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历史虽久远，但却有着精确的记忆，这着实令人费解。《礼记》中记载的“茹毛饮血”，生动地描绘了古人在未有火化之时的生活状态。那时的人们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血茹毛，未有麻丝，衣羽皮。而到了周代，人们早已告别这种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是如何知道上古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周易》中记载的“上古结绳而治”同样引发人们的思考。商末周初时，中国早已使用文字，为何周易作者会知道上古结绳而治呢？除此之外，还有刀耕火种、钻木取火等，都是后人对上古社会的描述。这些描述十分精确，正是上古客观存在的历史，但记录者早已远离这一社会场景，他们是如何得知的如此准确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是口传历史，但商朝考古给出了另一个答案。1985 年，河南郑州中原区石佛街道的小双桥遗址被发现，如今已实证该遗址为商代中期都城。通过对该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商朝使用甲骨文的大致时间。早商已有成熟文字，且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小双桥遗址中还发现了朱书陶文和刻画陶文，与甲骨文的结构体系一致。这说明商朝早期已有成熟文字，而甲骨并非唯一载体。那么，上古中国的文字载体又是什么呢？这成为了一个待解之谜。

（一）早商成熟文字

郑州二里岗遗址处于早商时期，出土过一件牛肋骨卜辞，被释读为“乙丑贞:从受……七月又乇土羊”，这表明早商时期已有成熟文字。在小双桥遗址中，考古也出土了一些文字，如朱书陶文和刻画陶文，其中包括天、父（尹）、旬、东、匕、帚等字，和甲骨文的结构体系一致。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早商时期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以苏州澄湖良渚陶罐刻文、上海马桥遗址文字、陶寺遗址朱书、丁公陶文等来看，距今 5000 年前后时，中国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这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更早，而早商时期的文字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二）甲骨并非唯一载体

商朝后期主要在甲骨上刻字，故而称之为“甲骨文”。但早商时期还未形成这一文化，当时文字载体并非甲骨。小双桥时期，考古发现卜骨卜甲，但在甲骨上还未发现文字。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不少朱书陶文，在水井的废弃堆积中，还发现了刻有文字的陶器等。

2010 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一件牛骨刻辞，其中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与竹简排版极像。结合甲骨文中的“聿”是手持笔书写象形，石峁遗址、陶寺遗址说明中国早已出现软笔，“典”是双手捧着简牍，“册”更是简牍象形等证据，学者黄德宽指出“甲骨文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简牍成本相对较低，书写起来也更容易，因此商朝日常文字载体应是简牍。

而骨块或甲骨卜辞属于特殊场合使用，是与神灵定契的特殊文书。作为一个庞大且强大的商帝国，日常必然存在不少公文，以维持帝国运转。目前来看，甲骨不可能是日常公文载体，陶文也不可能，最可能就是简牍。所以，商朝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牍，早期次一级的是陶器，晚期次一级的是甲骨，除此之外还有青铜、其他动物骨块等。

（一）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

洹北商城“郭城”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中晚商时期聚落功能的演变。“郭城”由城壕构成，而非传统认知中的城墙。城壕上发现的通道以及不同时期的道路遗迹，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洹北商城的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殷墟时期的大型祭祀沟叠压在城壕之上，这表明晚商时期该区域的功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考古发现生动地展现了中晚商时期聚落功能从防御、居住等向祭祀等功能的转变，是中晚商时期聚落功能演变的生动例证。

（二）河北商代考古成果

河北四项商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填补了太行山东麓商周考古的空白。武安赵窑遗址为一处中商时期聚落，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发现墓葬、道路、环壕、陶窑、石砌水道和成排分布的房址等遗迹。居址中出土的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一批高等级器物，显示出较高的文化内涵。在铜器与陶器上发现“↑”形符号，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的中心聚落。栾城周家庄遗址为一处晚商时期墓地，发现 17 座墓葬，其中 2 座为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是河北地区首次发现带墓道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

墓葬分为西、中、东三组，普遍有殉狗，少量殉人，大型墓葬居中，小型墓葬分居两侧，形成以大墓为中心的布局。灵寿西木佛遗址为一处晚商至西周时期聚落，发现 20 余座墓葬、殉牲坑和水井等遗迹，进一步完善了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编年体系，还原了商代社会生活图景。涞水张家洼遗址为一处商周之际的中型聚落，发现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出土各类器物 300 余件，显示了周人取代商王朝建立政权之后，该地区土著人群与新迁来的周人、殷遗民共存的态势，也是西周燕国建立之初地缘政治格局的反映。

（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是陕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所在地。寨沟遗址位于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分布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已发现寨塬盖核心区和外围山峁密集分布的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的遗存。遗址外围调查发现 11 座“甲”字形商代大墓，这是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墓葬填土内普遍存在葬车现象，其中一辆双辕车当为首次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金耳环、蛇首匕、陶器等文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四）北京丰台新宫遗址

北京丰台新宫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坨头文化双重环壕聚落。遗址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地处燕山南麓古永定河流域沿岸的冲积扇平原。考古人员发现，遗址的主体内涵为大坨头文化聚落遗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年代为公元前 1500 至公元前 1300 年。遗址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属于大坨头文化，由聚落区和墓葬区组成。聚落区由内外双重环壕围合而成。墓葬区位于外环壕外的东南部，已发现竖穴土坑墓葬 27 座，布局规律，方向一致，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多为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钵等，另有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玛瑙串珠等重要遗物。遗址内大坨头文化墓葬出土的兼具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彩绘陶器、玉玦、金耳环、绿松石项链等随葬品，生动再现了青铜时代燕山南北与北方草原地带文化和人群交流交融的历史。

从商朝的考古发现来看，商朝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牍，早期还有陶器等作为次一级的载体。简牍成本相对较低，书写也更容易，适合日常公文使用。由此可以推测，周人很可能是通过简牍文书传承了上古信息，从而知晓尧舜禹夏以及夏朝的存在。

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商朝时期，简牍的使用较为普遍。而夏朝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王朝”，必有不少政务文书需求。联系到夏都与二里头遗址、禹征三苗与石家河势力占据南阳、少康之子曲烈曾国与方城八里桥遗址等的史书记载与考古“巧合”，说明上古中国必有一套传承载体，其中最简便、最经济、最可能的无疑是简牍。

传到商朝时，因为当时主流使用简牍，习惯是“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故而甲骨文也采用这一方式书写。那么，周朝在继承了商朝的部分文化遗产后，极有可能通过这些简牍文书了解到上古的历史，包括尧舜禹夏等。

在商朝的简牍文书中，或许记载了上古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事迹以及政治制度等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最终被周朝人所知晓。而且，周朝作为一个重视文化传承的朝代，很可能对这些简牍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从而使得上古的历史得以更加系统地保存下来。

此外，周朝可能还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上古历史。例如，口传历史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在传承历史中的作用。周朝的史官和学者们可能通过与民间老人的交流、对古代遗迹的考察等方式，进一步丰富了对上古历史的认识。

总之，结合商朝文字载体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周人通过简牍文书以及其他可能的途径，了解到了尧舜禹夏及夏朝的存在，为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一）考古发现与五帝时代

近年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为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北庙南坛布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群、由九个陶罐摆放而成的仰韶文化“北斗九星”天文遗迹、设施齐全的良渚文化巨型水利工程、宫殿和宫城规划有序的“尧都”陶寺等考古成果，让人们对五帝时代的存在有了更多的期待。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古史记载的五帝时代是真实存在的，具体的史实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近年来也发掘出土了双槐树、青台、西山等一批与五帝时代大体相当的遗址。这些遗址充分佐证了文献对中原地区五帝时代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神话传说与五帝时代

神话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专家们认为，神话传说并非都是假的，其中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五帝”并非特指五个人，而是五个氏族首领的称号。五帝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和帝喾时期以及尧舜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典型的特征和相对应的考古发现。黄帝时期，古国文明初现，玉钺、大型墓葬、大型高等级建筑等遗存为其提供了佐证。颛顼和帝喾时期，祭祀活动广泛流行，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尧舜时期，和平成为主旋律，天文历法、刑法制度、管理机构的出现使得部族的实力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陶寺文化所对应的王国文明是最早的“中国文明”。

（三）历史上真实的五帝

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帝是指以五种颜色命名的五方大帝，分别主管天下东西南北中。黄帝主管西方，其活动范围不在现在的中国境内，《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王西征万里去观黄帝之丘，可见黄帝距离现今中国的位置非常遥远。赤帝又称炎帝，主管东方，传说他是牛首人身，最早开垦农耕。黑帝颛顼，主宰北方，死后被葬于东北海外附禺山。白帝玄嚣，治理中央，有着自己的国家和臣民。青帝蚩尤主管南方，他和黄帝的大战是神话中的经典故事。这种观点与传统认知中的五帝不同，但也为我们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另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