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时期，战争的发展方向，除了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和是否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外，还与不同的军事政治派别的兴衰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人们在关注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关注各个军事和政治派别的来回。“和谈”、“妥协”、“换旗”、“倒戈”等词语在报纸上大量出现。而在这些事件之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奉天与蒋”的谈判。

本文从广州国民党在作出“北伐”决议后，曾提出过一句很好地反映了国民革命策略的标语：推翻吴佩孚，接触孙传芳，无视张作霖。

在这一行动上，国民党当局曾多次派出代表，与地方上的军阀进行接触，争取他们保持中立，或者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而在奉系参谋长杨玉庭的老校友杨丙，也就是奉系统帅部的“左膀右臂”。

杨丙抵达奉天之后，奉党就向他提供了一个一整套的解决办法：

一、湘鄂赣闽浙、川滇黔两广，统一在西南地区，统一在苏皖和黄河地区，统一在东北地区，统一在西北地区。

二、在军火和武器方面，双方应相互协助，并确定具体的联系方式。

三、在中山的建议下，五权宪法和国民会议，仍有谈判的余地，但在外交上，双方都尽力保持距离，以避免因国内战争而引发一场国际战争。

四、例如，孙援赣，则应在南京的东北向南方。

五、一言以蔽之，在西北，虽可称得上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在西北，却是一种政治制度。

六、将来的总统竞选将属于北方，而副职和首任首相则属于南方，议员制尚待商。

七、每一缔约方均派出一名特使，以互惠磋商的形式，就该计划进行讨论，并经缔约方主管部门签署。冯氏一党主张，广州国民党和冯氏一党，首先将北方和南方一党，分别联合起来，组成北方和南方一党，然后进行谈判，以求达到统一。

奉派此计，其依据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北伐拿下岳阳，吴佩孚驻北之兵力势必向南方转移，而“吴饷械既乏，兵力又散乱，绝没有反击之力，而很快就会被歼灭”，而吴佩孚的力量一被歼灭，“北地局势便可掌握在奉派手中”。

杨丙得知这个计划后，不能擅自决定，立即回电给广州国民党的会长谭延闿，通知杨宇霆：“希望雨岩能到广东来。”雨岩就是现在在广州的国民党里工作的蒋作宾，他曾经参加过粤皖、奉军的三面夹击。

谭将此信送到蒋介石手中后，蒋立即决议派遣蒋作宾到奉天与之进行详细会谈。

蒋作宾抵达奉天后，与奉党要员们进行了会谈，迅速形成三项共识：一、决不援吴，任吴自灭；二、决不援孙；三、决不援苏。三、待孙立人决定以后，我们可以讨论政治上的联合问题。

蒋作宾与奉系之间的和平谈判，其实是为了消除吴与孙之间的矛盾而暂时放下了对政治问题的讨论。

总的来说，在北伐前期，奉军与国民党政府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联合”，而非“谈判”。对于奉家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一统，因为不管是对吴还是对孙权，对他的统治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提高他一统天下的几率。

1927年初期，“两党和解”的话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报刊纷纷报导。

然而，正是阎锡山将与蒋谈判推向了正确的轨道。阎锡山在京的李庆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赴北京，其使命就是要游说奉党拥护三民主义。

四月五号，李庆芳和杨宇霆，梁士三人坐在一起。

在与于国翰等人的会面中，对他们说，三民主义是可以被人民所接受的。

在李庆芳与杨宇霆的建议下，张作霖提出：“关于三民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我们可以与杨宇霆（杨宇霆）商讨一下。”张作霖的态度，让阎锡山意识到，与蒋介石谈判和谈的时间即将到来。

五月十一日，阎锡山一面电李庆芳敦促蒋以三民主义的大旗联合起来反对赤军，一面电蒋介石，张作霖表示支持联蒋讨共，请蒋介石就联蒋讨共的诗句征求蒋介石的看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答复。

因此，阎锡山派遣温寿泉到南京，给蒋介石出谋划策。

蒋介石第一次对与奉党的和谈做出了官方答复：“奉天如有了教条，则政治和解亦不是不可实现的。

惟孙、张尚躺在床上，路上又有传言说，他们要与共产党谈判，企图拉拢我，这句话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只要孙、张不离开苏皖，便可证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而不能证明他们是真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听他的口气，蒋是不愿意跟他讲和的。

但因为阎锡山的缘故，他们仍然向他提了两项议和条件：一，张宗昌与孙传芳撤出苏皖地区；第二条是奉张信奉三民主义。

阎锡山在拒绝宁蒋更名换旗的请求后，对奉党的立场愈来愈坚定。

阎相信蒋介石的北伐是必然的，于是致电山西驻沪的刘棫，对“先共产党后日本”和“后日本”两种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比较，得出“先国民党后日本”有三种劣势，后日本再日本则有五种优势，并敦促蒋介石“先北方”，即从晋出京绥线，再从津浦线向北方推进，最终在京津地区汇合。

至于奉军一方，虽然张作霖被提拔为总司令，但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仍然要面对着京绥，京汉，津浦三条战线。

所以，笼络金颜依然是奉系者的一项重要方针。

对此，奉系一方派出使者，对山西的李庆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张作霖出任大将军纯粹是为了改善北朝的政务，对和谈前景没有任何阻碍；一方面，他将阎锡山的旅日同窗邢士廉送到太原，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奉系晋联盟的谈判。

邢士廉在太原会见了阎锡山的助手赵戴文和何澄，并会见了蒋介石的代理人。

赵戴文又传阎之言："如果将来奉方愿意同南和谈，百帅也愿意从中斡旋"，宁方的何澄也表达了宁蒋想要两个和谈的意思。邢士廉把晋宁双方的看法送到北京之后，奉军方面又决议，要阎锡山出面斡旋，与奉蒋谈判。

阎锡山在调停不成，对清廷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终于改变了主意，选择了谈判，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清廷不断地向清廷表示善意，另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清廷与清廷之间的战局越来越紧张。

七月三日，晋阎驻华大使刘棫在宁给阎的回信中说，虽然蒋和冯玉祥曾在徐州会面，但是冯对武汉的立场仍是模糊不清。

七月十一日，山西在南京的赵丕廉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合宁晋两国的力量很难集中在一起，武汉的力量很难集中在一起，这里的力量很大，很难移动。

蒋介石无法北方，冯玉祥的立场也是模棱两可，所以阎锡山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战争，保存实力。

七月十八日，来自宁方的何澄和金方的南桂馨一同抵达北京。

何澄在会上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彻底改变北方政治，使其与宁、晋国齐心并进，齐心协力；二、奉国之旧制度，若要保留，将迁移疆土，只留下一人，愿意与宁晋合作，镇守北疆。

除新的政治体制予以废除之外，其余均作修改，维持宁晋时期的体制，暂时维持原状，一切由国会定夺。

杨宇霆提出了“暂时的政策考察，首先从军力上着手”，并提出了“和晋、冯、津等和谈”的具体条件。

从两党的位置上，争论的焦点是既有政治又有军事，还是以军代政。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着自己的派别做出最后的选择时，奉系第一个做出了决定。

七月二十一日，张作霖与其他要员商议后，作出了四条决定：

一、冯宁和议，各方均有一项不受限制的请求；二、联合讨伐赤，使南、北两国休战；三、北方战事，依旧以大统领为主；四、关于未来的局势，我们已经做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四项决定，就是对晋宁一国的态度。

面临着晋宁三方和解的矛盾，有一段时间，京津报纸都对和平谈判结果持不乐观态度。

《晨报》上写道：“三方的和解，在轰动了一段时间后，就像一轮弯月，渐渐失去了光芒，虽然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像这轮明月一样，从黑暗变成光明，但现在已经是一片黑暗了。”

《大公报》说：“自从昨天和今天之后，谈判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小，气氛也越来越淡，原因就是大家的看法都不够一致。”

但是，就在“三国议和”的笔锋还没有完全干涸之时，三国议和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蒋介石派官方的何成浚抵达北京。

关于何成浚向北方进发，与风芳议和的事情，已有的有关记录并未详细说明。

何成浚回忆说，当时他正在徐州当总司令，蒋介石派他赴山西向阎锡山进行说服工作。

所以何鸿从北京来到山西，在京中偶见了日本的学生韩麟春，并和杨宇霆商量了和解的事情。

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北京时期，为什么会有奉张两国举行了官方的交涉，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这一时期的交涉细节，目前还没有定论。由于台北“国史馆”的馆藏资料的公开，使得有关历史事实的复原成为了现实。

何成浚之“北”，缘之“求和”精神。

七月中前后，葛光庭以奉军为主要任务，前往南京和蒋介石谈判和解事宜。蒋介石吩咐他和晋颜商量对策，并吩咐何成浚随他一起去北京。

对于这一次张的议和要求，蒋介石改变了原先含糊不清的立场，而派遣何成浚前往北方，主要原因仍然是宁、汉间的紧张局势。

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本，七月四日，蒋就接到了武汉国民党当局向东方进军的确切报告；七月十二日，蒋接到报告，武汉所属的十一军团，从八日开始，已经在九江集结，向南京进发。

很显然，武汉和南京之间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所以，蒋只好采取“和缓”的政策来对付奉系。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在他的“应对奉和晋作出决议”和“对奉和晋问题同雪竹商议”的日记本上写道。

很显然，蒋在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与奉军谈判的决心。

何成浚于七月二十九日抵北京，与杨宇霆、韩麟春等人进行了会面。

杨宇霆在谈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奉国在外交上的一贯态度，即“以军事为主，以政治为辅，以外交为辅”。

因此，何成浚改变了蒋介石提出的“改名易帜”的方针，答应了冯氏的条件：一，津浦路首先休战；第二条，赞成在政治之前先军事。何成浚对这次的谈判表示赞同。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

何成浚的态度变化使得奉蒋议和成为了一种可能性，但也让阎锡山心神不宁。

理由是，山西会冒险把兵力集中到同冯玉祥的战斗中，而失去蒋介石的支持。

由于晋宁为一个整体，如果蒋在津浦路和奉金在京绥和京汉两条道路上和奉金在一起，那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京绥和京汉的战局都与冯玉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理不好，就会招致冯玉祥的反扑。

另外，因为两军在政见上存在分歧，因此，双方的合作也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届时，晋军将会陷入被隔离的境地。这也是阎锡山一直在努力想要阻止的事情。

透过以上历史事实的重构和分析，可见当时的奉系、蒋两党在解决“南、北”问题时，对于“南、北”问题所持的态度和态度。奉党主动要求同蒋介石讲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统”的基础上。所以，在这次的谈判中，采取了一种“先建立一个国家，然后在国家会议上确定国家”的方针。由于奉军"不相信用兵可以一统天下，只相信用兵可以一统扬子江以南。

参考文献：

1.屈原赋译注

2.诗经今译今注

3.山海经校注

4.中国典籍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