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孙悟空和贾宝玉作比较研究，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实际上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在把“猿”和“人”放在一起作一比较研究而已！这又是怎么说的呢？
孙悟空、贾宝玉剧照
我们知道，文学作为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审美反映的产物，莫不受一定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制约。明清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是形形色色的，而《红楼梦》与《西游记》虽则题材不同，创作方法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却是同一社会思潮中的两座丰碑。
这一思潮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产生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如果说，这种思潮在《西游记》里是体现为“猿的形态”，那么，到《红楼梦》里则体现为“人的形态”。这集中反映在两部作品都把主人公的形象写成具有“童心”的“真人”，并从而寄寓了作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
其一，孙悟空和贾宝玉的个性觉醒，都被作者写成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实际上也就是李贽所说的“童心”。
《西游记》开卷即写“灵根育孕源流出”，与以往取经故事的写法大不相同，作者更动了传统的结构方式，把“大闹天宫”提到全书的开头，而且用了整整七回的篇幅；变更了传统故事的孙悟空的出身，把“老猴精”改成了破灵石而出的天产石猴，并把“灵根育孕源流出”放在开宗明义的地位。
《西游三昧》，张锦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这是别具匠心的。首先，显然是想突出孙悟空在形象体系中的地位，把作品写成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其次，显然是要涤荡取经故事中的孙行者身上的宗教色彩，努力把孙悟空写成神话中的英雄；最后，如前所述，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孙悟空写成大自然的儿子，活脱脱的“自然人”的形象。
这后一点其所以尤为重要，就在于：它把孙悟空身上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平等观念，写成是与生俱有的东西。
《红楼梦》呢？说主人公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其所佩之“通灵玉”是青埂峰下一块“灵性已通”的顽石下凡。瑛是假玉真石。“神瑛”与“灵性已通”的顽石，也就无质的区别。
这类笔墨是否是受《西游记》写“灵根育孕源流出”的影响，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公然宣称“只除‘明明德’外无书”的《红楼梦》，把贾宝玉的“意淫”，亦即萌芽状态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说成是“天分中生成”，是天赋予人的美德，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西游记考论》
程朱理学强调“天命之性”，陆王心学强调“良知”，都是把三纲五常看作是人的本性。《西游记》、《红楼梦》把自由、平等观念写成主人公的天赋，这种对人的天性的看法，是当时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在作者笔端的反映，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显然是同出一源。
李贽的“童心”说是他的抽象人性论在道德观方面的运用，虽然未能作出系统的、正面的、具体的论述，然而它所抨击的目标却是具体的，那就是否定三纲五常是人的本性，而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蚀过的天真纯朴的“童心”，实际上已含有个性的自觉，是把自由、平等观念作为“童心”，作为人的与生俱有的本性来宣扬的。
在文学史上，这种思想和写法，滥觞于《西游记》作者对孙悟空形象的刻画，而成于《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形象的塑造。这就是说，贾宝玉也罢，孙悟空也罢，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具有“童心”的“真人”形象。
《红楼梦考论》
其二，孙悟空和贾宝玉作为具有“童心”的“真人”，实际上是当时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思想代表；他们身上的斗争性和妥协性，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社会势力在反对封建主义人身关系过程中的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
孙悟空与天廷神权统治者的关系及其个人命运虽有前后期的不同，但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天性却始终如一。孙悟空作为“天产石猴”，以他独有的探险精神发现了水帘洞，被群猴推为“美猴王”，在那“仙山福地，古洞神洲”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他却不以此为满足，一想到那暗中还“有阎王老子管着”，“不得久注天人之内”，于是便决心云游海角，远涉天涯，访师求道，“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
孙悟空在学得与天同寿的真功果和七十二变的大神通之后又回到花果山。作为“美猴王”，与群猴的关系仍是“合契同情”，而不是“君君臣臣”；作为“地上妖仙”，并不以为身份卑贱，自称是龙王的“邻居”；太白金星引他参见玉帝，竟口称“老孙”而傲不为礼，以致吓得那两旁仙卿面如土色；官拜“齐天大圣”，亦不以为地位高贵，他与诸天神交游，“不论高低，俱称朋友”。
《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
凡此等等，足以说明孙悟空身上的自由、平等观念是出于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促使他闹了龙宫闹地府，闹过地府又闹天宫。西行路上的孙悟空，尽管被如来佛套上了那个拘束“反性”的紧箍，但他的身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异端”风采。
他腹谤观音，奚落如来，笑骂龙王，到灵霄宝殿查问妖怪的来历，高兴时，对玉帝“唱个大喏”，着恼时，“问他个钳束不严”。凡此等等，足以说明孙悟空对天上神权统治者始终保持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以为自己比他们卑贱些。
与孙悟空相比，自由、平等观念在贾宝玉身上是发展了，也深化了。如果说，这种观念在孙悟空身上基本上还只是一种自在的意识，比较浅显地焕发为一种朴素的个人奋斗的精神，尚未形成一种独具风貌的社会伦理观念，那么，到贾宝玉身上已发展为一种自为意识，比较深刻地转化为一种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观念的雏形。
《红楼管窥：张锦池论红楼梦》
从人生哲学上说，集中地反映为贾宝玉的“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的处世态度，把封建主义的尊卑贵贱观念作了颠倒，这种颠倒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
从政治思想上说，集中地反映为贾宝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公然抨击作为三纲之首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教义，乐于成为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人。从婚姻观上说，集中地反映为贾宝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
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市民的阶级代表人物马丁·路德时，曾深刻指出：“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孙悟空和贾宝玉作为当时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思想代表，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
孙悟空的政治态度始终具有二重性。敢于“大闹三界”，这是他的斗争性；两次接受玉帝的“招安”，这是他的妥协性。“情愿修行”，摩顶受戒，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是他的妥协性；一路上扫魔除怪，在唐僧面前我行我素，而所扫荡的魔怪又大多是以三界的神佛为后台的，对此勇于奋起千钧棒，视唐僧的说教如云烟，这又是他的斗争性。
《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假如说，“大闹天宫”写出了他斗争中有妥协，那么，“西天取经”则写出了他妥协中有斗争。既有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其主导面，前期是斗争而后期是妥协，这便是孙悟空与天廷神权统治者的基本关系。
这种关系，反映了孙悟空前后思想性格的内在统一性，也反映了“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两个故事的主题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贾宝玉的政治态度也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一方面，他十分憎恶封建礼法；另方面，在人前却礼数周全。一方面，他坚持婚姻自主，与林黛玉结成了死生不渝的爱情，把家世利益置于脑后；另方面，却把与林黛玉的亲事寄希望于封建家长身上，并且最后还是与薛宝钗成亲。
一方面，他想解放怡红院的奴婢；另方面，却寄希望与虎谋皮，幻想贾母能额外开恩。一方面，他以《芙蓉女儿诔》的写作，作为对封建主义的亲权和孝道的一种强烈挑战，其措词之激烈，实堪称是一篇讨伐封建正统势力的檄文；另方面，在作了一番一字一血的认真声讨之后，却又深藏馀愤而一丝不苟地去做晨昏叩省去了。
《西游记导读》
凡此等等，这种斗争性与妥协性，明显地反映了贾宝玉在与封建势力斗争中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
孙悟空与贾宝玉的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历史地、真实地、典型地概括了当时的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阶级特征：他们的自由、平等观念既是作为封建主义人身关系的否定物而出现的，同时又因其还十分稚嫩而在政治上不能不绕封建统治阶级之膝以行。
其三，尽管孙悟空与贾宝玉都是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然而随着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在他们身上的消长却呈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状态。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位天才作家由于时代不同，对于“童心”的态度是同中有异。
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只知率性而行，要求自由、平等，直到想与玉皇大帝轮流做庄，并不存在什么君君臣臣、尊卑有序之类的思想。可一到取经路上，随着行行重行行，尽管对自由、平等的内在要求依然存在并时有表现，但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及忠孝节义观念，却在他的身上从无到有并日见增浓。
《中国古典小说心解》
比如，他曾这样责备那横遭黄袍老怪蹂躏的百花羞公主：“你正是个不孝之人。盖‘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故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
又如，他曾这样以火眼金睛察识那乌鸡国侵占龙位的妖魔：“若是真王登宝座，自有祥光五色云；只因妖怪侵龙位，腾腾黑气锁金门。”再如，他还曾给车迟国国王开过这样的治国药方：“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这些观念，都是“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贾宝玉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标志是由抱憾金钏儿的惨死和同情蒋玉函的逃出忠顺王府而导致他的挨打。这使他从严父的道貌上看出了狰狞，从奴隶们的反抗中发现了曙色，那封建家族传染给他的贵族公子的纨绔习性和暴戾脾气也由此而为之一扫。
《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
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由抄检大观园及其所造成的晴雯之死而激发出他的《芙蓉女儿诔》的撰写。这使他又从慈母的笑脸上发现了血污，认识到同是“巾帼”却有“鸠鸩”和“鹰鸷”之别，在他的心灵深处实质上已经撕掉了那封建宗法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第三个阶段，在曹雪芹的笔端其标志当是贾府的被抄和林黛玉之死而使他陷于“贫穷难耐凄凉”的悲苦境地。
这使他又从佛面常笑的老祖母的牙缝中发现了人肉的肉丝，从锦衣卫的刀光剑影里看清了地主阶级的那种“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丑态，并从而促成了他割断了自己对封建主义的社会人生的系恋。与孙悟空相反，贾宝玉是随着其思想性格的发展，于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中越来越坚定地要求摆脱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对自己的影响和束缚。
贾宝玉来自太虚幻境，最后又回到太虚幻境；孙悟空来自花果山，最后却未回到花果山。西行路上的孙悟空不是曾嫌花果山有“妖气”吗？
足见《西游记》的作者实无意于把花果山写成孙悟空的落伽山。他心目中的真正理想世界是玉华国，这个体仁沐德的王道世界。《红楼梦》的作者心目中的真正理想世界是太虚幻境这个“天不拘兮地不羁”的自由天地。
《红楼十二论》
由此可见，孙悟空的来自自然而最后走出了自然，贾宝玉的来自自然而最后又返归自然，这二者的不同集中地反映了两位天才作家的社会理想的不同。
虽则两位作家都把“童心”看作人的天赋，认为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要求是种合理的要求。然而，《西游记》作者同时又认为：人的“童心”应该接受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种制约，否则便会发展成无“法”无“天”。
这是折衷主义的态度。所以他对自称“齐天大圣”的孙悟空是欣赏，而对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是颂扬。欣赏并不等于完全肯定，而颂扬则是最大的肯定。《红楼梦》作者不仅不主张把人的“童心”强行纳入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种框框，倒主张打破这个框框让它获得自由发展。
这是一种社会改革者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作为“富贵闲人”的贾宝玉不乏批判，而对作为“混世魔王”的贾宝玉却诸多肯定。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打破那个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框框而使人的“童心”获得自由发展呢？时代又使他交了白卷。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张锦池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一言以蔽之，孙悟空和贾宝玉都是孕育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具有“童心”的“真人”。但，如果说孙悟空是尚处于胎儿时期的“猿”的形态，那么贾宝玉则已属胎儿时期的“人”的形态。这就是我的总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