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

早在1972年，谢铁骊、钱江在二七机车厂劳动时，就给总理写过一个报告，讲到工人同志对故事片的渴望，提出想拍故事片。1973年元旦，周总理在与电影界人士的见面会上，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认为这是"大缺陷",要求3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上"，更坚定了谢铁骊拍故事片的信念。

后来欢迎伊文斯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去了。见到周总理的时候，总理说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批了，我支持你们拍故事片；我把你们的报告转给江青同志了。我们心里就嘀咕了，也不是我们直接给她写的，一转给江青……但心想有总理，当时我们把总理的位置看得很高。当时我坐在总理的左手，我印象很深，我看到他戴的手表就是我们第一个国产手表，南京产的，中山牌还是什么牌。那个时候我们戴的都是外国手表，虽然也是杂牌。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总理在这方面是带头的。

谢铁骊将《海霞》的剧本、拍片计划上报了军宣队。当时，国务院文化组正在号召故事片创作，北影军代表狄福才批准后，谢铁骊马上着手组建班子。

这个本子，谢铁骊认为原小说电影化的东西多，涉及党的具体政策少，比较好改编。拍摄过程中提出：这个戏就是要写群像，要塑造典型的中国妇女的形象，一个普通的渔家姑娘；海霞应是早晨的露水珠；矛盾冲突要写得含蓄一些。在挑选扮演海霞的演员时，他提出"看上去只能挑80斤，但实际上能挑800斤。"片子拍下来，除了女主角表演有些戏剧动作外，谢铁骊认为不会有任何问题。

首先选演员，拍海岛女民兵，一群大姑娘，北影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在天津等找到了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少女，包括天津人艺的李秀明，留在厂里培养。1972年8月谢铁骊又带着钱江、王好为去挑选外景。他们先抵南京，找到了小说的作者黎汝清，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到温州，和海霞的原型汪月霞见面交谈，考察女民兵的学习和工作。最后到浙江、福建、广东挑选外景地。从外景地回来后，不容喘息，立即接手了二次拍《海港》的任务。

当时选演员也是经过我点头的，那时谢芳也帮我找演员。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好。演小海霞的，谢芳当时找了3个小女孩，就把她们带到《杜鹃山》摄影棚里，让我挑，我看了看，就定了蔡明。她那时家住牛街，她是回民。吴海燕呢，是谢晋给我推荐的。但是一来，一谈，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小女儿，淮海战役的时候她父母是我的战友。当然我也不是因为这个用她，主要考虑剧情，再一个她长得比较漂亮。

当时拍《海霞》的消息传开了，想演海霞这个角色的人很多，谢铁骊一个老战友的女儿想要演，但谢铁骊拒绝了。他曾说过一句话，我用哪个演员，我看准了哪个演员，不是考虑各种关系。我没看上的，就是我爹我也不能用。这话一传出，找他的人少了。

我本来想自己拍的，本子已经改出来了，我也没有办法，走不开，就从"五七"干校把凌子风找来，让他带人去拍。

早在谢铁骊给凌子风《红旗谱》当副导演时，就对凌子风的风度潇洒、精力充沛、行动迅速印象深刻。凌子风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老党员，北影"五七"干校木匠组里的"好好先生"，在干校一待就是七八年。让凌子风执导《海霞》，谢铁骊也是趁此想把年近花甲的凌子风从干校里解放出来。他告诉考虑再三的凌子风："《海霞》就算是一只老虎，既然你骑上了老虎背，就不能下来了。"

稍作准备，凌子风便率剧组奔赴广东汕头外景地。

凌子风同志很潇洒，美院出身，后来大家反映他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反对"导演中心制"。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所以照明、置景、录音助理这些人地位很高。可以提意见。一反映到工宣队，就把他们撤回来了。停拍了。

《海霞》停拍后，谢铁骊完成了《杜鹃山》的拍摄，准备继续筹备《海霞》拍摄。这时，按照中央的政策，军、工宣队逐渐退居二线，业务干部重新掌管大权。狄福才离开北影厂。文化部下达通知，任命谢铁骊为北影厂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他身为国务院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他的方式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他是一心想拍故事片，《海霞》停拍他比谁都着急，如今北影厂的事压到他头上，他推辞再三，无济于事。看来他注定与执导《海霞》无缘，考虑再三，他委托老搭档钱江摄影导演一肩挑，做第一导演，又请刚刚与崔嵬拍完故事片《平原作战》的好友陈怀皑做第二导演，另外年轻有为的王好为做联合导演的第三位，再次上马拍《海霞》，心想这样应该万无一失。当时，钱江正准备拍摄自己改编的剧本《渔岛怒潮》，为了老朋友，忍痛割爱。陈怀皑入《海霞》导演组，当时在北影厂掀起轩然大波，眼红嫉妒的人又揪出陈怀皑的"历史问题"说三道四。谢铁骊主意已定，心如磐石。虽然无法拍戏，但谢铁骊把厂里最好的设备给了《海霞》剧组，摄制组鸟枪换炮，浩浩荡荡南下。这次外景地选在福建彰州。吸取上次教训，这是个风平浪静的海岛，有山有水，有灯有电，交通便利。

我后来就让钱江、陈怀皑、王好为这几个人联合导演，摄影也是好几个人一起做。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去当导演呢？这时我负责北影厂的领导工作，革委会领导小组。这是在拍摄《杜鹃山》期间开始担任这个工作的。

《海霞》这个故事片在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做为一个故事片，有些演员还不到位，尤其这个大海霞，她是京剧科班出身，不适应电影，表演上就存在很多问题。摆脱不了京剧动作，容易踩锣鼓点，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谈这个了，他们也没有批评哪个演员表演不行，这不是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个大问题。

说到大海霞爱踩锣鼓点，谢导站起身来学着京剧里的人物，双手做拿枪动作向前走两步然后来了一个亮相的动作，令人忍俊不禁。吴海燕从小学京戏，浸淫京剧近20年，举手投足踩鼓点已经成了习惯。尤其一到摄影机面前，就昂首挺胸、拿腔作势，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任凭三位导演苦口婆心、示范加开导，都无济于事。摄制组筋疲力尽，心急如焚地给远在北京的谢铁骊打电话求助，要求立刻换演员。谢铁骊有一个习惯，一旦决定下来的事情，很少改变。此时，一向沉着冷静的他也有点心中没底，他决定到外景地走一趟。

《海霞》问题复杂在哪儿呢？剧本是我改编的，他们到外景，一些老演员之间有一些意见分歧，钱江就回来，找我。我就决定到《海霞》外景地去一下。那时作曲王酩也到那儿去了，他是第一次给电影作曲。

谢铁骊的到来，令剧组士气大振。他到现场后，亲自导了几场戏，发觉情况确实严重。此时箭已在弦，再换演员确实已来不及。于是做出一个决定：为难时可拍海霞的背影！这样做实属无奈，本是下下策，因为戏总得拍下去。这样做避免了镜头总围着海霞一个人转，结果是歪打正着，塑造了海岛女民兵的群像。但却为文化部后来对《海霞》的围攻留下无穷后患。我们先来看看《海霞》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解放前，在中国南海的同心岛，小海霞出生了。因为家贫养不起，她被父亲放在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被渔民刘大伯救起。海霞童年时代，父亲李八十四和刘大伯一家因为反抗和揭露渔霸陈占鳌的残酷压榨，被打死。不久，海霞的母亲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德顺爷爷收养了孤苦伶仃的小海霞。1949年秋，国民党军队退败到同心岛，烧杀抢掠。这天，海霞正在家里煮野菜，解放军来到了海霞家里，方指导员带领战士吃光了海霞煮的野菜，并递给海霞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战斗打响了，小海霞只身挑着两桶开水，到山上给解放军送水。一枚炮弹打来，方指导员扑到海霞身上。小海霞安然无恙，方指导员却因此受了伤，并因此转业留在同心岛，当了区委书记。解放后，海霞和小姐妹玉秀、彩珠以及阿洪嫂等一起，组建了女民兵排，劳动之余，打靶巡逻。

逃到台湾的陈占鳌不甘心，派海匪黑风化名刘阿太潜入同心岛，骗取了乡长双和的信任。一日夜间，女民兵排在训练中，阿洪嫂从山路摔下负伤，海霞民兵排排长的职务因此被撤。海霞冷静分析事故原因，发现有人蓄意破坏，并通过追查蛛丝马迹，揪出了潜藏的阶级敌人刘阿太、尤二狗。最后，女民兵排配合解放军，击毙了陈占鳌，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

我去解决了这些矛盾，还帮他们拍了一些戏，把定位也弄好了。厂里还有事，那时我是领导嘛，这时就让成荫重拍《南征北战》了，我还得考虑这些事。这个领导小组大部分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好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骨干分子。但是光有他们也不行，得有懂电影的，我把丁桥同志从新影拉过来，帮我主持工作，我把汪洋也弄回来，汪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我们革委会一个抓生产的同志。当时还有几部故事片在拍，《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八一厂拍摄），因为群众反映，7年没有故事片。

"文革"后期北影厂尚在恢复当中，谢铁骊趁机把许多老同志调回厂里，继续工作，并安抚一些受委屈的同志，使他们尽快投入工作，并让几部故事片上马拍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奉行的是"好人主义"。

破釜沉舟

早在《海霞》还在拍摄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等到《海霞》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世间，虽然它艺术上、表演上有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但谢铁骊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1975年1月25日，片长两小时的《海霞》双片送文化部审查。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谢铁骊坐在北影放映室里观看自己的影片。作为一个导演，无论拍片时多么轰轰烈烈，最终总要经过审查这一关。

当时，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文化部的三头目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全部出席审查，谢铁骊陪着三位领导又把影片看了一遍。影片放映过程中，三人就议论纷纷。对片中一些情节大肆挖苦。谢铁骊不卑不亢、强忍不快，希望于浩刘提一点鸡毛蒜皮的毛病，就此通过，万事大吉。但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于浩刘竟把《海霞》说成是"头大、脖子长、身子短"的怪物，并针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吹毛求疵，三人长篇大论，你唱我和，把影片批得一无是处。主要提出两条意见，小海霞上山送水，炮火打来，指导员因掩护海霞受伤，没有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违反"三突出"；解放军到海霞家未经同意就吃野菜，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针对小海霞的不满，方指导员竟笑起来，这是缺乏阶级感情。

电影辛辛苦苦拍出来，却让三个完全不懂电影的人来审查，不知道当时在场的谢铁骊做何感想。于会泳在座谈中，先是对影片中简单称赞两句："外景拍得不错，画面比较透，色彩也比较好。"然后又长篇大论地对《海霞》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陈述：主题思想不明确；没有突出一号人物海霞，海霞成了其他人物阿洪嫂、玉秀、旺发爷爷、德顺爷爷、方指导员的陪衬；结构松散，解放前的戏太长，中心矛盾展开太晚，给人头大、脖子粗、身子短之感；"吃苦菜"一场戏不妥当。谢铁骊在现场如坐针毡。他有个特点，一激动，口齿反而伶俐了。文化部提出这些意见，他据理力争，当仁不让。

我是编剧，等于《海霞》是我在负责拍摄。所以《海霞》受批判以后，就整我，我也没办法推，虽然我不是导演，人家也知道实际上你是导演，我心里有数，我也不推，责任都来吧，板子都打在我的头上吧，我也不让。《海霞》本来是艺术创作问题，一下子"于浩刘"把它提高到违反"三突出"原则上。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辩论，比如说山坡上跟国民党战斗那一场，从台湾那边过来进攻我们的阵地，指导员领着队伍反击，海霞担着水上山，忽然敌人有炮弹过来，指导员救海霞，赶快让海霞趴下，他扑在她身上，他们说这是违背了"三突出"原则。应该突出海霞，怎么能突出指导员呢？我也不客气，我说难道这种情形让海霞扑到指导员身上，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她来挡指导员，怎么可能呢？我就跟他们不客气地辩论。那也不行，他们都不懂电影。

我跟于浩刘本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也许我跟他们辩论的时候，激起了他们内心的不满也说不定。

气归气，还得修改，总不能三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事实上，对完成的样片，谢铁骊也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趁机进行了一番修改。但对于文化部提出的"送水""吃野菜"，并没有做修改。对于《海霞》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谢铁骊等气愤难平。后来谢铁骊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我是让王遐直接向国务院信访办送的。信访办转送了以后，总理就要调片子看，他因为身体不好，是分两次看的，看两天，一天看一半，他病着呢，医生不让他劳累。看完总理感觉这有什么问题呀，没有什么问题呀。

之后，在邓颖超的推荐下，朱德也看了影片，他针对文化部批评的"吃野菜"一场戏，说："他们懂什么三项纪律八项注意，这就叫破坏？胡扯！"随后，叶剑英也看了《海霞》，还把影片借给总参谋部连演三场，甚得官兵好评。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听说后，也打电话到北影厂，调看了《海霞》。这时，正好刘庆棠正在厂里跟谢铁骊商量修改事宜，谢铁骊就请示刘庆棠，后者答："如果先念一定看，要给。"自此，中南海里掀起了《海霞》热。这无形中给文化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次开会，那个时候，吴德同志还没有完全下来，仍为文化领导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于会泳就追问：总理看《海霞》，这片子是谁给的。我说我不知道，总理办公室来调，那你能不给吗？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这个有关系，就是通过贺捷生，就是贺龙的儿碰到总理，就谈起《海霞》这个事，总理就想看看这部片子，我们就想办法通过我们厂在钓鱼台放映室的一个人，把《海霞》放给总理看。但当时我不能交这个底。吴德就讲这个事情再不要追了，不谈了。他的意思总理要看，不管谁调，还追查什么呢？就把这事压下来了。

后来，这个事传到"四人帮"耳朵里了。然后呀越拔越高了，就把《海霞》拔高成了文艺黑线回潮。因为他们不懂故事片，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看样板戏看惯了，在这点上，我虽然是编剧，但是我是挺出来跟他们干的，尽管有那几个导演，当然稍批他们一下，但是主要针对着我。批斗时我就不让。不让他们，他们大概就汇报到江青那里。江青她也没看片子，当然相信他们了，估计谢铁骊拍过大毒草，你说他黑线回潮那是可能的，是不是啊。整我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整，就是大字报、辩论会。这时，小平同志出山了。总理在医院里。

《海霞》的问题就此复杂化了，卷入到一场政治斗争当中去。当时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力量与"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尖锐和明朗化。于会泳、刘庆棠认为摄制组是"用中央领导压文化部"，立即向江青汇报了中央领导人调看《海霞》的事，江青大为震怒。从1975年3月中旬起，开始了对《海霞》的围剿。之后，文化部以筹备每年一度的全国故事片会议为由，在北影炮制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创作、生产情况调查报告》,矛头直指谢铁骊。指责谢铁骊去年相当长的时间不在"帅位"上，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海霞》。提出《海霞》是"人性论"和文艺黑线回潮。

这时，谢铁骊青光眼发作，住进同仁医院。

这一时期我的青光眼第二次发作，眼压比较高，眼睛看不见，住在同仁医院做手术。也是因为《海霞》的事，心情激动，青光眼就发作了。

这以后，正好我自己后来感觉这个片子在艺术技术上有点问题，就让他们帮助再修剪一下。

这时，《海霞》已经修改过一稿了，但是文化部死死抓住"送水""吃苦菜"两场戏不放，《海霞》修改小组正在挖空心思再次进行修改。"送水"一场把方指导员为了掩护海霞左臂受伤的镜头删去。只出现了战斗结束后方指导员身负重伤的场面；"吃苦菜"一场是内景，重拍后作了较大的调整。原来是解放军战士把苦菜盛完了，正当海霞走到灶前想盛野菜时，发现锅已经空了，满屋的解放军笑了起来。修改后，方指导员加了一句对白："我们吃点儿行吗？等一会儿你再吃我们的。"

6月22日，《海霞》修改了一百多个镜头后，再次送文化审查。但结果却被退了回来。

6月23日，刘庆棠莅临北影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江青、张春桥关于《海霞》的批示，并宣布了文化部关于《海霞》的处理决定："完全按原来的上映"，修改的镜头一概不用。

钱江在剪辑室里，听到消息后，当场心脏病发作，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被送积水潭医院抢救。

接下来，刘庆棠、浩亮经常到北影厂来，监督修改小组把影片还原成了原始状态。准备公开批判了。

6月26日深夜，剪辑室被查封，《海霞》全部底片和样片被封存。

此时，《海霞》摄制组两位主帅谢铁骊、钱江都在医院，底片、样片又被封存，北影厂里也是撕咬声一片，真可谓四面楚歌，陷入困境。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又有了希望。就在《海霞》遭禁的时候，由张天民编剧、于彦夫导演长影出品的影片《创业》在上映后被批。《创业》的故事是来自大庆石油会战的"真人真事"，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了申诉信，毛泽东便在7月25日作了有关《创业》问题的著名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1975年夏天，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央政治局批评了"四人帮"。毛主席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7月14日主席再次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各个方面开始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下行整顿。贺捷生通过在北影修改剧本的安徽作家张锲给谢铁骊带信儿："周总理很关心《海霞》的情况，问起《海霞》出了什么事，可以写信向总理汇报情况。"正在苦闷当中的谢铁骊，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驳斥了文化部给《海霞》定下的违背"三突出"的罪名，"于会泳、刘庆棠借影片整人""大家不服气"，信由王遐亲自送到国务院信访局。很快周总理在信上做了批示，全文登在信访局的简报上，在中央政治局传阅。

与此同时，《海霞》的导演之一女导演王好为的母亲，就把这件事和邓力群（时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说了，邓力群说还是给毛主席写封信。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又以谢铁骊和钱江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转给了当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邓小平，小平同志把这封信交给了主席。信是谢铁骊草拟，怕查笔迹，请王好为的母亲抄写的。信中汇报了《海霞》几次审查未通过，"把我们对艺术处理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不要党的领导"，汇报了于会泳、刘庆棠借影片在北影用高压手段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等情况。7月29日，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邓小平召集张春桥、李先念、吴德、吴桂贤、华国锋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审看《海霞》的第一稿和第二稿。

我给毛主席写的信，经过邓立群、胡乔木，最后转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把这封信交给了主席，主席批了，让中央政治局研究。那个信后来中央办公厅文律师打电话问我，他查到了，他说你那封信原稿还在，你看你要复印吗？我说当然要了，他就复印了一份给我。

在这个情况下，小平同志就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议，看《海霞》的两部片子。为什么有两部呢？第一个版本被批了，我们自己后来感觉有些艺术上、剪辑上不满意，我们自己就跟文化部说，好好，我们修改，其实我们没有修改他们提的，是修改我们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审片时张春桥出席了，当时有李先念、吴德，把于会泳也找来，我跟钱江也找去了。当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坐在一边，张春桥、于会泳坐在另一边。我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后面两人之间的位置，这样在看影片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时回答起来方便。小平同志很平易近人。来了以后，就让开始放影片，因为这是两个版本，看的过程中，看到修改过的地方，他就指出这个地方修改过。看了以后，小平同志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们要讨论一下。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打电话通知我，说研究决定《海霞》按你们修改后的版本发行上演。

谢铁骊听到消息，异常兴奋。他手里拿着记载着决议内容的纸条，找到李晨声等人，边挥手中的信边喊："好了，好了，解决了！"

听到消息，摄制组人拍手称快。1975年夏天，沉寂了近10年的北影厂这时显出少有的活力。当毛主席对《创业》《海霞》的批示，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北影厂开大会正式传达中央政治局及毛主席关于《海霞》的批示和决议时，全厂沸腾。群众强烈要求于会泳、刘庆棠来厂对话，回答问题。

后来江青她也没有话说了。可以印拷贝了。在印拷贝的问题上，"于浩刘"还掌握着文化部呢，又开始刁难，让我们拿保定产那个胶片"代代红"印拷贝。这个胶片不保险，说不定中间就闪一下，当时我们用的胶片都是柯达·伊斯曼。后来我跟钱江说，这个不行，就跟小平同志又写了简单一封信，但小平同志他自己不能直接处理胶片问题，他把这个信就转给江青了。江青就捏着鼻子，只好通知文化部，让他们用外国胶片印吧。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吧，以为没事了吧，没想到《海霞》事件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海霞》全国公映了有半年多，观众们好多年没有看到过故事片了，都感觉很新鲜，很叫好。"于浩刘"这个文化部部长副部长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了。后来，在"大寨"会议，江青批评邓小平。这次大寨会议没让我去。小平同志二次下台后，《海霞》问题又翻起来了。

柳暗花明

树欲静风不止，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展开，《海霞》再次成了于会泳的主攻目标。1975 年 9 月 15 日，江青在大寨会议上，利用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力图重整旗鼓。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海霞》:"不是部好影片，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成城市大小姐。我现在不批，因为干扰评《水浒》，将来还得要批！"又说："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助他们很多……他们连资产阶级的良心也没有……谢铁骊、钱江正是修正主义势力的代表。"此前对《海霞》的围攻只是在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和谢铁骊及北影厂中进行。大寨会议以后，《海霞》升级为政治事件。1976年第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中把《海霞》定为"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江青说谢铁骊、钱江和"邓小平坐在一条板凳上"。张春桥召见于会泳等人时，说《海霞》就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自此，文化部又掀起了围剿《海霞》的狂潮。军宣队与进驻北影厂的工作组，围绕着《海霞》开展了一场事事清理、人人过关的大战，重点的审查对象是谢、钱。当时，谢铁骊已经在筹备拍摄《大河奔流》，他的领导职务被撤消。又建立了专案审查组，由刘庆棠直接领导对谢铁骊办学习班。集中审查两个问题，一是交出给毛主席写的信的底稿；二是交待邓小平与《海霞》的关系。

我是后来听说的，江青原来还没有火，这下火了。并骂我：这个谢铁骊忘恩负义，啊，跑到邓小平那边去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边对哪一边啊，我只是为了这个《海霞》。有人说我有先知先觉，知道江青要垮了，所以赶快跑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你想我那时候哪会知道江青是"四人帮"，又怎么会垮？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处理我不服气，我就要上诉。他们整我，我不服气就要反抗。我从来没有整过别人，也不会投机。

这回就是刘庆棠、钱浩亮到北影来，开动员大会，让大家写批判大字报，那个时候还没公开提出邓小平的名字，只说有这样的领导，上台就复辟。接着又批评谢某人，以示跟他在一条板凳上。

不久，公开点了名，把邓小平同志就拉下来了，在厂内大字报上也点名批判。好了，又回过头来围攻我了。我又完了，又进行检查。那时我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军宣队又补充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把我家里的电话都切断了。外边人有流动哨在看着，看你家里去的是什么人。我记得正好是这个时候，唐山地震。因为都搭防震棚，那个时候我也没去防震棚，我还是睡在屋里靠厨房的两张桌子上，被他们检查到了这条罪名，他们说你是想干什么？人家都去了防震棚，你这用意何在？我说我没有什么用意，只是感觉防震棚睡得不舒服。他们就把我拔高了，好像畏罪自杀一样的。

那个时候，每天让我去上学习班，进行反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追问我给毛主席写信，是什么内容，你如果有底稿，把底稿交出来。那时候实际上"四人帮"已经看到这封信了，但是我们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没有追查的批示，别人追查违反党章原则的。所以他们就追问我，你给毛主席的信的底稿呢？把底稿交出来。我说底稿早就销毁了。信是我起草的，但笔迹不是我，这封信的笔迹是请王好为的妈妈，就是张瑞芳的姐姐写的，现在已经去世了。因为我害怕对笔迹。他们实际上知道这个内容，但他们不敢公开这个内容，想要我拿出底稿来。我也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的意图就是如果我拿出底稿来，他就公布出来，他按这个逐条地反驳，让大家来批判。批判以后，再汇报给毛主席，就说你看他给你写的信里面都是虚假的。群众是怎么怎么反应的。他们又问，信是你写的，大致内容是什么？我说你叫我想我想不起来，而且我给主席写这封信是很严肃的事，我要说错了一点点，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把它搪塞过去了。后来仍是反复地追问，我就是不说，咬紧牙关不说。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用刑吧。但是后来，我知道情况不妙了。对我几乎像犯人一样，去开会都有人押送。早上来，下午回家再写。还让钱江、怀皑揭发我。他们就说点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也是分配在工人车间受审查。重点是我，这个我责无旁贷。

老实讲，在这个中间，好些人劝我，说你赶快给江青写一个检讨，就可以省事了嘛。

我当时也固执，我说我没有错嘛，电影没有政治问题。我检讨什么呀，所以我这个信坚决不写，就是不写。现在回想起来，我老伴儿说当时你要写了，也许还真能把你放过去，但是后来你就完蛋了。

谢铁骊早已看出于会泳、刘庆棠的居心，知道他们把《海霞》和邓小平牵上线，让江青把事态扩大。谢铁骊每日到学习班缄口不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质问、态度多么蛮横，决不松口。他的回答很简单，给主席的信底稿早烧了；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当时文化部下令《海霞》印胶片用国产"代代红"胶片，心中觉得不平，所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就这样每天在学习班里软磨硬泡。于会泳、刘庆棠奈何不得他，让他每天写一份检查，谢铁骊慢声细语道："我有青光眼，没法写字。"就是不写检查。王遐也受到牵连。

写给周总理的信，是我让王遐送去的。她直接送到了信访室。信没有封口。后来，就为送封信，也给王遐办了学习班，让她说信的内容。后来为胶片的事给小平同志写的信，也是王遐送的，让她交待。后来我老伴儿说起来，说她当时索性大大方方地，带着一杯茶，带着个扇子到办公室一坐，让他们问。她就胡扯一通，围着她的人都是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是为了应付上级差事，也就马马虎虎地过去了。

《海霞》问题的几次反复，已经把谢铁骊搞得筋疲力尽。这时眼疾再次发作，他到积水潭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生深表同情，当即开了休息一个星期的证明。专案组不相信到医院党委查，党委的人回答："医生开的证明，我们不了解。"开证明的钟大夫理直气壮："眼压高就得休息，我不管是什么审查对象，我就根据病情开证明。"

审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刘庆棠又施压让谢铁骊给江青写认罪书。一些同志也劝谢铁骊：给江青写份检查，认个错算了。然而谢铁骊坚持：我没有错，艺术问题的争论现在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上。他横下一条心，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到底。

我一生很少流泪，现实生活中很少流泪，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情节感人激动的地方会流泪。我记得流泪比较多的就是周总理和毛主席死的时候。这也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两个伟大人物走了，另一个自己也很委屈，我那时还被监视着，"四人帮"为了《海霞》的问题整我，他们认为我站到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边了。毛主席死的时候，我还没有自由，追悼会的时候，也到我们厂里分会场去了。我低着头，囚犯似的。

我是在家里听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的，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们的。王遐哭得很厉害。记得那天是个晴天，我们就到长安街复兴门东边上等灵柩过来。街上站满了人，大家都在默默流泪，有些人还哭出声来。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指令北影厂审查谢铁骊，并唆使亲信于1976年10月12日组织全文化部系统召开上挂邓小平、下联谢铁骊等文化界人士的批判大会。准备在会上批判斗争谢铁骊、钱江、李德伦、王昆等人，并且当场把这些人逮捕押送北大荒劳改。当谢铁骊知道自己将去北大荒时，也没有惊慌，只是让家人做好准备。而此时，他的眼疾日趋严重，眼压已经突破危险线。正常为20，他的眼压已达80。

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就跟家里说准备一下，我看我得去北大荒。真都准备了。当时好像有传说可能要关进秦城监狱，我气愤地说：我不是刑事犯，也没有杀人，也不是"反革命"!

为这事整我整了20个月。《早春二月》的批判没有这次这么严重。幸亏粉碎"四人帮"提早了一个多礼拜。本来已经准备在1976年10月12号，比粉碎"四人帮"晚一个礼拜的一天，文化部召开一个批判大会，除了我还有别的人，听说有王昆。批倒我就押送北大荒。后来知道，他们早都安排好了。你看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面有一段关于《海霞》的。

结果没到开我批斗会的时候，把"四人帮"逮捕了，就差一个礼拜左右。那天早晨，忽然弹钢琴的刘诗昆，到我家来了，告诉我"四人帮"被逮捕了。哎呀，这下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那我北大荒就不要去了。

1976年10月7日凌晨，钢琴家刘诗昆突然敲开谢铁骊的家门，特别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喜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昨夜被抓起来了。"他又一再嘱咐暂时不要外传。谢铁骊和王遐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顾不到什么保密的嘱咐，当即在后门传达室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钱江、怀皑等亲密的同志、朋友。

那当然就结束了。我的罪名，我们全组的罪名，就都没有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跟"四人帮"那趟火车是人家一脚把你踹下来的，正在把我踹下的时候，还有人在往这班车上上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老实讲，我们的确无意识，"四人帮"上层的政治斗争我们不了解，只感觉有些不对头，我跟他们争的完全是《海霞》这个剧本，这个戏的本身。

《海霞》片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卷入政治斗争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束手就擒。

10月中旬，文化部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不久，于会泳自杀。

讲到《海霞》的一波三折、几起几落，谢铁骊说，他非常感谢小平同志，"小平三次将我从事业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做出了公正的裁决"，这次是《海霞》，后面还有《今夜星光灿烂》《月落玉长河》。时间已进入2004年8月，正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许多媒体来采访谢铁骊，他欣然接受。在一次采访中，他深情地说道："我终生感激他。我这一生、我的后代都将终生难忘他的功绩。他对我的裁决不是出于偏袒，而是公正。他的裁决是对我艺术道路的鼓舞，使我免于在打击下消沉。"

有时候我在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次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自己坚强起来。然后，慢慢成为一种习惯。和谢导共处的这些日子，两个人在没有雨的午后，坐在老式的弹簧沙发上，慢慢喝着一杯茶，聊聊电影，聊聊那些久远年代的事。有时候，谢老师的老伴不出去唱戏的时候，也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两人常常会为某一个细节争执起来，各不相让。最后又会为了另一个细节忘记之前的争执。即使谈到那些最低谷的时刻，我也没有见过谢导演被悲伤压倒，或者为某一件事扼腕叹息。他是这样的，如果某件事他能改变，他就尽全力去改变，如果非人力可为，他也不勉强，去自寻烦恼。我问谢铁骊对于这些经历他心中有没有怨恨或不满，他坦白说没有，"说到挨整，毕竟我也不是最惨烈的。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就是那样。而且后来整过我、打击过我、对我发狠的那些人，我后来也跟他们不计较。"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