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怎么是你？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鲁僖公八年《春秋》所记载的这句话，不光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会很烧脑，即便是古人，大概也是颇费思量的！
禘是什么？按照古人注释，“禘，大祭也”。禘祭不同于四时之祭，每三年为之一祭。作为大祭，其祭祀地点在太庙，这里祭祀着鲁国开山之祖周公旦。大，即太也。
可见，太庙之祭，非同寻常。在鲁闵公二年，《春秋》第一次记载“禘祭”。原文是“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在这次“禘祭”之后，不久便发生了弑杀鲁闵公的恶性事件，最终导致鲁国大乱，仲庆父、哀姜由于政变失败被杀。而鲁僖公在公子友的神鬼手段下，成为了鲁国乱局中的最后胜利者，登上了鲁国国君之位。
从时间上算，自鲁闵公二年，到鲁僖公八年，正好是九年之期。按照三年一禘的祭法，则九年之内，当有三次禘祭，而鲁僖公八年，正应在第三次祭祀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算法，是把鲁庄公去世的那一年，作为了鲁国三年进行一次禘祭的起始之年。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有鲁僖公八年的这次禘祭。但其实，这种说法是存在缺陷的。这是因为，如果鲁国国君和夫人去世，都进行三年一次的禘祭，则显然鲁国的禘祭，是很难用三年一次的循环来执行的。故而，从情理上看，鲁国人一定会从实际出发，并根据各年所遇之事，视其需要而展开禘祭。只不过，禘祭是大祭，规格高，地点在太庙而已。
《春秋》有常事不书的说法。如果这次鲁国的禘祭，期间无非常之事，就不应该特别加以记录。但这次禘祭，鲁国内部必有争议，以《左传》的解释，争议最大的无过“用致夫人”一事！
那么，“用致夫人”会是一件怎样的事情，乃至于是“非礼”的呢？按照《左传》的说法，是“禘而致哀姜焉”，因此“非礼也”。所谓“用致”二字，按照古文字面含义，应该解释为“杀牲献祭于某某”。因为用字在甲骨文中，特指杀牲献祭。而致，就是献出，这点古今之义相通。
所以，仅从字面上看，“用致夫人”就是杀牲以献祭于夫人。按《左传》的解释，这里的“夫人”，是鲁庄公的夫人哀姜。
但是，杜预却另有一个解释，说“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庙，而列之昭穆。”这一解释大概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哀姜已死八年，如果要“致新死之主於庙”，按惯例，则应该在鲁僖公三年完成，而不应该把时间拖到鲁僖公八年。这是其一。其二，齐桓公安定鲁国，并立鲁僖公为君，鲁僖公自是感激不尽。为此恩情，鲁僖公自然要费尽心机，隆重安葬哀姜的，因此没有道理不给哀姜建庙，并按时“致”其牌位于太庙之中的。所以，这里的“致”，杜预的解释可能是错的。
关于这件事，此年《公羊传》《谷梁传》中倒是另有一番解释。这两“传”所传递的大致意思是，在这次禘祭中，出现了“用不宜所用，致不宜所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存在“以妾为妻”问题。而出现“以妾为妻”问题的根本在于，“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仔细品读，盖其矛头所指，多半在于这里提到的“夫人”。因为，“用不宜所用，致不宜所致”的指示对象，就在于“夫人”二字。那么，这里的夫人，究竟是谁？如果这里的“夫人”是活人而不是死人，是否也能说的通？
当然，按照《左传》的思路，则这里的夫人所指，应该是哀姜，是死人。因此，《左传》才有“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的结论。但显然，哀姜作为鲁庄公的夫人，是明媒正娶来的，不存在“以妾为妻”的问题。因此，这也是对不上号的！
其次，哀姜已经去世八年之久，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鲁国内部也已经实现了大团结，加之齐国当时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对鲁僖公有扶立之恩，鲁国如果继续纠缠哀姜的过往，乃至于扯出该不该给哀姜献祭的问题，不仅不智，也很不值！因而，《左传》中“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的说法，是在纠缠于哀姜是被齐桓公所杀，而非寿终正寝于鲁国。这样的指责，尤其把是否该向哀姜献祭作为礼与非礼的口实，着实令人不解。
所以，《左传》对于“禘于大庙，用致夫人”的解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但是，换个思路，如果这里的“夫人”是指活人，则《公羊传》中的说法，可能更靠谱。因为阅读《公羊传》可知，这里的“夫人”所指并非已经去世已久的哀姜，而是活人，甚至是鲁僖公的新婚夫人。因此，《公羊传》、《谷梁传》中的解释，有可能更接近真实。
比如在何休所注的《公羊传》中提到，鲁僖公本取楚女为嫡，齐女为媵，而大婚之时，齐女先至，并胁迫鲁僖公以齐女为嫡。由于齐国之媵先至而变成嫡妻，就是“以妾为妻”。所以齐女以媵的身份参加鲁国禘祭，告祭祖先，就是典型的“用不宜所用，致不宜所致”。因为，媵的身份低于夫人！在这里，“用”“致”所涉及的，并不局限于献祭的物品和献祭的对象，而是献祭者本身。即鲁僖公的新婚之人。
那么，何休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尤其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在鲁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呢？笔者是比较怀疑的。比如，鲁聘楚女，怎么会以齐女为媵？这里所涉及的，不光齐、楚姓氏不同，不宜相互陪嫁不说，更在于齐、楚分属不同阵营，鲁国国君有什么道理去聘楚女呢？其次，即使以齐女为媵，齐女凭什么能力，又如何能够胁迫得了鲁国君臣呢？其三，如果婚礼上出现胁迫，而鲁国以胁迫便弃楚女，那才是最严重的“非礼也”！何以《春秋》会 避重而就轻呢？
所以，笔者以为，“禘于大庙，用致夫人”中的所谓夫人，其实就是哀姜嫁到鲁国时所带之媵，即鲁闵公的母亲——“叔姜”！而这年鲁僖公之所以会“禘于大庙”，就是因为鲁僖公正式娶了“叔姜”，即这个鲁僖公父亲鲁庄公时的“媵妾”。
从时间上算，鲁僖公八年，也正是鲁僖公娶亲的时间。因为按照前文笔者的推算，如果鲁僖公是在十二岁即位，则到鲁僖公八年，正好就是二十岁出头，是理所当然大婚的时间。同样，在鲁僖公七年秋，即前一年底，《春秋》记载的“公子友如齐”一事，依照古代国君新婚的范式，公子友的这次出使齐国，最有可能的使命就是“聘”，即为了与齐桓公商量鲁僖公的这桩婚事。
根据《春秋》、《左传》对这桩婚事所采取的讳莫如深的态度可知，这桩婚事，乃是鲁国之耻，那是需要避讳的。而正是因为避讳的缘故，《左传》才需要针对《春秋》的这一记载编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来。
本来在鲁国，作为国君的跨国婚事，一般都是《春秋》《左传》大书特书的事件。比如鲁桓公娶文姜，鲁庄公娶哀姜。但读者可以看到，在鲁僖公的婚事上，不仅讳莫如深，而且会故意歪曲事实，这是极不正常的！
其实读者也可以发现，就在这之前，即在鲁僖公五年，《春秋》、《左传》才刚记载了鲁僖公堂弟公孙兹的婚事。记载一个大夫的婚事，而缺失一国之君的婚事记载，这不就是刻意的回避吗？
那么，什么样的婚事，才会让鲁国之人为鲁僖公“讳莫如深”呢？笔者以为，只有“烝”婚，即类似晋献公，卫宣公那样的婚事，即在父亲去世后，把父亲的姬妾纳为己有的一种古代婚姻方式。
其实，对于鲁僖公而言，娶“叔姜”为夫人，是最现实，也是最有政治象征的一桩婚姻。甚至在生育问题上，于鲁僖公而言，也是最为经济可靠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叔姜是有生育能力的。而这种能力，对于古代国君来说，最为宝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对于国君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笔者以为，虽然烝婚方式在古代广泛流行，但在鲁国人看来，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其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在鲁国，人们的伦理意识开始觉醒，感觉烝婚不太符合社会伦理。其二，也许最接近事实真相，即这是一桩在齐国人威胁之下的婚姻，所以鲁国人才需要避讳。而这一点，更能解释《公羊传》中“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叔姜的年龄会有多大呢？假设，在鲁庄公二十四年，叔姜和哀姜是一起嫁到的鲁国，而叔姜当时的年龄就是十五岁，则到鲁僖公八年时，叔姜的年龄至少也在三十三岁左右。这个年龄，要大鲁僖公十三岁左右。所以，笔者推测，在齐桓公去世以后，鲁僖公有可能真的聘过一位“楚女”为妻。而这位楚女，被何休误认为是在鲁僖公八年所聘。
当然，关于“叔姜”即鲁僖公夫人的可能性，间接但更重要的证据在于，鲁僖公的这位夫人，在《春秋》中被记载为“声姜”。声是谥号，多用于女性。“声”这个谥号，与鲁隐公母亲的谥号是一致的。鲁隐公母亲死后被谥为“声子”，她来自宋国，也是做媵出身。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这是鲁隐公元年《左传》的一条记载。也许，鲁隐公元年的这条记载，就是一条可以用在鲁僖公八年的一条伏笔呢。
以《左传》创作的特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