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思想流派轮番上场,交相辉映,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此后的千百年里,儒家技压群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输出,构成了君主专制维持统治的基础。
不过儒家虽是是意识形态主流,但法家才是封建统治集团赖以生存的内核。
教你让你学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道理,“重器”岂会轻易示人,这些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杀器。
很显然,儒家属于前者,法家属于后者,为什么这么说?
儒家主张道德教化,依靠等级尊卑的礼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但对此法家嗤之以鼻。
礼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强制性,你让人们去学,天天学,日日学,可人家如果不遵循呢?你这套礼就是摆设。
所以君主要想维持统治还要依靠刑法和权势,君主们认识这个道理,没有一个统治者真的按照儒家来,用的都是法家帝王心术,但这种事情不能公开讲。
最后的结论就是儒家用来宣传,法家则是后盾,前者是统治基础,后者是统治内核,儒为表,法为里,形成外儒内法的思想格局。
当然,法家能够成为统治集团的内核也是经过长期的检验。
从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是先驱,吹响了法家启蒙的号角,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是集大成者,他成功将法家理论变为帝王心术的教材。
法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法家,亦称刑名之学,是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法家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不过上古时期文明刚刚开化,原始社会刚刚过渡到奴隶社会,还没有成熟的人文思想。
商朝流行鬼神文化,活人祭祀,血腥野蛮程度堪比大型恐怖片。
公元前1046年,西周代商,周公分封诸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祖先文化取代鬼神文化成为中华正统。
此后周公制定周礼,用等级尊卑维护周天子统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雏形。
西周初期,由于周天子和地方诸侯血缘纽带紧密,再加上王畿地区实力雄厚,所以中央王权能够得以维持运转。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公有制井田制开始瓦解,王畿地区很难通过公田完成税收。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的崩溃削弱了周王室统治根基,百年的时代变迁稀释了周天子与诸侯的血缘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中国进入春秋时代,从此开启诸侯征战,礼崩乐坏的大分裂局面。
很明显,春秋时代去谈礼义廉耻和道德教化肯定是不管用了,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维护君主统治的方法。
齐国的宰相管仲开始强调以法治国,使君臣上下皆从法,管仲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他成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这是法家思想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此后在春秋三百年历史中,儒法两家围绕“礼”和“法”进行了激烈辩论,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想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际,但最终落空。
而法家却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战国时代从魏国李悝推动做出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到楚国吴起变法,他们成功使各自国家称霸当时。
公元前356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把法家思想推向高峰。
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通过变法使秦国从西陲荒蛮之国迅速脱胎换骨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商鞅
从商鞅时起,法家内部正式形成三个分支,分别是法派商鞅、势派慎到、术派申不害。
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利用严刑峻法规制秩序,镇压一切反对力量,集中全国人财物力量办大事,势指的是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术是指君主驾御群臣的手段,防备大臣操纵权力。
这三者侧重不同,互相联系,互相弥补,法派虽然提高行政效率,但一味依靠严法压制社会,使国家失去创造力,整个社会一片冷酷淡漠。
而术派将君主个人言论和主张放到决定国家的兴亡的地步,是极其危险的,而且过度强调权术使国政阴谋化。
到战国晚期,法家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韩非子,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他把法术势相结合,使法家成为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派,韩非子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
以法治国是他的思想核心,通过以法为教,让广大百姓遵法、守法才能巩固中央集权。
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对于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予以严厉驳斥。
后来韩非子虽然被李斯陷害死于狱中,但法家理论却在战国后期乃至秦朝全面实践,成为社会主流。
法家思想的千年变迁:从国家制度内化为帝王心术公元前221年,嬴政结束了自春秋以来五百年的分裂割据,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朝的建立使法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秦朝以刚猛平天下,又以刚猛治天下,法家理论被用到极致,最终的结果是大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完全崩塌。
西汉统治者充分吸取秦亡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到了汉武帝又进行新一轮拨乱反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奠定儒家主流地位,当然,儒家的这一套不过是汉朝统治者的宣传机器,真正发挥作用的仍是法家。
从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到汉武帝设立内朝削弱宰相权力,君主专制一直被强化。
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幕后玩家,没有一个皇帝按照儒家的标准做事,用的全是法家帝王心术。
此后汉宣帝在教育他的儿子汉元帝时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大意是儒家那一套都是说给外界看的,你听听就行了,还能把它当真的,要坐稳位子,还是得依靠法家。
不过汉元帝听不进去,他继位后很纯粹的把儒家思想贯彻到自己的统治中,最终导致西汉在他手中走向衰败。
东汉末年,中国再次进入大分裂时代,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五百年时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这一时期玄学一度取代儒家占据正统地位。
但法家仍然发挥其独特作用,代表人物就是曹操和诸葛亮。
史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打破士族对政治的垄断,唯才是举,提拔寒门子弟,社会风气一度好转。
同样,诸葛亮治蜀,以严刑峻法整治不法豪强和不安定分子,这才使其六出祁山而无后顾之忧。
隋唐以后,中国重新进入大一统时代,儒家全面上位,到了宋朝时期,儒学经过朱熹的改良,君臣纲常伦理进一步强化,并成为此后数百年官学且再未动摇。
但即便如此,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持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
拿张居正来说,张居正在成为内阁首辅之时,大明朝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
此前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只知修仙问道,不理朝政,朝堂上放纵严嵩与徐阶党争,以保持自己的权势,其结果就是明朝被折腾的几乎散了架子。
张居正要是不改革,自己就成了亡国之臣,万历这个儿皇帝就是亡国之君。
张居正
明清时期,朱元璋也好,康雍乾三帝也罢,他们无不标榜以仁孝治天下,但哪一个发起狠来不是血流成河,山河震荡。
康熙爱子,但为了维持权力,在各皇子大搞制衡,弄得手足相残,太子遭禁。乾隆孝母,却将其母与外界隔绝,不允许任何外界消息传递至后宫,以防止后宫干政。
所谓的内圣外王不过是立的完美人设,其本质都是权力之争,所以说外儒内法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文化主基调,如果仅仅笃信表面被包装的一层,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番外篇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大学派流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奇斗艳,除了儒家和法家,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也很大。
我们前文一直阐述外儒内法,而调和两者的就是道家的辩证思维,保证两者任意一个不会偏颇或坐大。
而墨家,这个曾与儒家并肩的显学,虽然在秦代以后销声匿迹,但在水平面以下却已是一片暗流,这就是中国人崇拜的侠客文化和大同世界的理想。
其他诸如名家的辩论逻辑、阴阳家的阴阳五行、纵横家的外交纵横,他们虽已消亡,但都化于无形,为今天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