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反对态度。他的反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政策观点、文化立场以及个人利益等。

首先，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政策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解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其中，王安石主张通过改革财政制度、增加税收、扩大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来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苏轼认为这些政策过于强调国家的集权和干预，侵犯了地方利益和民众的权益，使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他担心这种改革方式会破坏地方自治和社会秩序，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苏轼与王安石在文化立场上存在分歧。苏轼崇尚古典文化，推崇文人雅士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他认为文化应该以自由、人文和审美为核心，注重文人的自由创作和艺术追求。而王安石的改革倾向更加功利主义，注重实用性和功利价值。他主张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推行新学，重视实际知识和技能。苏轼对这种功利主义文化倾向持有反对态度，认为这样的文化倾向会导致人们追求功利和功名，而忽视了人的内在追求和精神境界。

此外，苏轼的反对也与他个人的利益和政治地位有关。苏轼曾在王安石担任宰相期间被贬谪到地方任职，这使得他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持有一定的偏见。他认为自己的被贬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因此对变法持有强烈的反感和抵制。他通过文章和诗词表达了对变法的批评和抵制，将自己的个人遭遇与政治改革相联系，形成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持续反对。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并非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内容。他在反对变法的同时，也保留了对某些改革措施的认可。例如，他对王安石的推行科举制度和重视实际知识的做法持一定肯定态度。苏轼并非一味地反对变法，而是在批判和抵制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和思考。

总而言之，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源于政策观点、文化立场和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他对变法的反对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担忧集权、批评功利主义文化和对个人利益的关注之下，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