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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畯，字曼才。建安五年，这位来自彭城的青年书生渡过长江，叩开了江东孙氏的府门。严畯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这位通晓《诗》《书》的儒生，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以独特的文人风骨书写了别样的人生轨迹。

严畯的仕途始于孙权幕府的说书一职。这个负责典籍讲解的闲职，恰合其治学本性。他在建安十三年完成的《孝经传》，不仅成为江东士子研习孝道的教科书，更折射出乱世中对传统伦理的坚守。其《潮水论》虽已散佚，但从同时代虞翻的推崇中，仍可窥见这位学者对天文地理的独到见解。

建安二十二年，东吴政权面临重大调整。张昭举荐严畯接任骑都尉时，这位素来谦和的文人展现出了罕见的固执。他坚辞武职的理由"朴素无方，学术自守"，既是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知，更是对"君子不器"理念的践行。这种淡泊在孙权称帝后愈发明显，当昔日同僚诸葛瑾、步骘等人位列三公时，严畯仍以尚书令之职埋首案牍。

严畯的日常透着典型士大夫的雅趣。每逢宴集，他总以清谈代替饮酒，用《诗经》中的"惟此哲人，谓我劬劳"劝诫同僚体恤民力。面对吕蒙的突然发迹，他既不逢迎也不讥讽，只是淡淡提醒这位武将"勤学自补"。这种超然态度，使他在诡谲的政坛中始终保持着令人敬重的独立品格。

赤乌四年，严畯以七十八岁高龄卒于任上。陈寿在《三国志》中仅用"文理通赡"四字概括其一生，恰似这位学者的人生写照——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却在经籍典章间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在刀光剑影的三国舞台上，严畯用笔墨证明：文士的坚守，同样是乱世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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