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周襄王
周襄王元年是哪一年？是鲁僖公九年，还是鲁僖公八年，这个问题最少有两个版本。前者是《春秋》、《史记》、《竹书纪年》所本的记载，后者是《左传》、《国语》所支持的版本，更是杨伯峻先生所论证的观点。
从《春秋》鲁僖公八年的记载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说明，周惠王死于这年的冬天，具体日期是“十二月丁未”。按照《春秋长历》的推算，是这年周历的十二月十九日。换算成公历，大约是公元前652年的12月份的月初。按理，这条记载，是由周王室使者入鲁赴丧所提供信息，是史官记载，应该准确无误。所以，《史记》记载周惠王在位25年，因为从鲁庄公十八年春开始算起，到鲁僖公八年底，正好是二十五年。这个时间，与《竹书纪年》中的周襄王“元年，庚午，晋献公卒”的记载是一致的。因为从《左传》的记载看，晋献公是死于鲁僖公九年九月。所以，周襄王元年，应该从鲁僖公九年算起，即公元前651年算起。
但是，《左传》、《国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比如《左传》，明确记载周惠王死于鲁僖公七年底的闰月。为此，《左传》鲁僖公八年中对周惠王死后的发丧时间做了两点解释。第一条解释是“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条解释说明，鲁僖公八年春，齐桓公组织诸侯在“洮”举行盟会，目的就是为了安定王室。在这次盟会中，对于周王室“安定”王位一事最为关键的人物郑文公，不但同意了这次盟会的核心内容，而且是“乞盟”。“乞盟”一词表明，此时的郑文公，已经开始心甘情愿地支持周襄王的继位。
在这条解释中，同样关键的是“襄王定位而后发丧”一句。如果“洮”之盟解决了周襄王的“定位”问题，则应该视为在这之后的周惠王发丧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可问题是，在《左传》鲁僖公八年的记载中，另有一条“冬，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的解释，这一解释与上一条解释比较，其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这是因为，这条《左传》解释又似乎确认了《春秋》中关于周惠王死讯的某种“正确性”。只不过，在《左传》作者看来，鲁国得到的周惠王死讯是迟到的赴丧记载，且整整迟发了一年！问题是，迟了一年的周王室赴丧记载，又给“洮”之盟的结果增添了某种疑云。这是由于，对于后世读者而言，一定会思考，这迟到一年的赴丧记载，究竟是诸侯“洮”之盟的结果没有在周王室落实造成的，还是周襄王即位之后没有及时派出使者报丧的缘故？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春秋》中的赴丧记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于周王室在政权过渡上的历史意义。比如，第一，《春秋》中的赴丧记载究竟是王室使者来到鲁国的日期，还是周惠王死亡的确切日期？第二，周王室的赴丧过程，包括举办葬礼的安排，对于王位的继承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春秋》对于赴丧时间的记载，应该是使者到达鲁国的时间，而非死者死亡的时间。作为证据，可以参考鲁桓公五年《春秋》中关于“陈侯鲍卒”的记载。这条记载中，出现了两个日期，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证据呢？因为从情理上讲，一个人是不能死两次的，故“陈侯鲍”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唯一的。从甲戌日到己丑丑日，期间有十五天，这十五天就是《左传》所说的陈国两次“赴丧”的时间。甲戌日是陈国太子派出使者到达鲁国的时间，而己丑日则是陈佗派出使者到达鲁国的时间。
这足以说明，鲁史中关于赴丧的那些时间记载，应该是鲁国史官接待赴丧使者的当地时间。所以，以此类推，“冬十二月丁丑”的记载应该是王室使者到达鲁国的时间，而非周惠王去世的时间。同时，作为《春秋左传》的读者也会认识到，中国古代赴丧的习俗，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赴丧即报丧，除了通报死讯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邀请各国前来吊丧并对丧事给予财政和物资支助。
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以为周襄王继承王位这件事，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诸侯的态度，尤其是齐桓公作为霸主的态度，即“洮”之盟这一专题会议所做出的同盟国决定。相比于“洮”之盟的成果，周王室内部的那些争权夺利，包括礼制上的要求，应该都是次要的，是属于被支配地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可以想象的所谓王室的“礼制”与内部“纷争”，都无法与以齐桓公为首的诸侯联盟给予的支持相比拟。尤其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一个唯霸权马首是瞻的当下，在一个周王室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更是如此！
又比如，从《春秋》记载的角度看，关于周王室的丧事，尤其是天子的丧事，其所记载的细节和完整性，甚至不如鲁国周边的诸侯。比如周平王死，《春秋》只记载了他的死讯，“三月庚戌，天王崩”，而没有记载他的葬期。但同年去世的宋穆公，不但记载了卒日，也记载了葬日。
更加悲惨的是周桓王，虽然《春秋》有“三月乙未，天王崩”的记载，但是周桓王的下葬时间却拖后了六年，直到鲁庄公三年，才有了一条“五月，葬桓王”的记载。显然，在这六年时间里，是周庄王在位。这也同时说明，周桓王死后是否下葬，与周庄王能不能称王这件事在实际上是无关的。
相比于周平王、周桓王，周釐王的死讯，包括葬期，在《春秋》记载中就根本没有涉及，如同周釐王不曾存在过似的。即使在《左传》中，周釐王也没有任何提及。这说明，仅仅依据《春秋》、《左传》提供的信息，是很难得出周王室在王位继承中存在相关礼制规矩的。比如，在《春秋》记载周惠王死讯之前，即在周王室正式发丧之前，是不是周襄王就不能称之为王？或者，在周惠王正式下葬之前，是不是周襄王也不能称王？
关于以上两点，读者从上述举例中就可得出判断，周襄王是否称王，是否为王，应该与以上两点无关。相反，周襄王是否为王，是否能称其为王，其实关键在于诸侯的承认。关于这一点，近期如鲁僖公的继位，真正的决定是来自于齐桓公组织的“柽”之会，而远如宋庄公的继位，其真正的决定权是来自于齐僖公在鲁桓公二年所组织的“稷”之会。也就是说，一旦某个诸侯国中发生内乱，则诸侯的一致态度才是最关键的。对于周王室来说，也照样如此。尤其在周王室内部出现权力纷争的情况下，其外部力量的干涉，特别是诸侯对王权的一致承认才是根本性的。
所以，在笔者看来，周襄王元年是“洮”之盟所决定的。这是因为，这次盟会，不但齐桓公参加了，几个关键的诸侯国家的国君也参加了，尤其周襄王的代表也参加了，而且称之为“王人”。这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周襄王的继位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因此周襄王的王位就算彻底被确立了。
以此论之，则周襄王的元年，就应该从鲁僖公八年的年初算起。
另外，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周襄王的那个时代，应该还没有建立起皇帝在位年号的那套纪年体系。比如秦始皇，也只是把自己称为始皇帝，并没有给始皇帝的执政年份定义一个后世才有的年号及其序数。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起了“年号”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就是汉武帝的“建元”年号。
因而，笔者以为，在春秋时代，所谓的鲁僖公八年，与周襄王元年一样，多半是史官们方便划分不同年代的一种记录方式。而真正的通用纪年，或者说民间的纪年方式，应该仍是以“天干地支”纪年法作为通用的。比如周襄王元年，就是“己巳”年。故而，把周襄王的元年是哪一年，与周惠王的报丧日期联系起来，或许就是多余的。何况，以情理而论，周襄王刚刚即位，犹在壮年，又怎得使用周襄王元年这种纪年呢？
这就是说，对于周襄王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于周王室的大臣们，周襄王“元年”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姬郑成了周王室的新主人。至于周襄王“元年”是哪一年，或许根本不值得他们思考。
当然，阅读《左传》，是不会看到任何关于周王纪年的记载的。关于周王室的所有信息，其历史坐标只能是《春秋》中的鲁国纪年。而《春秋》纪年，明显也是后人加上的。
但是，在《国语》中，存在一部分关于周王的年份记载。比如，在《周语·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一文中，就有“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的记载。这条记载中，周襄王第三年，按照《春秋》记载，对应的就是鲁僖公十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晋惠公被立为晋侯。类似的记载还有，《周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一文，有“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的记载，从《春秋》“郑人入滑”的记载看，这一年对应的正是鲁僖公二十年。而这一年如果是周襄王十三年，则需要从鲁僖公八年算起。
总而言之，粗浅谈以下五点笔者的认识：
一、《春秋》当时，不论是周王室，还是鲁国这样的诸侯，应该还没有建立起类似”年号“这样的纪年方式。纪年规则不会是周礼礼制的规范性要求。
二、正是因为那时没有建立起纪年的相关规范，所以周襄王元年才成为后世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从后世儒家的角度看，纪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周惠王在鲁僖公八年没有发丧，没有下葬，则周襄王就不能称其为王。这其实是以后世的礼法套用古人，把周礼看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甚至成为了超越现实需要的“先验”性制度。
三、周襄王元年的问题，阅读不同史料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反映的是历史著作者的本人观点，他们或者尊重事实，或者师心自用，是不能代替历史当事人的当时看法的。
四、周襄王是否能称为王，关键在于以齐桓公为首的诸侯的支持。尤其在王室内部出现纷争的情况下，外部干涉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即使周惠后不满意周襄王，也只能徒唤奈何而无可奈何！
五、后世读者其实很难从《春秋》记载的角度去窥探周王室权力的运作状况。这是因为，《春秋》中所选择的周王室记录，不仅是残缺的，更是有着特别挑选的痕迹，一般会选择那些被儒家思想视为异端的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