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共和”一般指的是“共和行政”。这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发生在公元前841年。以下是相关介绍：
• 历史背景：西周时，周厉王残暴无度，他推行的政策导致人民生活困苦，同时压制民众的言论，使得“国人谤王”，最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 事件经过：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爆发，周厉王逃离镐京。在周厉王出逃之后，政权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期，于是出现了两种说法：
• 二相共和说：传统正史的说法是，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 共伯和执政说：以《竹书纪年》、《世本》等别史记载，是共伯和被国人拥立，代行天子事。共伯和是共国的君主，在厉王时期有一定的影响力。
• 历史意义：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事件使得中国的历史纪年有了明确的起点，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时间依据。共和行政也是中国历史，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的历史年份记载较为模糊，缺乏确切的纪年。
共和行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纪年方面：
• 确切纪年的开端：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国历史的年份记载较为模糊，只能依靠考古文物等进行大致推断，准确性不足。共和行政之后，中国的历史纪年有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准确的时间框架，使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2. 政治制度方面：
• 提供了新的政治模式借鉴：共和行政期间，由大臣共同执掌政权，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这种多人共治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选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政治制度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 对统治阶层的警示：国人暴动引发的共和行政，展示了民众的力量对政权的影响力。这对后世的统治阶层起到了警示作用，促使统治者更加关注民生、倾听民意，以避免因民怨沸腾而导致政权的不稳定。
3. 文化思想方面：
• 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发展：在共和行政期间，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得不同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机会。一些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可能在这个时期得到传播和发展，为后来的思想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例如，这一时期的经历可能对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 增强了历史意识：共和行政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得人们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更加重视。史官开始更加系统地记录历史事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培养了中国人重视历史、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
4. 国家认同方面：
• 强化了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尽管共和行政时期周王朝的统治面临一定的危机，但这一事件也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在共同应对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各阶层的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可能得到增强，为后来中国历史上不断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管鲍之交：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起初，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后来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深知管仲的才能，向齐桓公举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任用管仲为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这个故事体现了鲍叔牙不计个人得失，与管仲共同为齐国的繁荣努力，两人之间的友谊以及合作精神被传为佳话，也从侧面反映了一种和谐共处、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的理念，与“共和”所倡导的合作、共同治理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历史上与“共和”相关的主要典故是“共和行政”。以下是具体介绍：
• 背景：西周时期，周厉王在位时施行暴政，他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平民入内樵采渔猎，这严重触犯了各阶层的利益，导致民怨沸腾。同时，周厉王还派卫巫监视民众，对有不满言论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使得国人敢怒不敢言。
• 经过：公元前841年，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大规模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被迫逃离京城，逃到了彘地。而此时太子静躲在召公虎家中，造反者得知后围住了召公虎家。召公虎为了保住周王的血脉，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了出去，真太子静得以被保护下来。
•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周朝东边的诸侯卫武公带兵赶到了镐京。于是召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奴隶主贵族会议辅政。因为卫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共（今河南辉县），因此又称共伯和。共伯和与贵族会议共同执政十四年，这段时间历史上便称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开创了中国历史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
共和行政时期的政治制度有以下特点：
1. 多人共同执政：
• 权力主体多元化：主要由周定公、召穆公等大臣共同执掌政权，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单一君主的统治方式。在共同执政的情况下，各位大臣可以相互制约、相互协作，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决策的片面性和独断性。例如，在处理国家事务时，重大决策需要各位执政大臣共同商议、达成共识后才能推行，使得决策过程更加审慎。
• 职责分工相对明确：虽然是共同执政，但各位大臣可能也有一定的职责分工。比如周定公可能在政务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承担较多责任；召穆公或许在军事、治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不过，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具体的职责分工细节并不十分清晰。
2. 决策注重民主协商：
• 倾听各方意见：共和行政期间，国家的决策更加注重民主元素，大臣们会广泛听取国人的意见。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表达自己观点和诉求的机会，他们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比如在制定一些涉及民生的政策时，大臣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国人的看法，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需求。
• 集体讨论决策：对于重大事务，执政大臣们会进行集体讨论，充分权衡各种因素后再做出决策。这种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助于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且，在讨论过程中，不同大臣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协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决策方案。
3. 对原有政治制度的延续与调整：
• 保留部分周朝旧制：尽管处于共和行政时期，但周朝原有的一些政治制度和机构仍然得以保留。例如，宗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传承和分配。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方面，虽然可能因特殊时期有所调整，但仍然遵循着一定的等级制度和传统规范。
• 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由于周厉王的出逃，周天子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大臣们的权力相对得到了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在共和行政时期逐渐转变为以执政大臣为核心的临时权力架构。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完全颠覆周朝的政治制度基础，而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
4. 强调法治与秩序维护：
• 法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加强了法治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例如，对于违反社会秩序、侵犯他人权益等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标准和执法程序，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 秩序维护的重视：在共和行政时期，维护社会秩序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执政大臣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治安管理，打击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对于社会矛盾和纠纷，也积极进行调解和处理，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升级，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共和行政时期的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诸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制度模式方面：
• 多人共治模式的启示：共和行政时期大臣共同执政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模式借鉴。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每当君主年幼、昏庸或政权出现危机时，多人共同辅政或摄政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西汉时期霍光等大臣辅政年幼的汉昭帝、东汉末年董卓擅权时的多人共同参与朝政等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与共和行政的本质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这种多人共治模式的影响。
• 权力制衡思想的萌芽：这种共同执政的方式体现了一定的权力制衡思想，对后世政治制度中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产生了启发。后世的政治制度设计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如三省六部制中，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这与共和行政时期的权力制衡理念有一定的渊源。
2. 政治决策方面：
• 民主决策观念的影响：共和行政期间重视民主决策，大臣们会听取国人的意见，这种做法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一些明智的统治者会重视民意的收集和听取，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百姓的需求和意见，以便更好地制定政策。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强调“民为邦本”，善于纳谏，广开言路，让大臣们充分发表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共和行政时期民主决策观念的影响。
• 集体决策传统的形成：共和行政时期的集体讨论决策方式，为后世政治决策中的集体决策传统奠定了基础。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很多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朝廷大臣们的集体商议和讨论，这种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且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3. 历史纪年与历史编纂方面：
• 确切纪年的开端：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框架和重要的时间节点。自此以后，中国的历史记载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使得历史事件的记载更加准确和系统，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许多重要的编年史，如《史记》《资治通鉴》等，都以共和元年为重要的时间起点进行历史叙述和编年。
• 历史意识的强化：共和行政这一事件的明确纪年，使得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也强化了后世对历史的重视和研究。这种对历史的重视和传承，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政治思想方面：
• 对君主权力的反思：共和行政的出现，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挑战和反思。这一事件让后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君主权力的限制和监督问题，推动了政治思想的发展。例如，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君主应当以民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共和行政时期民众力量的一种认可和思考。
• 为政治改革提供借鉴：共和行政的实践证明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可行的。这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勇气，让人们认识到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现有的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关于“共和行政”，主要有以下古籍有所记载：
1. 《史记》：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对“共和行政”有明确记载且影响力较大的古籍。《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这是传统说法中认为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的重要依据。
2. 《竹书纪年》：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竹简《竹书纪年》对“共和行政”有不同的记载。其记载为“共伯和干王位”，也就是认为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职。古本《竹书纪年》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亡佚，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辑校，成为研究的基础书籍。
3. 《左传》：《左传》中虽未对“共和行政”进行系统详细的记载，但在相关事件的叙述中有所提及，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的记载，可作为对这一时期政治情况的一种侧面反映。
4. 清华简《系年》：2008年清华大学受捐的一批战国中期的竹简中，整理出的《系年》这部史书对“共和行政”也有记载。其记载与《竹书纪年》有相似之处，提到“至于厉王，厉王大瘧于周，卿士、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
这些古籍对于“共和行政”的记载存在差异，也引发了后世对于“共和行政”具体情况的诸多讨论和研究。不过它们都为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