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扭转乾坤定乾坤
1949年初春，西柏坡一间石窑洞内，毛泽东正与＂红色教授＂王稼祥进行着一场关乎新中国未来的重要对话。烟雾缭绕中，毛主席郑重其事地询问：＂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关于新中国定都何处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作为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的革命元老，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并列＂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王稼祥，此时的回答掷地有声：＂南京太靠东南，西安有点偏西，是不是定在北平？＂这简短而深刻的对话，不仅展现了一位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更为新中国的定都之争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最终，在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那是1935年1月，贵州遵义，寒风凛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偏僻的小城召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扩大会议。
这场会议的召开，正值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此前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刚开始就损失惨重，部队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在这种危急关头，一个担架被抬进了会议室。担架上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红色教授＂王稼祥。为了给当时势单力薄的毛泽东提供支持，他不顾重伤未愈，坚持参加会议。
会上，王稼祥挣扎着站起来发言：＂必须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军事指挥。＂他的话语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这番表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王稼祥的话，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会场上的气氛为之一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纷纷响应。最终，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在他们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开始了一系列辉煌的战役。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夺泸定桥，红军的每一次胜利都让王稼祥坚信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选择是正确的。红军终于在1936年胜利完成长征，实现了战略转移。
进入延安时期，王稼祥并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1943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这篇论文第一次向公众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在文中，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观点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历了遵义会议的生死抉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理论，王稼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勇气、有远见的革命家。他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深深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现在，站在新中国成立的门槛上，这位＂红色教授＂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而这一次，他要为新中国的首都选址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见。
南京不堪重负话沧桑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新政权的重要时刻，定都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议题。十一个城市被各方代表提议为定都选址，包括北京、南京、西安、延安、哈尔滨、开封和洛阳等地。
经过多轮讨论和筛选，定都候选地最终锁定在南京、西安、北平三个城市。许多人对南京青睐有加，认为它地势险要，交通便利，可堪大任。
王稼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京作为首都的致命问题。作为民国政府的旧都，南京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这些残余势力虽然暂时蛰伏，但一旦有机会就可能兴风作浪。他们或散播谣言，或制造暴乱，或引发恐慌，这些都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历史的教训同样值得深思。南京虽有＂六朝古都＂之称，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南京为都城的王朝无一不是短命之君。
就拿南朝陈朝来说，它的灭亡堪称戏剧性。当时的后主陈叔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隋军兵临城下时，他还在与贵妃张丽华饮酒作乐，最终落得亡国之君的下场。
从地理位置来看，南京的劣势更加明显。它紧邻东南沿海，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种地理位置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国民党虽然退守台湾，但其残存的军事力量依然不容小觑。一旦他们与其他国家勾结，从海上发动进攻，南京将面临巨大的防御压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新中国的首都选在南京，可能会在人民心中产生一种错误印象。人们可能会认为新中国与国民政府没有本质区别。
这种印象与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背道而驰。新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权，是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它需要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没有国民党色彩的都城。
地理上的弱点加上历史的教训，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劣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座城市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往，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已不足以担当重任。
王稼祥用＂南京太靠东南＂这句简单的话，概括了南京作为首都的种种不足。这句话看似平淡，实则包含了深刻的战略考量和历史智慧。
这位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红色教授＂，用他独到的眼光为新中国的定都问题指明了方向。他的判断不仅基于当下的形势，更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在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问题上，王稼祥的意见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也证明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关中雄城难承重担担
说到西安，这座古城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贵不可言。十三个封建王朝曾在此建都，其中包括了繁盛一时的西汉和盛极一时的大唐。
古代帝王偏爱西安，不外乎两个原因：四面环山的险要地势，易守难攻；关中平原的沃野良田，富饶安稳。但时代在变迁，形势在发展，西安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渐褪色。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沿海和江南地区。西安虽然地处关中腹地，但交通条件落后，道路建设滞后。
这种交通条件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物资运输不便，人员往来受阻，信息传递迟缓，这些都不利于一个现代化国家首都的建设和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的处境更是令人揪心。日军将这座千年古都视为重点打击目标，多次出动飞机进行轰炸。
战火无情地摧残着这座古城，大量建筑遭到破坏，基础设施千疮百孔。若要在此建都，就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重建。
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这样的重建工程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百废待兴的新政权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修缮一座千年古都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承受能力。这种情况下，西安作为首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还有一段历史往事，让西安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在这座城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扣留了这位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这一事件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那半个月的紧张对峙让西安笼罩在一种微妙的氛围中。
事变期间，国共双方在西安的交锋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每一个决定，每一次谈判，都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段历史虽然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也让西安背负了太多的政治记忆和历史包袱。
对一座首都来说，政治氛围的纯粹性至关重要。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但这座城市承载的种种记忆可能会影响新政权的施政环境。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王稼祥得出了＂西安有点偏西＂的判断。这个简短的评价，概括了西安在地理位置、经济条件、战后重建和历史包袱等方面的种种不足。
王稼祥的判断基于对现实的深入分析，而不是对这座千年古都的偏见。西安固然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确实不适合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王稼祥作为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他没有被西安的历史光环所迷惑，而是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出了客观的评估。
定都北平握江山山
排除了南京和西安后，王稼祥将目光投向了北平。这座古城虽然也曾是前朝故都，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它成为了最理想的选择。
在地理位置上，北平堪称得天独厚。它位于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
从国际形势来看，北平距离苏联和蒙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较近。这种地理proximity为新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渤海作为中国的内海，有两个半岛作为天然屏障，这让北平在面对海上威胁时比南京更具防御优势。这种地理格局为新中国的首都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清朝的都城，北平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这座城市承载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壮烈历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平汇聚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北京大学、清华学堂等高等学府在这里生根发芽，培养出无数仁人志士。
这些高等学府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更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众多学者专家的汇聚，让北平具备了现代化首都应有的文化底蕴。
城市建设方面，北平也展现出独特优势。虽然经历过八国联军的侵略，但经过多年修复，城市功能已经恢复完善。
1949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的明智选择，让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破坏。
完整的城市设施为新中国节省了大量重建成本。这些现成的政府机构、办公场所可以直接投入使用，让新政权能够迅速开展工作。
从长远发展来看，北平的选址更具前瞻性。华北平原广袤平坦，为城市扩张预留了充足空间。
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区可以和北平形成城市群，分担首都功能，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这种布局为未来京津冀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王稼祥的这番分析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要在北平成立联合政府，并将新中国定都于此。
这个提议在党内获得一致认同。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从此，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都开启了新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逐渐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时至今日，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远眺，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正是王稼祥当年远见卓识的最好印证。
他当年提出的＂要为首都预留发展空间＂的建议，在新时代得到了完美的实践。北京作为首都的选择，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