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朝鲜与琉球两国，有着较为悠久的交流与互动渊源。

在琉球浦天城址中，发现了刻有“癸酉年高丽瓦匠造”字样的瓦片，这一物件的出土，证明朝鲜与琉球至迟于13世纪左右便有人员往来。

文献所见的两国官方交往开始于洪武二十二年，其年八月，琉球中山王察度之子玉之奉命出使，送归被倭寇掠去的高丽人，并献上硫磺、苏木、胡椒、甲胄等物产。

高丽方面起初有所忌惮，但辛昌王认为远人来贡应命其入京慰劳，于是遣陈义贵前往迎接，并派出金允厚、金仁用携带回书礼物前往中山。

次年，察度再度派遣玉之随金允厚使团来到高丽，奉献土产并刷还37名被掳人员。此次交往，开启了两国正式遣使往来的序幕。

1392年，高丽恭让王遭到废黜，同年七月，李成桂在郑道传等人的劝进下即位，并将这一行动报告给明太祖，并于十一月获得明太祖旨意回复，立国号为朝鲜；

1406年，巴志起兵击败中山王武宁，1416年灭北山国，1425年正式接受明朝册封成为中山王，1429年又擒杀南山王他鲁每，统一三山，1430年接受明朝册封，赐国号琉球与王姓尚，正式建立琉球国，开启第一尚氏王朝。

两国先后完成政权交替后，双边关系依然蓬勃发展，此后直至17世纪，两国一直保持着活跃的联络。

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在其著作《中世对外交流史》中，将朝、琉关系依照其交往内容分为四期：1389年至1423年，两国交往主要围绕倭寇问题，交往内容主要是被掠俘虏的送还；

1429年至1468年，对马、博多商人开始成为朝琉贸易的中介，其名目也转变为漂流民的送还，同时琉球开始向朝鲜索要佛经；

1470年至1494年，对马商人开始伪装成琉球使团，携带南海货物与朝鲜贸易，这引起朝鲜方面的警惕，也导致朝琉关系一时中断；

1500年，琉球终于在排除一切中介与障碍的情况下与朝鲜进行直接通交，但船员中琉球人比例依然不高。

田中氏的观点完全将朝、琉关系放在日本对外关系的视角加以看待，并未考虑到朝鲜与琉球通过中国开展交流的情况，甚至不曾注意两国之间的国书传递与礼物赠送，因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台湾学者徐玉虎着眼于琉球王室的外交文件存档《历代宝案》，对其中保留的 19件朝鲜国王与琉球国王往来文件做了整理，认为“琉球与朝鲜两王国之交往， 与琉球同其他国家进行直接交往不同。

彼等则采间接方式：最初阶段，系采取由倭奴对马商舶作中间者，嗣后因倭奴向外侵略，则改以明朝北京作为中间站，双方咨文与礼物之交换，均由双方派遣入明使臣带至京都交换，然后待使臣事毕带回本国。

至于海难之双方人民，亦由北京或福建布政司处，顺搭贡船回国。”开始注意双方在北京的互动，但对于双方的直接交流仍然缺乏认识。

洪武年间，明廷赐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其带去了先进的航海与造船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琉球的航海水平业己获得一定提升。

1443年，朝鲜领议政申叔舟编写《海东诸国记》其中就有《琉球国纪》一篇，其中称琉球“自察度始遣使以来，相继不绝，进方物甚谨。或直遣国人，或因日本人商贩在其国者为使”“多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我国。”

且对两国之间的航路有着清楚的记述，可以作为琉球船只航海能力的一定佐证。

《中山世谱》也记载，成化三年丁亥，琉球尚德王“遣使往朝鲜，呈进鹦鹉、孔雀等物。使者回日，朝鲜王李蹂仍以方册藏经，亦托使者带回。进王，王大喜，以为护国之宝”。

说明此一时期，朝鲜与琉球的双边往来大多都是直接指派使臣前往他国进行礼物赠送等友好性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福建师范大学李郭俊浩的论文《明代琉球与朝鲜关系研究》，对两国246年内68次使节往来做了整理，认为两国交往总体保持连贯。

自永乐二十一年开始，朝鲜受到日本对马、九州商人冒充的伪使团问题困扰，令其一度中止与琉球的直接往来。

嘉靖九年，朝鲜中宗将漂流至朝鲜的琉球人经由北京送回，缓和了两国关系，并开启了两国通过北京进行接触的新机制，此后百年间，许多重要信息的传递以及难民的遣返均通过这一管道开展。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日本萨摩藩出兵侵攻琉球，掠走尚宁王，后虽被放回，但琉球自此被迫屈从于萨摩藩的管理，对外交流受到严格控制，加之明末政局动荡以及后金的崛起，朝鲜与琉球的往来逐步走向终结。

此一种归纳，较之前者显得更为准确。1609年，琉球被萨摩入侵后，在日本方面的授意下恢复了对明的朝贡，同时与朝鲜方面进行的国王间的咨文交换也通过使者在北京的接触得以继续进行。

但随着朝鲜与日本战后关系的逐步恢复，琉球成为日本从属这一事实通过朝鲜派往日本的三次回答使团等途径逐步传输到朝鲜，使得朝鲜与琉球间传统的“交邻”关系逐步消退。

1636年，朝鲜终于向日本派出通信使，两国关系基本恢复至壬辰战争之前的状态。加之1636年朝鲜遭到皇太极侵略，被迫接受清朝册封并与明断绝关系。

两国已无法再通过贡使在北京的接触维持交往，朝鲜与琉球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一段空白期。这一结论对有明一代的朝鲜、琉球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在东亚世界的国家，日本也对朝鲜与琉球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开展贸易，派遣祖阿等人出使明朝，希望获得明朝册封，掌握明日贸易。

1402年，使者携带明惠帝敕封“日本国王源道义”的诏书返回日本，1404年，明、日两国开始进行勘合贸易，这标志着日本也加入了明朝为中心的华夷体制。

但日本加入体制的核心目的，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认同，而是出于贸易上的需要。1585年，羽柴秀吉在政治斗争中获胜，出任关白，次年兼任太政大臣并获朝廷赐姓“丰臣”。

继承织田信长的政治遗产并继续完成了统一日本的事业，同时也展现出对外扩张、称霸亚洲的野心。

统一日本后，其多次透露出对入侵中国的渴望，并要求朝鲜、琉球、暹罗、吕宋、果阿等国家与地区前来朝觐称臣，意图突破以明朝为中心的旧有体系，建立由日本一统东亚的新格局。

为此，丰臣秀吉派遣宇喜多秀家等人，两次率军进攻朝鲜，是为万历朝鲜战争。

虽然这一战争由于朝鲜抵抗、明朝支援以及丰臣秀吉死去等多方面因素而告失败，但这标志着日本实质上已经脱离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创幕府，掌握了日本的实际权力。在尝试重建明日贸易往来的同时，依然保有掌握国际关系的野心。

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派遣桦山久高、平田增宗等，率军三千人进攻琉球，虏获琉球尚宁王。

次年，尚宁王一行在岛津家久引领下前往骏府城，面见德川家康，进献方物。

经过这一过程，日本也将琉球转化为自己的属国，为其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国际体系的愿景提供了信心，也对周边国家的相互交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在观察朝鲜与琉球交往的过程中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明代朝鲜与琉球的交往，分别体现了各自对于发展的需要。琉球位于台湾群岛与日本列岛之间，地处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通要冲。

而“林木朴檄不茂密，厥田沙砾不肥饶，是以五谷虽生，而不见其繁硕也”因而希望通过发展贸易来增强自身实力。

对于朝鲜而言，与琉球的交往可以帮助其掌握倭寇与日本方面的情报，另一方面，朝鲜在两国交往中也或多或少地采用高姿态，将琉球视为小国，而将其使者来访视作“夷人来附”，有意识地以此巩固自身的小中华意识。

当然琉球与朝鲜的交往仍然是在以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进行的，作为藩属国，两国在交往过程中仍然对宗主国的规范加以留意。

如两国来往咨文均使用汉文，纪年也使用大明年号，这既表明两国共同尊奉大明正朔，也体现两国受到中华文化影响之深。

而大明作为宗主国，对两国之间的不威胁自身统治的交往，基本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甚至有意为其提供便利。

总体而言，有明一代的朝、琉交往相对环境较为宽松，政治接触、文化交流、商业往来、人员遣返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