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众所周知，华夏古代封建王朝更迭频繁，国祚最长的唐朝也不到300年，概因王朝初建之时的秩序一般都是根据王朝初期的发展状况而设定的，随着王朝的演化和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各项制度愈发僵硬，王朝的秩序必然会受到各种矛盾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王朝若要续命，就得顺应潮流，力行变法革新，比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等。

变法虽好，可要想变法成功，着实太难，且不说变法内容是否能满足新形势的需求，单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棘手，毕竟人心思安，而变法的不确定性又太多。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前后折腾了10多年，最终因为“人”的原因而破产，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众多大师级人才都没能落个好，其中不光有支持变法的，还有反对变法的，不分敌我，全都被毁。

王安石画像

1、复古之志，与帝俱锐

公元1067年，宋英宗赵曙去世，20岁的太子赵顼（xū）继位，是为宋神宗。赵顼打小就“慨然兴大有为之志”，他每次想到先祖在边事上的“吃瘪”，就会滋生出一种“雪数世之耻”的斗志。在许多大臣眼里，他是“幸运儿”，因为他的父祖给他留下的是美好的“仁宗盛治”，然而他却乐观不起来，外有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内有相当危险的财政困局，他甫一上位，就从财报上看到“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这8个大字，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赵宋王朝已经堕入衰世，他很难心安理得地像他的父祖一样安静地当一个守成之君，他必须肩负起变革的历史使命。有鉴于此，他积极寻找和他一样热血的辅弼之臣，要说也是风云际会，他很快便和王安石相遇了，王安石告诉他，要想中兴，唯有“变风俗，立法度”，此话让他顿生“知音”之感。公元1069年，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君臣相得

王安石的变法比早前的“庆历新政”更为全面，从经济、民政、教育到军事等各个方面皆有新法出台，比如青苗法和将兵法等。这些新法一经颁出，整个赵宋王朝大受震动，进而引发百官的分立，毕竟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都不一样，有人支持变法，同样会有人反对变法，支持变法的就算是变法派，反对变法的就算是保守派。就在王安石干得风生水起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司马光跑到洛阳悠哉游哉去了。

司马光明面上是潜心于编撰《资治通鉴》，可实际上他却是在磨砺和等待，他原本和王安石一样也动不动上疏求变法，可他却没有成为赵顼推行变法的第一人选，概因他主张的变法核心是朝廷节流，百姓富足，而王安石则主张的是朝廷开源，国朝强盛。不过公归公，私归私，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开始还是不错的，史载他俩曾经和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就是不知道随着变法的不断扩大化，他俩的关系还能如故吗？

王安石变法

2、发政累名，公是丧朋

司马光为了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频频给他写信，洋洋洒洒数千字。王安石每次都会及时回信，其中便包括闻名于世的《答司马谏议书》，他在信中会对司马光的种种观点进行批驳，比如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是有数的，不是在朝廷就是在民间，朝廷如果求富，必然就是与民争利，他则回复道，天地财货并非定数，而是变数，改革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把蛋糕做大，最终实现“不加赋而国用饶”。

分歧越大，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则越远。公元1071年，保守派的吕诲（时任御史中丞，司马光的同道好友）因强烈反对新法而被罢免官职，不久后抑郁而终，弥留之际不忘鼓励司马光坚定信念，与变法派抗争到底。变法越深入，阻力则越大，王安石的日子就像吕诲所期待的那样愈发难过，不光是保守派的对抗，还有来自皇帝的压力，皇帝虽说支持变法，但也会出于皇权稳固的考虑而约束变法派的权力。

《答司马谏议书》中的辩驳概况

公元1074年，天下大旱，不少人拿天灾做王安石的文章，而赵顼对王安石也有些忌惮，故而罢免了他的相位。翌年，赵顼出于朝局需要，又复了他的相位，可惜时局已经今非昔比，王安石举步维艰，没多久就主动辞去相位，到江宁养老。虽说王安石离开了，可变法还在继续进行，且卓有成效，史载宋神宗时期的岁入达到了宋仁宗时期的1.6倍，乃至后面宋徽宗的“大败家”也基本是“败”的变法遗产。

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朝局上却是失败的。就连王安石、吕惠卿、文彦博和司马光这样的宰执之臣都在宦海中互相倾轧，更何况其他大臣。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主人公苏轼被下了大狱，不少大臣纷纷和他撇清关系。时任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虽和他素未谋面，但是深知他的为人，慨然站出来为他说话，结果黄庭坚被处罚金，他则被贬黄州，在那里，他写出了很多名篇，在仕途之外实现了人生超脱。

苏轼的坎坷仕途

1、元佑相业，旋乾转坤

公元1085年，赵顼病逝，继位的是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后来的宋哲宗）。因新君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赵顼之母）临朝听政，而她一向对变法深恶痛绝，早在宋神宗时期，她就多次力劝皇帝中止推行新法。她甫一掌权，便召司马光回朝担任宰相。司马光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即将到达人生终点的时候重返朝堂核心。虽说他在相位待了不到1年半就病逝了，可他在最后的时间里全面推翻了王安石的各项变法内容。

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制定的众多新法中的确存在一些欠考虑的新法，可这并不是说所有新法都是错误的。此时重新受到朝廷重用，一路高升为知礼部贡举的苏轼就很反感司马光的“不明事理”，多次上疏请求朝廷不要因噎废食，可司马光等人压根就不搭理他，气得他回家大骂“司马牛”。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得知饱受好评的“免役法”被废除的消息后也气倒了，不久后郁郁而终，3个多月后，司马光亦病逝。

司马光画像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两大巨头虽然都去世了，可朝堂上的新旧之争并非停止。公元1089年，也就是他俩去世的3年后，保守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车盖亭诗案”，此时距离“乌台诗案”刚好10年，也是风水轮流转了。此案是保守派借着前任宰相蔡确（属变法派）在安州车盖亭（位于今湖北安陆）写的一组绝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说蔡确是在影射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结果自然惹得太皇太后雷霆大怒。

保守派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堪称是北宋立国以来的最大一次文字案。案件主角蔡确被贬到新州（位于今广东云浮），当时岭南开发程度较低，且赵宋一向优待士大夫，像这样的处罚绝对是重罚中的重罚了。就连一些保守派大臣都看不下去，为蔡确求情，可惜太皇太后心意已定。当时的宰相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属保守派）预言道，“吾侪止恐亦不免耳”，意思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贬岭南。

宋神宗的母亲画像

2、熙丰之政，灿然再新

保守派和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的激烈斗争中，所有人的视线都放在了对手身上，却忘了宋哲宗赵煦的存在，他才是赵宋王朝的NO.1。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病逝，赵煦正式开始亲政，他第一时间宣布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接着罢夺保守派领军人物范纯仁和吕大防的相位，让变法派的领军人物章惇和蔡卞接任，一个新的轮回自此算是启动了。变法派在赵煦的支持下，对保守派进行各种清算。

当年备受攻讦的王安石得到了配享神宗庙的待遇，而那些已经逝去的保守派大臣则没有这么好运，基本全都被追贬或剥夺恩封了，甚至连司马光等人的坟墓都差点不保。公元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轼再度被贬到惠州，差不多这个时间，文坛巨匠秦观和黄庭坚等人也纷纷遭贬，史载变法派在审查黄庭坚参与编撰的《神宗实录》时，从中挑出了上千条对神宗不敬的“证据”，虽朝廷迫于压力，再三复核，但依然定下了32条。

黄庭坚被贬岭南宜州

没多久，黄庭坚进一步被贬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他的亲朋好友为他的遭遇而悲伤不已，可他像他的老师苏轼一样云淡风轻，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任运堂”，其意是说任它潮起潮落，他自巍然不动，照样潇潇洒洒，喝着小酒，写着诗词。在他们这些人的文字面前，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反倒成了力量源泉，不断烘托宋词的强大感染力。公元1100年，未及而立的赵煦英年早逝，因他无后，皇位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由于变法派内部生隙，部分保守派大臣被短暂放还，期间著名词人秦观病逝于归途，翌年，文坛宗师级的苏轼亦病逝于常州。后来，变法派出身的蔡京跻身相位，他推出了“元祐党人碑”，将已逝的司马光、秦观和苏轼等人，以及在世的晁补之和黄庭坚等人全都列入“奸党”。黄庭坚因此又被贬到宜州（今广西河池），在那里，他不光写下了一生中最好的词作之一—《虞美人·宜州见梅作》，还留下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蔡京搞的“元祐党籍碑”

自王安石开始变法后，北宋朝堂上围绕新法的施行与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随着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理念之争逐渐变成了权势之争，可以说直到靖康之变前，北宋朝局的所有动荡均可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不好。

相反，王安石变法无疑是极富胆略的，要不然梁启超先生也不会将王安石和克林威尔相提并论。只可惜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吕惠卿、秦观、黄庭坚、蔡确、晁补之、张耒、沈括、章惇、蔡卞、曾布、文彦博、吕公著、苏轼和苏辙等一众大咖因此而命运多舛，未能发挥出全部的光和热。

参考文献：

《宋史》

《王安石传》

《宋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