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这么一个小县城，总人口不到20万人，却被称为北方“唯一的侨乡”。
这个县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该省8个革命老区之一。县内地形以丘陵和低山区为主，盛产木材和水稻，出产的大米全国闻名，品牌价值超过百亿。
13年前，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县城，由于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砸碑”事件而被国人所知。
它的名字叫做——方正县。
千里奔袭的“砸碑五壮士”方正县境内有一座炮台山，在这座小山的北麓，修有一处园林式墓地。
墓园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园林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左右，大体上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其中，建筑面积为800平方米。
该处园林今天的名字叫做“中日友好园林”，当年其实另有一个名字——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当年最先被日寇入侵的东三省之地，却为日本人修建公墓？不但如此，听说墓园里还有一块碑，上面刻满了日本军人的名字？
2011年7月，这一消息在网上传开，瞬间引发滔天巨浪。当时舆论普遍对此大加指责，甚至打造出了“中国式碑剧”这个热词。
短短几天后，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的5名网友出于义愤，结伴千里驾车来到方正县，朝碑上大泼油漆，随后抡锤砸碑。
在后来的互联网历史上，这5名网友被称为“砸碑五壮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处墓园里有两座碑。其中一座的碑名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另外一座则名为“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
从字面上来看，“中国养父母”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即可，但“开拓团”是个啥？
这一切的源头，还是要从抗日战争说起。
日本人的奸计：要给东三省“换血”！1931年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该、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是日，日军悍然对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进攻，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势如破竹，到1932年2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在随后的14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
到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那一年，为了改变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占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想出了一个“高招”。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向东三省派出所谓的“开拓团”，通过移民的方式，久而久之令当地的日本人口超过本土人口。
不得不说，这确实算得上是一招“毒计”。
从今天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法国，黑人的占比越来越高，以至于在2022年世界杯中，法国队26名球员中，有超过一半都是黑人。
在美国，黑人和墨西哥裔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鸠占鹊巢”的趋势日益显著。
可见，如果当年日本人的奸计得逞，那么这种形同“换血”之举的后果不堪设想。
尤其是，与法国和美国是移民或难民涌入的情况不同，日本派到咱们东三省的“开拓团”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事实上，早在1905年，日本就已经开始在东三省推行试点移民计划，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前。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之间，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升级到了“武装移民”政策。
但一直要到1937年，这种移民活动才正式开始以“开拓团”的形式展开。
那一年的8月，一项名为“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的政策，成为了日本所谓的“七大国策”之一。
这些人怎么处理？多年以后，在回忆起1945年8、9月间的那段经历时，70多岁的松田千卫仍心有余悸。
松田千卫就是当年日本“开拓团”的一员。上个世纪40年代初，她跟丈夫、公婆以及年幼的女儿一起，“移民”到了日本统治下的所谓“满洲”。
不久之后，公婆都因水土不服而去世，丈夫也被日军拉了“壮丁”，到前线去做炮灰了。
孤立无助的松田千卫只好跟女儿相依为命。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和“开拓团”的其他人接到通知，要求其立即赶往六七百里地之外的哈尔滨，然后通过大连的出海口返回日本。
松田千卫自然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简单收拾行装，带着5岁的女儿匆匆上路。
一路之上，由于环境恶劣、缺衣少粮的缘故，许多“开拓团”成员都命丧途中。这其中，也包括松田千卫的女儿。
松田千卫本人也病得很严重，后来她终于走到了一个收容所。
这个收容所，就在方正县。
到这个时候，松田千卫心里知道，她已经回不去日本了。加上女儿也已经离世，她就更了无生意了。
就在松田千卫万念俱灰之际，当时还是国民党管辖的方正县政府发出号召，表示“开拓团”里的这些日本人也是难民，呼吁当地民众对其加以救助。
再后来，松田千卫就跟着一位名叫崔永清的中国青年回了家，从此做了他的妻子。
11万日本女人滞留东北像松田千卫这样以“开拓团”身份进入中国，最终却被日本当局抛弃并留在中国的日本女子不在少数。
有数据显示，在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女人多达11万人。
这些日本女人很多都与本地的中国人结婚生子，从此扎根在了东北。
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以后，她们其实是有机会回到日本的。
但出乎日本当局意料的是，作出这种选择者居然寥寥无几。
就拿松田千卫来说吧，她跟崔永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崔凤义。
儿子长大以后成家立业，让松田千卫抱上了两个外孙女。
上文提到的日本人公墓，就是在她的倡议下建立的。
当年的松田千卫，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提出建立墓碑这件事，她压根不懂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海深仇。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有人说这正是“日本人公墓”的“正面作用”，这又是怎么回事？
1980年，方正县来了一个日本人祭扫团。团里有一个老人，叫做藤原长作。
藤原长作出生于1912年，是日本国内著名的水稻种植专家，他本人就是一个一心搞科研的人。
来到方正县祭扫以后，藤原长作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友善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了表示感谢，同时也是为了替侵华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谢罪，他决定把自己多年钻研的水稻栽培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户。
1982年，方正县农民采用“藤原式栽培法”种植的水稻，亩产量超过了400公斤。
从此以后，方正大米乃至整个东北的大米，就成了畅销整个中国的优质主粮。
藤原长作在1998年去世，他的骨灰按其生前遗愿，有一半埋在了“中日友好园林”里。临终前这个老人还一直在说：日本侵略中国有罪！
因为这件事，很多人就说“日本人公墓”这不唤醒了一部分日本人的良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藤原长作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一生致力于科学事业，而且他从来都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
也就是说，这个科学家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公墓”去唤醒，他本身就属于有良知的那一部分人。
而那些真正的军国主义分子，哪一个被唤醒了？哪一个因此良知发现了？
这个日本墓碑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了，能唤醒的是很小一部分还算有良心的日本人，但是唤不醒那些大多数至今还执迷不悟的畜生。
大度能容，是炎黄子孙的底色而且，“开拓团”绝对称不上无辜。
前文我们提到过，“开拓团”是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团里的壮年男性，后来有很多都加入了日军。
就算是没有进入军队的“开拓团”成员，其在东北土地上从事的活动，一方面占了当地中国百姓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为日军提供了一定的后勤保障。
从主观上来说，或许有些人只是为了想要生存才加入的；但从客观上来说，“开拓团”里的日本人确确实实对中国人犯下了或轻或重的罪行。
如果换一个国家，这些在战后回不到日本的女人们，其结局很可能会是相当悲惨的。
看看今天的巴以冲突就知道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明明是住在自己的国土上，都面临着无辜妇孺被残害的不幸命运。
在外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甚至有十几岁的以色列学生，都在口口声声地叫嚣说，巴勒斯坦人都“该死”！
再往远了说，无论“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殖民者，还是在19世纪“西进运动”里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的美国人，都有着一样的特质。
中国人拥有博大的胸怀，好心收留了他们，但不想却换来了如今日本右翼分子的猖獗！
我们时刻要铭记着，先烈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给今天的炎黄子孙带来了稳定安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