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深切的表达了子女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在这个世界上，父母无疑是最能尽心竭力毫无顾忌的帮助你的那个。

在和平时期如此，在战争年代也同样如此。

在革命岁月里，有一位名叫张越霞的前辈，她是博古的第二任妻子。她便用伟大的胸怀，为我们展现了母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一面。

张越霞的人生可以说是历经坎坷，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空难，或许她的后半生会完全不同。

1910年，腐朽不堪的清朝已经行将就木。内忧外患之下，盘剥更甚，百姓的生活也是惨不忍睹。

这一年，张越霞出生于浙江浦江县城北的一户贫苦人家里。少时的她，甚至因为贫困差点沦为童养媳，好在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得到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小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浦江县高级小学，但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年轻的她也备受鼓舞接受了新思想，便组织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斗争活动。

结果，她却被胆小怕事的学校开除了。

之后她历经坎坷，在1926年成为了浦江县蚕桑讲习所的一名教师，有了第一份稳定工作。虽然之前因为抗争而经历了被开除的事情，但她并未灰心丧气，16岁的她果断决定入党，成为了当时组织里最年轻的党员。

两年后，她凭借出色的办事能力进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组织安排她在中央秘书处陆续担任了文印、内部交通、警卫等工作，她也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

1931年6月，意外突然发生。高级干部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并向敌人供出了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很快特务搜查了所在地，张越霞来不及撤离，被敌人抓住。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坚守初心、守口如瓶。敌人反复讯问，实在问不出线索，又无实证，只好在保释下把她放了。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并不是她唯一一次牢狱之灾。

三年后的1934年11月，她再次被敌人抓住。但这次却不同了，上次敌人没有证据，无奈之下放了她；可这回有叛徒在敌人面前指认了她，可谓是“铁证如山”。然而即便如此，她仍是守口如瓶，最终她也被判7年有期徒刑。

不过又三年后的1937年7月，日寇在卢沟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而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全面抗战的呼声高涨，我党也发表了关于联合抗战的决意。面对全国的批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最终被迫同意暂停内战，决定联合抗日一致对外。

作为双方合作的谈判条件之一，一些此前因为迫害而锒铛入狱的党员也被释放。而张越霞也赫然在列，在她出狱后组织随后安排她去长江局组织部担任组织干事，而该组织部的领导人是博古。

相比于其他同事，她的文字功底更好，也总能帮到博古，时间长了，两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1940年，经过组织的批准，她和博古正式结为夫妻。

必须要提及的是，之前博古曾经结过一次婚，妻子是刘群先烈士，在刘群先去往苏联时（1939年）二人离婚，并留下了5个孩子。刘群先此后（1942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牺牲，这自是后话。

面对这份沉重的负担，张越霞却并没有拒绝，反而是任劳任怨的担负起了养育这些孩子的责任。之后，她与博古又有了儿子秦铁。

两个人养育6个孩子，其中辛苦可想而知。

然而在1946年4月8日，一场飞机事故却改变了张越霞的一生，丈夫博古和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重要干部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的时候，中途飞机突然失事，坠毁在山西兴县黑茶山。

事后经过调查，得知此事是军统特务所为，博古当时只有39岁。她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 4000字的悼念文。

此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有同志建议她改嫁，因为当时她只有36岁，还不算高龄，改嫁并不难。而且她工作能力也很强，是一位优秀的同志，不难找对象。

但她表示博古留给她6个孩子，改嫁了孩子们怎么办。她坚决的表示，一定要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让孩子们继承遗志。这份责任心让不少同志都很敬佩，大家也就不再向她提改嫁的建议了。

新中国成立后起初国家实行供给制，张越霞6个孩子的学费和衣食住费用由国家负责，生活虽然劳累但负担6个孩子也算没有问题。

但之后国家经济面临困难，无论是职工还是干部都改成了薪金制。尽管此时的张越霞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算来算去，工资还是没办法养活6个孩子，遑论要知道家中还有老人需要赡养。

无奈之下，她只好去找了博古的老朋友，当时正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帮忙。杨尚昆了解情况后，当场表示烈士子弟肯定要管，于是想办法为这6个孩子申请了补助，每个孩子每个月能领到20元生活费。

后来国家又给她发了一笔稿费，这是博古生前著作译著的稿费，大约1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可在领到稿费后，她找到组织把孩子们领的生活费退了，不再领取组织上的相关补助。

她的六个孩子里除了老大秦刚因为疾病早逝，其他五个都在她的培养下长大成才，或者成为了教授，或者成为了司长、船长，她一生不仅在政府工作中作出了很多贡献，更担当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1979年，69岁的张越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