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却并不敏感，充满了韧性。敏感与韧性之间似乎有着一定的辩证关系，需要人们分辨清楚。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认为男子应该承担主要劳动，而且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出现，应该勇敢和坚强，而不应该变得多愁善感，哭哭啼啼。即便到了现在，男子也仍然在适应这样的角色需求，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勇敢，要有韧性，要长期坚持不懈，即便面对生活的困难和磨难，也仍然要面对，要去战胜，而不能退缩或逃避。就好像上战场的大多都是男人一样，要勇敢地冲锋陷阵，倘若临阵逃脱，就算当了逃兵，会被唾弃。而这种意识是统治阶级灌输给人们的，要人们重视男人，尤其要重视作为劳动力代表的男人。古代是农耕社会，统治阶级要保证大量的人成为农民，才能让农民源源不断地供给统治阶级钱粮。有粮食就不怕闹饥荒，也不怕打仗，而没有粮食，一个国家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男人一般要刚强，不能太过于敏感，或者说要有强大的韧性，即便长期忍受奴役和剥削，也仍然要忍受，而不能反抗。倘若男人非常敏感，遇事就多愁善感，或者遇事就要反抗，很容易损伤自己，也很容易损伤别人。统治阶级要求社会平稳发展，而不是通过暴力夺权发展，也不是通过暴力进行改革。越是这样，越要很多人成为农民，而且让他们有强大的韧性。当农民有了强大的韧性，也就认命了，也有了强大的耐受性，并不容易反抗，只有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才会变得异常敏感，才会想到反抗。

女人似乎天生比较敏感，会专注于细小的事物，专注于事物的细节，而不会太专注事物的粗枝大叶。女人的这种喜好和男人大相反，男人大多注重事物的外貌、形状、大小、功能等等，却并不会注重事物的颜色和风格之类的东西。女人是否比较敏感，会专注于事物的颜色和风格之类的东西，以至于很多女人都喜欢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的颜色在变化，风格也在变化。女人不喜欢搞建筑，不喜欢搞物理学的一些东西，而男人却喜欢搞这些东西。女人喜欢搞文学，似乎天生比较敏感，形诸文字，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女人并非没有韧性，很多女人都能够长期忍受艰苦的生活，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甚至有的女人经常遭遇家暴，却不离婚，受苦一辈子。还有的女人长期在社会底层挣扎，干很多活挣的钱却并不多，却能够十年如一日地生活下去，还能够养活几个孩子，本身就足见其伟大。是生活折磨了她们，让她们变得韧性十足，而不是特别敏感。

敏感性与韧性的交汇处，实际上是结构与个人各自责任的分水岭。恰到好处的敏感性，可以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同时为个人保留积极奋斗的空间，而过度的敏感性则会使社会在追求“零冒犯”的极端理想中失去活力，并剥夺个人施展韧性的机会。有人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就会立刻想办法申诉，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长期忍受。倘若人人都能这样，那么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将会提前到来。但有一部分人有着古代农民的韧性，长期忍受奴役和剥削，就认为这种奴役和剥削是正当的，因为挣钱就要忍受奴役和剥削，不然就挣不了钱。资本总是要雇佣劳动力，也总是要压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对雇佣的人实现奴役和剥削。在资本进入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人们要想接受资本的雇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便被奴役和剥削，也要忍受变，得有韧性，而不是和资本家讨论工资问题，不然就会被开除，找不到好工作，连一般的工作都不能胜任。倘若人人都能联合起来，尤其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有一定的敏感性，遇到不公正待遇就要立刻反抗，那么社会将会变得公平公正。而每个人都敏感过度，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追求“零冒犯”，没有一点韧性，就会弄得社会矛盾尖锐，甚至纷争不断，官司不断，也弄不出是非曲直，混淆了对错，最终弄成一地鸡毛。

人保持一定的敏感性是对的，尤其保持一定的感性，但要保持理性的思维方式，会用理性来分析一些事物，而不是沾火就着。当然人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是需要想办法解决的，而不是长期忍受。但人们会衡量解决问题的成本，倘若解决问题的成本太大，就不去解决了，而是要忍受，当他们长期忍受以后，就会默认为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忍受也是应该的。工人面对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就是这样，培养了长期忍受的韧性，却不太具有反抗的敏感性。农民也是如此，长期种地，就会有一定的韧性，当然有利于社会和谐，但对于自身权益的争取却不一定是好事。用弗拉斯珀勒的话来说，过度的敏感性相当于要求结构“代替个人来做事”，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结构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获得通过自身奋斗和韧性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

人们应该探讨敏感源的问题，探讨自身为什么对某些事物敏感，是否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是不是具有片面性。人们还应该关注韧性是否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凭借功利主义思想来衡量韧性。人应该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同时应该有一定的韧性，但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有韧性，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就要立刻维护，以免长期忍受，就被视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