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董其昌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诗歌风格？
«——【·起家词林,素负时望·】——»
董其昌经常“出人石渠天禄,阅历名山大川”拥有文学创作所需的良好素养,其诗文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言“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实际上,早有部分学者发现了他不凡的文学才能。
康熙年间的梁穆敬称他“诗文璨然大备”乾隆年间的礼部尚书董邦达称他“家文敏公为有明一代文苑宗师”。这其中虽不免有溢美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董其昌的诗文创作确有可观之处。
董其昌诗文长期不被关注的原因:一方面为其诗文被成就更为突出的书画所掩盖:另一方面,与晚明那些朝秦暮楚,毫无气节的文人相比,董其昌在立场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明王朝一。
诗文中对女真部族及后金多以“寇”“贼”“虏”称之外,还积极上书献平敌之策。正因如此,清王朝不容董其昌的立场其诗文集被禁毁,流传甚少,一般人无缘得见,自然也就研究得少了。
馆课诗即明代庶吉士在馆课考试中创作的诗歌。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有明一代实行庶吉士制度。庶吉士的人选,一般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进行选拔。
两种考试除考核时间不同外,考官也不同。馆试由馆师进行考核,而阁试则由庶吉士赴内阁参加考核。在考试过程中,考官出题,庶吉士作答,要求庶吉士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
堂堂探花郎“不知何谓之诗”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应试教育下士子畸形的知识结构。庶吉士制度在培养及考核庶吉士过程中对诗赋科目有所强化。
这“弥补了八股取士的不足,促进了文学知识的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承和一代文学家的成长”例。而董其吕的诗文才能就是在任庶吉士时得到了初步展现。
董其吕在麼吉士任上的四年时间也称得上是他诗歌创作生涯中精品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其中在馆课考试时所作的18首诗歌不仅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在风格和思想上也与他此后的作品迥然相异。
馆课诗命题作文的性质与庶吉士的身份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人创作时的自由发挥，因此作品很容易流人歌功颂德的俗套中去。董其吕这个时期的作品虽有部分笃章,诗句难免受台阁诗风影响。
«——【·慷慨 初登仕途·】——»
刘勰在总结建安文学时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人民朝不保夕,这激发了诗人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情思与壮志。表现在诗歌中,便形成情思慷慨的动人凤貌。彼时的明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忧患不断。
初入仕途的董其吕,怀着积极的人世态度,对充满热情,幻想着建立一番功业。这使得他的诗歌也表现出慷慨任气,激昂澎湃的风格。在董其吕人馆进学的四年时间里，大明边事不宁。
“万历三大征"中的之役、宁夏之役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役为明王朝协助王朝粉碎日本侵略者野心之战，素来关注国事的庶吉士们不可能不在诗文中对这两次重大战役有所反映。
在《征虏将军出寒歌中,董其吕塑造了征虏将军及其麾下将士忠心为国,英男杀敌的形象。诗歌首句“皇家执契静三边"乃化用唐太宗李世民《执契静三边》一诗的题目。
经过番紧锣密鼓地准备,将军“身挟期门射雕子,匣里吴钩泠于水"出征迎敌。“雕戈赤羽三千骑,落日黄云一"一联,气势磅礴地描绘出将士们装备精良、动作迅捷的特点。
“连空幕影随尘遁,竟夕笳声暗不呼",使人身临其境,感受到战场上两军拼死搏杀的喧闹与血腥。可将士们出征作战,并不为功名利禄:“功成不受封候印,只为长缨志欲酬"
一心报国之情展现的淋漓尽致纵观全诗,环境渲染到位,叙述战事节奏张弛有度情感真挚,思想昂扬,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而《击剑篇》则借咏古剑,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情。
古剑寒锋青槭械，昔年得之丰城客。阴阳为炭天地炉，谁锻钝物金跳踯，古剑寒锋青槭槭",锋利无比,寒气逼人。宝剑之所以如此,实与锻造工艺有关。
“阴阳为炭天地炉谁锻饨钩金跳踯”天地为锻造宝剑的铁炉,阴阳为燃烧的木炭,难怪古剑会极其不凡!宝剑的外壳也极为精致:“疏璃匣里莲花色,明月环端秋水碧"。
这是刺秦的荆轲佩戴后频频擦拭才形成的光泽。宝剑神能无比,“传闻西陲烽火惊,龙泉夜吼如有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战场杀敌平寇。
末尾两句“决尽胡云,血溅胡天净虏尘"则写的荡气回肠、气度不凡作者看似在写宝剑，实则借宝剑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在诗歌中宝剑成为作者的化身,二者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在这两首诗中,如“誓刳胡肠饮胡血"“血溅胡天净虏尘"等句显然不符合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诗歌含蓄蕴藉的特性,而显得有些血腥。
但如此的笔调,不仅凸显了将士们的英勇与豪气,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寇虏的仇恨,反倒有一种粗悍之美。
这两首的风骨气象，整体上看与唐诗中的同题材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
此外，石妓歌》也为董其吕慷慨任气诗风的代表。秦石妓在唐代初年出土于天兴三畴原,后被迁人凤翔孔庙。
此后数百年时间内,石鼓与国家命运共沉浮,几经流转,最后被金兵运回燕京(今北京)。自元至清,石妓一直被放置于北京国子监中。董其昌见到秦石鼓后,思绪纷飞。
紧接着,作者思绪活跃,迫忆了秦统一后李斯创小篆而废籀文之事。最后,作者的思绪又回到现实中来:“吾闻吏都希古道，一代山斗称宗师。绮靡馀习混雅正,眼见槌碎淮西碑。
«——【·雅正平和·】——»
董其昌馆课诗的另一面除慷慨任气外，雅正平和是董其吕馆课诗的另一面。何诗海在《明代庶吉士与台阁体》一文中认为:“明代台阁作家辈出,乃至代表中央文学精神的'台阁体'的兴起和盛行。
实与'庶吉士'这种高级文官选拔和培养制度密切相关。”庶吉士作为馆阁储才,在代表官方正统文学观念的馆师培养与自身身份的双重影响下,在馆课诗歌创作过程中。
很难不受到艺术上迫求平正典雅,思想上“颂圣德,歌太平"的“台阁体"诗风影响,在董其昌的馆课诗中也可找到台阁诗风的影子。但彼时董其吕毕竟不是身居高位的馆阁大臣。
作为初出茅庐、还在接受教育的青年士子,受台阁诗风的毒害尚且不深。大体而言,他的诗歌继承了传统诗教中的“风雅精神”,关注民生疾苦,注重人格修养,诗歌表现为典范纯正、恬淡冲和的雅正平和诗风。
董其吕这时馆阁遗风的代表诗歌为《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院箴》。宣宗皇帝即明朝第五位皇帝朱基，他在上很有作为，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较深。
宜宗皇帝所作《翰林院箴》的主要内容为追溯翰林院的历史沿革,并勉励翰林学子戒骄戒躁、努力学习,早日为国效力。在诗作中,董其吕赞颂宣宗皇帝的箴“璇题揭周训,丽藻炳尧章"
«——【·结语·】——»
董其吕虽然初入仕途，但毕竟还在尚属宁静的翰林院中求学,未直面的残酷与黑暗。待庶吉士任结束,董其吕已近不惑之年,初出茅庐的锐气与气被残酷的现实所消磨。
诗歌中的豪气犹如强弩之末,再也不多见。时间向后继续推移,随着书画之名日隆,地位渐高,董其吕的诗作中也难寻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疾苦之作。
放眼望去,诗作中祝寿、题画、送别三大主题占了十之七八。诗人在艺术技巧的运用上“渐老渐熟",真挚的情感却有所欠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信息来源：
《明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