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期间，面对危局，帝王们是如何对待作战不力的将军的古代统治者或者将领们在实施权谋时，讲求恩威并济。有赏必有罚，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被称为合格的统治者。赏赐行为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而这些价值和意义都需要有相对的惩罚措施来保障。
为了保障赏赐行为的施行，唐朝廷做了许多惩罚措施。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廷对官军实行的惩罚措施，根据不同的当政者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唐玄宗当政时期、唐肃宗当政时期和唐代宗当政时期。这三个阶段中朝廷对官军实施的惩罚措施都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唐玄宗当政时期唐玄宗当政时期，其作风可称为严苛，并且由于受到臣子蒙蔽，唐玄宗实行的惩罚措施不得当。如前文已经论述的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死，封常清率领未经训练的兵丁同叛军在洛阳连日血战，五战五败，退归陕郡。
高仙芝和封常清等退守潼关后，又因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所进“朘盗禀赐”和“逗挠奔败”的谗言，二人皆被暴怒的唐玄宗下令杀死。与安禄山有亲属关系的户部尚书、前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其弟太仆卿、前羽林大将军安元贞皆因哥舒翰陷害而被杀，家属被流放岭外。
事先，安思顺早已上奏称安禄山反状，唐玄宗不加辨别而杀害大臣、流放其家属，可称不当。哥舒翰潼关大败后，火拔归仁等欲劫持哥舒翰归降安禄山，称“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可见，此时唐玄宗对战败将领的处罚严苛，是军中所指的。但唐玄宗的严苛作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出奔入蜀途中，随行军士作乱，杀害杨国忠一门，逼死杨贵妃。
唐玄宗迫于压力以及稳定军心的需要，并未处罚这些乱军，而是慰劳之，这是唐玄宗出于局势所逼而作出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并没有很好的安抚军心，士卒往往出言不逊。
后来唐玄宗至扶风后，恰遇成都贡品至扶风，唐玄宗命有不满者自取之，自此流言才开始平息。以上这些史料所记载的赏罚行为，与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对怛罗斯大败后的高仙芝、大败于吐蕃的剑南节度使王昱等的处罚相比，可以称得上严苛。
二、唐肃宗当政时期唐肃宗当政时期，对待消极怠命和不称职者处罚严厉，对待投敌者的处罚也十分严厉。战乱时期，地方官守土有责，时为太子的李亨自奉天北上至新平时，发现新平太守惧敌而弃城逃走，太子李亨即捕杀之。至安定时，安定太守也弃城逃走，又捕杀之。
这些行为很好地震慑了地方官，也稳定了民心，虽然严厉，却也可称是十分得当的行为。奸宦边令诚自叛军中逃至唐肃宗处，肃宗也将其斩杀。收复东京后，百官公卿中有接受安禄山封官的共三百多人请罪，广平王李俶将他们释放。但随后他们就被勒赴西京长安，关押在大理寺和京兆府狱，唐肃宗还下令将其他为叛军效命的人都抓捕关押起来。
唐肃宗设立详理使和详理判官等职位，审判以陈希烈为首的投效叛军的文武官员，以六等定罪，斩杀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陈希烈等七人于大理寺，并杖惩和流放许多人。虽然唐肃宗此举严惩了不忠的文武官员，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唐朝廷一方文武众臣的忠心，但是对不忠之臣的严惩使得仍在叛军阵营的人因此而不敢投效朝廷。
收复两京后，唐肃宗大赦天下，但唯独与安禄山同反者及李林甫、王鉷和杨国忠的子孙家眷不在赦免之列。有自叛军中前来归降的人称“唐群臣从安庆绪在鄴者，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唐肃宗为此十分的后悔。
唐肃宗对待被俘的叛军普通士兵的处置也十分严厉，如至德二年（757）九月长安收复后，潼关以东献俘百余人，唐肃宗下令将这些被俘的叛军士兵都斩杀掉。但监察御史李勉劝谏唐肃宗，认为如果将这些俘虏悉数诛杀的话，势必坚定叛军士兵的反叛之心，因此唐肃宗匆忙下令赦免他们。
史思明遣使求降，唐肃宗十分兴奋，欲宠纳史思明，但却并不欲放过“陷贼官”，朝廷三司把对这些“陷贼官”的处置状发往范阳。史思明认为“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可见唐肃宗这种追判“陷贼官”的行为对投靠叛军的官员影响很大。但是唐肃宗对待来降的拥有实权的将领们，多是优待政策。
如严庄来降，被唐肃宗封为司农卿；伪北海节度使能元皓来降，被唐肃宗任命为鸿胪卿、河北招讨使，能元皓后来多次战胜叛军，战功赫赫；史思明求降，唐肃宗封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封他七个儿子为高官，命他带领所部兵马征讨安庆绪。唐肃宗对待作战失败将领却宽容处置，在官军中实施的惩罚措施可称宽厚。
唐肃宗即位灵武，由于塞上精兵皆被征调东进讨贼，因此留下的兵丁皆是守边的老弱。而由于封常清、高仙芝和哥舒翰等大将战败所致，官军丧失了大量的兵员。
《资治通鉴》称当时的唐肃宗朝廷“文武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此时唐肃宗倚靠为数不多的武人维护统治，因此唐肃宗对待将领们十分优待，对待战败的将领更是宽容处置，这种倚仗的关系助长了武人骄慢的心态。为唐肃宗所看重的房琯请求率军收复两京，唐肃宗委以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的职务。
但房琯和他的左膀右臂李揖、刘秩都是书生，不懂军务。房琯率军东进，两战两败，丧失了大量兵员，大将杨希文和刘贵哲都降于叛军，给本来就军事力量不足的唐肃宗朝廷雪上加霜。唐肃宗大怒，经李泌劝说后，唐肃宗原谅了房琯，并“待琯如初”。
至德二年（757）五月癸丑，郭子仪和王思礼败于长安城外，时任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的郭子仪亲自诣阙请求自贬，但唐肃宗仅于当月甲子降郭子仪为左仆射。将军王去荣因为私怨杀害富平县令，按律当死。唐肃宗因为他有高超的用砲本领，因此打算赦免他，命他于陕郡以白衣身份效命。
中书舍人贾至认为此事不合法理，唐肃宗因此召集百官议论对王去荣的处置。太子太师韦见素认为“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认为唐肃宗厚待将士，官军却经常战败，是因为唐肃宗为了厚待将士却不遵守法理。
乾元二年（759）三月的邺城大败后，“诸将各上表请罪，上皆不问”。东都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守土有责，却南逃襄邓，唐肃宗仅削减崔圆的官阶和职封，并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银青光禄大夫的官阶。观军容使鱼朝恩与郭子仪不和，因此向唐肃宗进谗言，也仅是于是年七月召郭子仪回京。
上元二年（761）二月邙山大败后，唐肃宗并未深责李光弼。李光弼上奏请求自贬，因此唐肃宗命李光弼为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寻即于同年五月复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等，出镇临淮。田神功受命南下救淮南、平定刘展之乱。
田神功曾纵容麾下将士劫掠广陵和楚州，灭刘展后又大掠十余日，史称“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田神功及部下犯下如此大的过错，唐肃宗却为其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徙徐州刺史。管崇嗣任河东节度使时，由于为政宽驰导致积累多年的粮赀散失殆尽，唐肃宗因此任命邓景山代为河东节度使。
邓景山到任后调查粮赀散失情况，惹得军中大乱，并因此被乱军杀害。唐肃宗认为邓景山没有安抚御使好麾下将士，因此“不复推究乱者，遣使慰谕以安之”。绛州军由于缺少粮赐而作乱，唐肃宗担心绛州乱军与太原乱军合军，因此派遣郭子仪出镇河东，并“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可见，唐肃宗对于己方的乱军也持宽容态度。
从以上诸多史料可以看出，唐肃宗对待官军将士十分的宽容。无论是战败还是作乱都主要持宽容的态度来处置，有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纵容。
三、唐代宗当政时期唐代宗对待降将和作乱的将领，更是纵容姑息的态度。如先前投降叛军的官军大将许叔冀被史思明封为中书令，仆固怀恩攻陷东京和河阳后抓到他，唐代宗下令将其释放。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评价唐代宗时，称“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平乱”意为唐代宗未即位时，曾多次作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军出征。
例如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时为广平王的唐代宗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随军出征，所以称其“平乱”。“余孽犹在”意为唐代宗即位时，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尾声，伪邺郡节度使薛嵩、伪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伪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以及伪睢阳节度使田承嗣投降。仆固怀恩担心叛乱平定后，其所受宠幸会衰退，因此奏请留这些降将分帅河北。
当时朝野苦于连年兵革，敬冀无事，于是唐代宗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以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以李怀仙留任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这些叛军大将投降后仍占据河北，后来发展成史称的河朔三镇，遗祸深远，直至唐朝灭亡都没有再征服这片地区。除此之外，唐代宗的纵容姑息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旧唐书》在评价唐代宗时写道：至如稔辅国之恶，议元振之罪，……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己以伤仆固，……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李辅国作恶多端，唐代宗不欲先诛之，因此派遣刺客刺杀他，他死后被赠太傅；程元振专权自恣，瞒报军情，致使吐蕃攻陷长安，代宗也仅是削其官爵放归田里；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叛乱平定后不久仆固怀恩谋反，“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上犹为之隐，前后制敕未尝言其反”，可见代宗对仆固怀恩的宠遇和优待。
仆固怀恩的叛乱平定后，追随他反叛的仆固名臣、李建忠等在安史之乱中立下功勋的骁将都被唐代宗赦免。每遇犯法的将帅，唐代宗都首先考虑到其立下的功勋，然后宽容优待他们，因此《旧唐书》中称赞代宗“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四、总结在赏赐的保障措施即惩罚措施和作风的问题上，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行事作风过于严厉，这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唐肃宗行事又过于迁就容忍，奖赏丰厚，处罚却太轻，奉行姑息政策；唐代宗也是处罚过轻，宠遇优待将士，对犯错的将领实行姑息政策。
唐肃宗和唐代宗的姑息政策，很好的笼络了军心，这对平定叛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姑息政策招致官军中滋生骄纵情绪，会使得军心不稳，对统治造成不利影响，对后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