的古牌坊多数倒塌，一些珍贵的石刻被炸得支离破碎。

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战争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带来的创伤。通过迈登斯的镜头，世人得以看到一座饱经战火蹂躏的城市的真实面貌，以及生活在废墟中的普通民众的艰难处境。

四、战后桂林的恢复与重建（1945.10-1946.12）

1945年10月初，桂林市政府成立战后重建委员会，制定了分三阶段恢复城市功能的计划。第一阶段以清理废墟、恢复基础设施为主；第二阶段重点修复交通、教育设施；第三阶段则着重进行文物古迹的修缮。

重建工作首先从清理街道开始。市政府组织了3000多名工人，分成12个小组，对城区主要街道的废墟进行清理。在中山路，工人们用手推车运送瓦砾，重新铺设路面。解放路的断壁残垣被拆除，新建了临时商铺。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共清理出可用地块86处。

供水系统的修复成为首要任务。日军占领期间，城区80%的水井被破坏或污染。工程队在1945年底前修复了32口深水井，在城东、城西分别建立了两座简易水厂。同时，对漓江沿岸的取水点进行清理，恢复了部分供水管网。

电力设施的重建工作于1945年11月展开。由于日军撤离时炸毁了发电厂的主要设备，市政府从广州购入了两台小型发电机，在七星区建立临时电站。到1946年2月，城区主要街道恢复了照明，一些工厂也重新开工生产。

交通设施的修复进展缓慢。解放桥的重建工程于1946年1月启动，工程队采用了木结构支撑，配合钢索加固的方案，到5月才完成主体修复。火车站的修缮工作更为复杂，站台和候车室的重建持续到年底。码头设施的修复相对较快，到1946年3月，已有4个码头恢复使用。

教育设施的重建得到优先考虑。1946年初，桂林师范学院在临时校舍复课，同时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教学楼。市立中学利用美国援助物资，在原址重建了6间教室和1个实验室。到1946年秋季，全市共有12所中小学恢复正常教学。

医疗系统的恢复采取分散布点的方式。市立医院在原址重建的同时，在城区设立了6个分诊所。美国红十字会提供了一批医疗设备，帮助建立了传染病防治中心。到1946年中期，全市医疗机构的床位数达到战前的60%。

文物古迹的修缮工作于1946年下半年全面展开。叠彩寺的修复由省文物局主持，先修缮大殿，后重建配殿。独秀峰上的道观采用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同时清除了日军遗留的军事设施。七星岩的石刻修复难度较大，专门从湖南请来石匠进行修补。

商业的恢复表现出强劲活力。到1946年中期，中山路上已有200多家商铺重新开业。一些老字号如＂张家桂林米粉＂、＂李记糕点＂相继恢复营业。城南新开辟的贸易市场吸引了大量商贩，成为物资集散地。

工业生产的恢复相对滞后。1946年全年，仅有28家工厂恢复生产，其中纺织厂12家，食品加工厂9家，其余为小型机械厂。工厂普遍面临设备老化、原料短缺的问题。一些重要的军工企业则被迁往内地，未再回迁。

住房重建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方式。市政府划拨了部分地块用于居民自建房屋，并提供基础建材补贴。在城北规划了两个新居民区，采用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方式。到1946年底，全市重建住房2600余间，解决了近万人的居住问题。

五、战时文献记录的再发现（1947-1949）

1947年初，桂林市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战时文献。在日军占领时期被掩埋的档案材料陆续出土，其中包括大量珍贵的战时记录。2月，在七星岩一处防空洞内发现了完整的《桂林抗战日志》，记载了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期间的重要事件。

同年3月，曾任桂林文献委员会主任的陈光甫将其保存的战时照片和文件移交档案馆。这批资料包含了437张战时照片，52份政府文件，以及大量手写笔记。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一份详细记录了日军轰炸桂林的统计表，标注了每次空袭的时间、地点和伤亡情况。

在整理城区文物时，考古工作者在独秀峰下发现了一处地下文物库。这里保存着战时紧急转移的文物，包括明代石刻、清代牌匾等珍贵文物。档案显示，1944年8月，文物保护委员会曾在此处紧急掩埋了大批文物，其中部分文物来自叠彩山摩崖石刻的拓片。

1948年上半年，桂林图书馆开始重建馆藏目录。在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一批旧书中发现了多份战时出版的地下刊物。这些刊物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界的活动，包括《桂林文艺》、《抗战文选》等期刊的完整合订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国民党桂林市党部旧址发现的一批电报档案。这些电报详细记载了1944年下半年日军进攻桂林时的军事部署和撤退安排。电报中还包含了当时城防司令部与各区联络站之间的通讯记录，为研究桂林保卫战提供了重要史料。

1948年下半年，原桂林战时新闻处的工作人员向档案馆捐赠了一批战时报纸。这些报纸包括《桂林日报》、《战时快报》等publication的原版，时间跨度从1937年至1945年，完整记录了抗战时期桂林的社会变迁。其中《战时快报》1944年11月的几份报纸，记录了日军突破桂林城防的第一手资料。

1949年初，在整理原日军驻桂林司令部遗留的文件时，发现了一份详细的城市设防图。这份图纸标注了日军在桂林的军事设施分布，包括碉堡、机枪阵地、防空洞等防御工事的具体位置。图纸的背面还附有日军对桂林地形地貌的详细分析。

同年3月，在七星公园的一处防空洞内发现了一批战时照片底片。这些底片拍摄于1944年至1945年间，记录了日军占领时期桂林的真实面貌。照片中包括被破坏的城市建筑、日军的军事活动，以及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在整理民间收藏品时，收集到多份普通市民的战时日记。这些日记从平民视角记录了战争期间的生活状况，包括物价变化、躲避轰炸、寻找食物等日常细节。其中一份署名＂王老太＂的日记，完整记录了从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城市变迁。

1949年中期，在整理战时学校档案时，发现了桂林多所学校的迁徙记录。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学校在战时的搬迁路线、师生安置情况，以及复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其中包括桂林师范学院的完整迁校档案，记录了该校从桂林经过永福、临桂最后迁至贵州的全过程。

这些再次发现的战时文献，不仅填补了桂林抗战史的多处空白，也为后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档案馆将这些文献分类整理，建立了专门的战时文献库，为保存这段历史记忆提供了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