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艺术起源

史国良的童年生活虽然简朴，但他的家里总是充满了创作的气息。他的父母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对于史国良的画才非常支持，家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留有他的画迹。史国良特别喜欢看电影，每当从电影院回来，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拿出画具，把记忆中的画面一一勾勒出来。

他的家中，墙壁虽然已经斑驳，但在史国良的画笔下，这些墙面变成了他的画布。他用自己调制的颜料在墙上画出大大小小的画作，从小人到大树，从小屋到动物，种种画面充满了童趣和梦幻。他的父亲有时会在旁边观看，看到孩子专注的样子，便会鼓励他：“好好画，将来说不定能成为大画家。”

在地上，史国良也常常用粉笔作画。他会画出复杂的迷宫，让家里的小猫小狗在其中游走，看着它们迷失方向，又找到出口，他总能从中获得无尽的乐趣。他的母亲虽然对艺术不太理解，但看到孩子高兴，她也会拿起扫帚，帮他把地面上的粉笔灰扫干净，然后又让他继续画。

即使是桌子和玻璃窗，也没有逃过史国良的“魔爪”。桌面上总是堆满了他的画纸，画笔和颜料。玻璃窗上常常被他用特制的颜料画上各种图案，当阳光透过这些彩绘的玻璃照射进屋内时，彩光斑斓，美不胜收。

艺术学习与成长

1973年，史国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拜入画家周思聪门下，接受系统的绘画训练。在周思聪的指导下，他开始了解国画的精髓，学习如何用线条、构图、色彩来表达情感和思想。每次上课，周思聪会拿出自己的作品，让史国良观察和临摹。她在他画画的过程中，不时地给出建议，强调画面中的细节和氛围的重要性。

1975年，史国良从北京第三师范美术班毕业，学校里的课程包括各种技法训练和创作实践，他通过一幅幅作品锻炼自己的能力，逐渐在绘画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和风格。他的作品也开始展现出更加成熟的笔法和构图，老师们看到他绘画上的进步，纷纷夸赞他的潜力。

1976年，史国良又有机会师从国画大师黄胄学习。黄胄以人物画见长，尤其擅长表现人物的动态和神韵。史国良在黄胄的教导下，深入学习如何通过线条表现人物的姿态和情绪。他跟着黄胄到各地写生，观察人物的动作、神态和细微之处，学习如何用笔墨传达瞬间的表情。黄胄喜欢带着学生们到户外实地写生，强调从生活中提取灵感。

1980年，史国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研究生班。这里的学习让他在技法和艺术理念上有了更为深刻的提升。他在这里接触到更多的艺术风格和流派，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1984年，他创作了《访状元》，这是一幅展现传统文化和人情世故的作品，作品中对人物神态的细腻描绘、场景布局的严谨都体现出他扎实的绘画功底。这幅作品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展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各界人士看到他的作品，纷纷对他的创作才华表示赞赏。

面对挑战的加国岁月

1989年，史国良带着对艺术的渴望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期望在新的环境中拓宽眼界。然而，刚到温哥华时，他发现这里的语言、文化与国内截然不同。英语交流成了他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日常生活中的沟通问题让他寸步难行。无论是简单的购物还是在街上询问方向，他都因为听不懂对方的话而感到困惑。

除了语言障碍，他在生活习惯上也遇到了许多不适应。在国内，他已经习惯了充满烟火气的集市和街边小摊，但在温哥华，街道显得整洁而冷清，商业区的氛围与国内大不相同。这里的饮食、作息、甚至气候都与他的家乡有着很大差异。尤其是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的环境，没有了国内熟悉的朋友和家人的陪伴，他在每一个新体验中都感到生疏。

为了在异国找到艺术创作的机会，他尝试去当地的画廊、艺术中心寻求合作机会。然而，这些机构对他的作品风格并不熟悉，表达的内容也显得与本地的艺术主流不符。在这些地方，他的中国画技法和传统题材引起了好奇，但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孤立的状态让史国良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持续的困境。缺乏收入来源，他的生活压力逐渐加大，必须节省开支，住在简陋的出租房里，日常的开销也尽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出家与内心的探索

1995年，面对在国外生活的巨大压力，史国良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现有的生活，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寺，寻求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出家为僧。身边的朋友和熟人对他的决定感到意外，而他的妻子刘玉梅更是难以理解。为了陪伴和支持他，刘玉梅曾辞职陪他前往加拿大，为的是帮助他度过初到异国的不适应。然而，现在的决定意味着两人将要分开，史国良将彻底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刘玉梅也必须独自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

1996年，史国良在西来寺正式受戒成为僧侣。他在佛教的礼仪中学会如何修行，从简单的打扫、扫地到与同僧们一同进行布施。西来寺的氛围安静祥和，没有世俗的喧嚣，每日的寺内生活将他引向新的生活方式，使他专注于内心的平静和修行。

在西来寺的这些年里，史国良逐渐习惯了僧侣的身份，平日里穿着僧袍，依照佛教的仪轨起居。在寺内，他还尝试把艺术创作融入修行的过程，时常在空闲时间用毛笔描绘一些佛像或者传统的禅意画作。

在西来寺修行的日子，史国良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减少，刘玉梅和儿子只能通过书信与他沟通。他和儿子渐行渐远，无法面对面的交流，孩子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这种隔阂也让父子关系逐渐疏离。

归来与艺术的再绽放

2010年，中国国家画院向史国良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加入画院。这一消息传到西来寺后，僧侣们纷纷前来祝贺，他的画技在寺内已经被僧人们所认可，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史国良做出了回归的决定。向西来寺的师父告别后，他整理行装，带着这十几年的经历与记忆，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回到国内后，他首先联系了刘玉梅，向她表达了重建家庭的愿望。在多次的沟通交流中，两人逐渐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最终决定复婚。

重新安家在北京后，史国良开始专注于恢复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在家中布置了一个画室，将他在西来寺的修行与艺术结合，创作出一系列带有禅意的作品。国内的艺术界对他的回归感到振奋，许多画廊和艺术机构纷纷邀请他参展，观众们看到他的作品，不少人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

史国良对儿子的教育十分关注，决定亲自指导他学习绘画技巧。从基本功开始，他手把手教儿子如何用毛笔勾线、如何处理色彩，甚至带着儿子到各地去写生，让他在实践中感受艺术的多样性。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逐渐显现出绘画的天赋和兴趣，史国良也感到欣慰。

在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后，史国良的儿子终于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前夕，史国良特地给儿子准备了几幅自己的作品，让他分析其中的构图、笔触、色调变化，鼓励他从中学习技巧。这种耐心的指导让儿子信心倍增，考试当天，他稳定发挥，顺利通过了考核，最终成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中，史国良的儿子成绩优异，不仅吸收了学院课程的知识，还在父亲的鼓励下不断尝试不同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逐渐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参与的展览也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史国良看到儿子的进步，常常为他提供建议，帮助他改进创作技法，并鼓励他继续探索新的艺术形式。

随着儿子逐渐在画坛崭露头角，史国良也开始将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偶尔会与儿子一同在画室中创作，讨论艺术上的心得。通过这些日常的相处，父子俩的关系愈加亲密，艺术也成为了他们沟通的桥梁。

参考资料：[1]梁培先.史国良：隔世的“凡僧”[J].中国书画,2008,0(8):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