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那个寒冷冬夜，一辆警车悄然停在北京一处老式四合院门前。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员迅速冲进院内，将一位年过半百的妇人带走。这位妇人，就是刘少奇的前妻谢飞。作为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她曾与刘少奇相携走过草地、爬过雪山，共同见证了革命的艰辛岁月。然而，此时的她却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关进监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革命老战士在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为何周总理要亲自过问她的案件？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中，她又是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的？
一、红色少女的革命之路
1913年的海南岛，渔村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啼哭。渔民谢姓夫妇迎来了他们最小的孩子——琼香。这个出生在海边的女孩，从小就在海风的吹拂下成长。与当时大多数渔民家庭不同的是，谢家虽然贫困，但父亲却有着超越时代的思维。他坚持要让女儿识字读书，这在当时的渔村里是极为罕见的。
在谢家老屋的油灯下，琼香常常聆听三位哥哥讲述外面的世界。1925年，她的三个哥哥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当他们回到家中，都会带来各种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这些书籍在琼香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7年春天，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南岛时，当地的农会领袖遭到了血腥镇压。在这个血雨腥风的时期，14岁的琼香非但没有退缩，反而主动参与到地方农民运动中去。她和农会的同志们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革命理想。
1928年，15岁的琼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她将自己的真名＂琼香＂改为＂谢飞＂，寓意着要像雄鹰一样翱翔在革命的天空。这一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十分低迷，能在这个时期加入党组织的，都是最坚定的革命者。
1929年，一项危险而重要的任务落在了谢飞肩上。党组织派她前往新加坡，参加南洋临时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6岁的谢飞，只身一人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路途。在新加坡，她被安排在《南洋工人报》印刷所工作。这个印刷所位于新加坡一个偏僻的街区，外表看起来是一家普通的杂货店，实际上却是共产党在南洋的秘密据点。
在这里，谢飞负责印刷和发行秘密文件。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她和同志们挤在狭小的地下室里，靠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工作到深夜。有时为了躲避英国殖民当局的搜查，他们不得不连续几天藏在密室中，只能靠着饼干和清水维持生命。
当时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对共产党人的打击十分严厉。谢飞和同志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经常更换住所，用暗号联络。每次转移印刷机器时，都要选在深夜，将笨重的设备分解成小件，装在水果筐里，伪装成水果小贩运送。四年的南洋地下斗争经历，让谢飞从一个青涩的少女，逐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二、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踏上长征之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作出一项特殊决定：从各省委和中央机关选拔三十名女干部，组成一支特殊的女子连队。这支连队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老干部、护理伤病员，同时也要承担通讯联络等重要工作。在层层选拔中，谢飞凭借着在地下工作中锻炼出的坚韧和在新加坡积累的丰富经验，成功入选这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女子连队中汇集了康克清、蔡畅、刘英等多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们随军出发时，每人配发了一支手枪和二十发子弹，既是武器，也是最后保护自己的工具。谢飞被分配到担任伤病员护理的工作组，负责照料因伤病而行动不便的干部。
在翻越湘江时，敌军的炮火不断轰击渡口。谢飞和几名女战士顶着枪林弹雨，用担架转移伤员。湘江的江水被敌人的炮火染成了红色，但她们依然坚持往返数次，确保每一位伤员都安全渡江。在这次战役中，谢飞的衣服被弹片划破多处，但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穿越湘西北时，部队遭遇了极度缺粮的困境。为了节省给养，谢飞和其他女战士们常常放弃自己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她们只能靠着野菜和树皮充饥。有一次，谢飞连续三天没有进食，仍坚持照料高烧不退的伤员，直到自己也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在雪地里。
雪山之战是对这支女子连队最严峻的考验。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温度低至零下20度。谢飞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衣物裹住伤员，自己却只穿着单薄的军装。她们的手脚被冻得开裂流血，但依然坚持搀扶着伤员一步步向前。夜晚露营时，女战士们主动选择在帐篷外轮流值守，将有限的休息空间留给伤病员。
过草地时，谢飞负责的一位伤员因伤口感染而发高烧。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她用随身携带的仅存的几片碘酒片，捣碎后敷在伤员的伤口上。为了不让伤员的伤口接触到沼泽里的污水，她用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将伤员的伤口包扎得严严实实。
在这段艰苦的长征岁月中，谢飞和姐妹们不仅要照顾伤病员，还要承担通讯联络的任务。她们将重要文件缝在衣服里，在敌人的封锁线中穿梭。白天行军，晚上还要为伤员洗衣、打饭、换药。这支特殊的女子连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红军女战士的刚强意志。
由于长期的劳累和恶劣环境的影响，谢飞和许多女战士一样落下了终身的病痛。极度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良，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现了严重的妇科疾病。这些伤痛伴随着她们度过了往后的岁月，成为她们对革命的特殊贡献。
三、与刘少奇的革命婚姻
1936年初春，陕北延安。在一次中央领导的工作会议上，邓颖超注意到了这位在长征中表现突出的女战士谢飞。当时的刘少奇正处于丧妻之后的艰难时期，既要处理繁重的党务工作，又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刘爱琴。邓颖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为两人牵线搭桥。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邓颖超邀请谢飞到她在杨家岭的窑洞喝茶。席间，她向谢飞介绍了刘少奇的情况，并询问谢飞的想法。谢飞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几天后，在周恩来夫妇的窑洞里，谢飞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这次会面简短而庄重，双方都没有过多交谈。
1937年春，在组织的见证下，刘少奇与谢飞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没有任何排场，只是在一间普通的窑洞里，摆了几张简陋的桌椅，请来几位要好的同志吃了一顿便饭。婚后，夫妻二人搬进了延安南泥湾的一孔土窑洞。窑洞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两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几把破椅子，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当时只有六岁。谢飞接过照顾孩子的重任，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她。每天早上，谢飞都要起得很早，先为刘爱琴梳头、穿衣，然后送她去托儿所。晚上下班后，还要辅导她做功课。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谢飞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布票攒下来，给刘爱琴做新衣服。
1938年冬天，延安遭遇了罕见的严寒。窑洞里漏风漏雨，刘爱琴患上了重感冒。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限，谢飞四处打听土方，用野菜和草药给孩子煎药。她整夜守在刘爱琴床前，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取暖。经过精心照料，刘爱琴的病情终于好转。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经常要到各个基层单位去作报告和调研，常常十天半月不能回家。谢飞既要照顾家庭，还要参加机关的各项学习活动。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把家务料理完，然后赶到机关参加学习。晚上回来后，还要在煤油灯下誊写笔记，准备第二天的学习讨论。
1939年底，谢飞在延安生下了一个女儿。但由于长征时期落下的身体病根，加上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个女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谢飞更加珍惜与刘爱琴的感情，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这个继女身上。
这段婚姻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三年，但谢飞始终坚持着革命伴侣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她不仅要照顾好家庭，使刘少奇能够专心工作，还要履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她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每当有同志到访，她总是将仅有的几个窝头分给大家，自己则以稀粥充饥。
四、新中国建设的见证者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谢飞作为妇女界代表出席了开国大典。这位经历过长征、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在随后的全国妇联筹备会议上，谢飞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务委员，负责妇女解放运动的相关工作。
1950年春，谢飞受命前往华东地区，参与指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和妇女运动。在江苏农村，她走访了数十个乡镇，深入了解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谢飞遇到了一位被地主霸占多年的妇女。通过土改工作组的帮助，这位妇女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还分到了自己的土地。谢飞亲自参与了这起案件的处理，并将这次经历编入了《妇女工作手册》，作为基层干部的参考材料。
1951年，谢飞调任全国妇联组织部。在这个岗位上，她致力于培养女干部，建立健全各级妇女组织。她提出了＂送学下乡＂的计划，组织城市知识女性到农村教授文化知识。在她的推动下，全国建立起了数百所妇女识字班和技术培训班。同年冬天，她带队前往东北，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考察当地的纺织厂，了解女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
1953年，谢飞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实施细则。她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婚姻自主权问题。在调研过程中，她发现许多地区仍存在买卖婚姻的陋习。为此，她组织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并亲自到基层作报告，宣传新婚姻法的意义。
1954年，谢飞被任命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她开始关注妇女就业问题，提出要为女工建立托儿所。在她的建议下，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工厂托儿所，解决了许多女工的后顾之忧。这一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支持妇女就业的重要举措。
1956年，谢飞参与组织了首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上，她作了关于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专题报告。她提出要培养女性干部，提高妇女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比例。在她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培养女干部的热潮，一大批优秀女性走上了领导岗位。
1957年，谢飞开始关注女性健康问题。她带领调查组深入农村，了解妇女卫生保健状况。在她的建议下，各地开始培训乡村接生员，建立妇幼保健站。她还推动建立了全国首个妇女病防治网络，使很多贫困地区的妇女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谢飞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基层妇女的真实情况，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追求高指标给妇女带来的困难。她提出要根据妇女的特点安排生产劳动，反对不切实际的任务分配。
至1959年，谢飞已经在妇联工作整整十年。在这期间，她见证了中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也为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朴素作风，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妇女群众的真实需求，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五、晚年生活与革命精神的传承
1960年，谢飞因长期积劳成疾，被组织安排到北京疗养。在此期间，她开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为党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做出贡献。她将自己在新加坡参加革命活动的经历、长征途中的见闻以及解放后参与妇女工作的经验，都详细记录下来，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1962年春，身体稍有好转的谢飞主动请缨，参与了北京市老干部工作站的筹建工作。她提出要关注离退休干部的生活需求，特别是那些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们的特殊困难。在她的建议下，工作站专门设立了医疗保健科，为老同志提供定期体检和医疗服务。
1963年，谢飞开始在中央党校为青年干部讲授革命历史课程。她将自己在新加坡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长征途中的艰苦岁月，以及建国后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经验，都融入到教学中。她特别强调要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要让年轻一代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
1964年，谢飞参与组织了一次长征老战士座谈会。会上，她和其他女战士回忆了当年女子独立团的故事。她详细讲述了在过雪山时如何照顾伤病员，在过草地时如何互帮互助的事迹。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后来被整理成文字资料，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重要参考。
1965年，已经年过花甲的谢飞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经常到北京的中小学校讲述革命故事，向青少年传播革命传统。在一次讲座中，她带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长征纪念品：一个破旧的水壶和一条绣着红五星的手帕，这些实物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
1966年初，谢飞着手编写《长征女战士回忆录》。她走访了多位幸存的女战士，收集整理她们的口述资料。这项工作虽然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但她收集的大量史料为后人研究长征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谢飞依然坚持为党的历史资料工作作贡献。她将自己保存的重要历史文件和照片整理成册，并写下详细的注释说明。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档案。
1975年，已经年逾古稀的谢飞被安排到干部休养所静养。在这里，她开始写作自己的革命回忆录。她用质朴的语言记录下自己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6年，谢飞将自己珍藏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些文物包括她在新加坡时使用的地下联络证件、长征途中的行军地图、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笔记等，都成为了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实物。她还为这些文物写下了详细的说明文字，记录了每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