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地区的历史进程来看，班超都是极其罕见的、具有很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英雄豪杰。因为从汉朝、唐朝乃至近现代的历史演变来看，汉唐时中土影响西域的重镇主要是龟兹，也就是库车，过了这条线，中原人口和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力就成了绝对少数。2000多年之后的现代，这一格局依旧适用。过了库车和阿克苏一线，汉族人口就成了绝对少数，而本地人口、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格局下，班超能够以远离中原的疏勒、于阗为基地，经略西域数十年而取得成功已相当难得。毕竟于阗和疏勒之地远离班超的文化圈，在异域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站稳脚跟，尤其是班超是来自东土的军事人物、还不是像玄奘、法显那样的文化人物。他能够建立如此功业，对比之后的历史，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

作为缓冲区 西域不可避免的受到中亚世界影响

倘若以中亚为世界中心看待这段历史，我们也能发现，中原和印度、波斯、草原，乃至更遥远的地中海，只是参与西域角逐的一极。由于遥远的地理距离、差异极大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还有中原王朝本身的治乱周期，所以对西域的影响力如同潮水般涨涨落落，有涨潮之时，也就注定有退潮之时。

班超在离任西域前，曾告诫颇有军事经验，但并不熟悉西域事务、接替他的戊己校尉任尚：

年老失智。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汉朝的西域驻军 主要由被称为良家子的群体构成

总体来看，两汉派往塞外的戍边将士中，有不少都不是良家子。要么是具有流氓无赖性质的冒险家，要么就是戴罪的刑徒。而西域绿洲居民和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更是和崇尚严刑峻法的秦汉有巨大差异。班超的这番肺腑之言，正是他长期和西域列国人士联盟、联姻、交战之后得出的经验之谈。毕竟西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开放世界，而不是中原那种闭塞在东亚大陆上的闭合世界。

既然是开放的世界，那么万物都是在永恒变化的。在诸小国的眼里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任何人希望在这里建立起稳定的、持久的、万世一系的效忠体系都要面对极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班超必须每过两到三年，才能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原因。每次集结联军前，都必须协调好各方关系才能发动战争。即使取胜，也很少将战败者逼地过于窘迫。这就是“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本意。

班超在西域的每次大战 都要经过漫长准备阶段

但是从任尚的经历和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显然不能很好地领会班超的本意。他在对羌族和北匈奴作战中战功赫赫的将军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战绩，对待各种外敌，他的手腕都强硬而残忍，往往以屠杀的方式迫使匈奴人、羌人彻底屈服。毫不奇怪，任尚又以对匈奴、羌人的作风对待西域人，因此他对班超“宽小过，总大纲”的建议不以为然。最终由于举措失当，西域各国又历经了了一小段动乱的时期。

果然，在任尚经略一段时间之后，西域反叛诸国纷纷起兵，将他围困在疏勒国。这段记载有些突兀：西域都护府的驻地，本来在龟兹国境内的它乾城，任尚不明所以地跑到班超的旧营盘疏勒，而且在旧日营盘遭到了反叛军队的围困。这本身就暗示了任尚在龟兹、焉耆行事鲁莽，引发了本就不满汉朝统治的吐火罗人的强力反弹。班超刚走不久，班超的余威理论上依旧存在于西域，任尚的遭遇已经暗示了他的逆行倒施的破坏性是何等之大。

班超的继任者们并不称职 从而引发新一轮动荡

面对西域传回的求救，汉朝派出西域副校尉梁慬带领河西的羌人骑兵前去增援，结果西域列国听闻汉朝大军已在路上。于是自行解围、局势转危为安，但汉朝还是换掉了任尚，改以段禧为西域都护，赵博为长史。段禧和赵博到西域之后，选择驻扎龟兹国的它乾城。之前班超的人马都是精锐小队，但这次汉朝派来的是大军，再加上段禧和赵博的军队汇聚在一起有8000-9000之多，所以龟兹的王城一瞬间就窄了很多，龟兹的后勤压力骤然暴增，大批汉朝军队和龟兹本地人的生活非常不便。

由于龟兹王是汉朝拥立的，所以他很欢迎汉朝军队的进驻。但是龟兹贵族、官员、百姓们对此怨言颇深，联合龟兹附近的温宿、姑墨等国发兵围困龟兹王城。双方激战数月后，汉军斩首数万级，龟兹的局势才安定下来。

龟兹由于立场问题 多次遭汉朝围攻

汉安帝即位之后，派出骑都尉王弘带领羌人骑兵前往西域助战。但东汉政府的横暴引发了羌人的大起义，河西通往西域的道路再次断绝。汉安帝只能下令暂时取消了西域都护，并停止了对柳中和伊吾的屯田、派出了军队将西域的汉军接回玉门关内。在接下里的十几年里，东汉的官吏和士兵再次从西域消失了，而且之前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北匈奴呼衍王等部落，又开始统领西域诸国，匈奴人不仅要求各国补交贡品，还让各国将拖欠的贡品转化成金银限期补交，让西域列国苦不堪言。然后，匈奴人又开始裹挟西域诸国连续骚扰汉朝的边疆之地。

终于在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带领千余人前往伊吾屯田，安抚西域诸国。车师前王和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但是数月之后的元初七年三月，索班就被北匈奴带领车师后王攻杀。面对日益告急的西域局面，曹宗请求再次出兵西域、为索班报仇。可能是因为羌人起义尚未平息，邓太后对两人的建议进行了折衷处理。仅仅接受了班超之子班勇的建议设置西域都护府，并领兵三百在敦煌开府处理西域的大小事务。此举并没有遏制北匈奴对河西走廊的骚扰。

残存的北匈奴势力 一直在西域干扰汉朝统治

到了延光二年，汉安帝采纳敦煌太守张珰的建议，拜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500前往柳中屯田。一年之后，班勇前往鄯善国，鄯善王、龟兹王以及姑墨、温宿等国纷纷归顺。于是班勇带领这些国家的步、骑1万多人到车师前王庭驱逐北匈奴的伊蠡王。随后，班勇陆续平定了把守连接蒙古高原和西域之间的数个车师王国，初步隔断了匈奴和西域的联系。

公元126年，班勇带兵讨伐匈奴呼衍王，后者逃走只剩下的部众全部归汉。北匈奴单于亲自带领1万骑兵南下，也被班勇击败，由此西域城郭诸国再也看不到匈奴骑兵，西域诸国转危为安。一年后，班勇击败了最后一个不臣服于自己的国家焉耆，这意味着他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再度安定了西域诸国。公元131年，汉顺帝因为伊吾土地肥沃，于是下令重开伊吾屯田，这是东汉历史上经略西域的另一个小高峰。但是因为东汉对西域的投入和影响力整体降低，大宛等帕米尔以西的西域国家，还有自身影响力和实力衰落的乌孙最终没有回到汉朝的伞翼之下。

直到班勇彻底击败北匈奴 东汉在西域的局势才稍稍稳定

不过，班超和班勇之后的西域军政长官，再也没有如班超、班勇那样能深入本地的人才。而且，由于班超和班勇有针对性地削弱了龟兹和焉耆的反汉势力，所以“东方不亮西方亮”，班超父子当年颇费心力扶持的于阗和疏勒因为实力大增而动乱不断，这又为新一轮的战乱埋下了伏笔。

疏勒王安国病故后，舅舅臣磐逃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贵霜帝国潜心学佛。通过他的请求，贵霜人派兵护送臣磐回到疏勒称王。看到疏勒王臣磐有强权支持，于是本来被于阗统领的莎车背叛于阗、投靠疏勒。于是，疏勒的实力慢慢变强，变成了可以和于阗、龟兹互相抗衡的大邦。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汉顺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此后,永建五年(130年),臣磐还派出王子前往东汉朝廷当人质或者进贡。东汉也许是考虑到无力西顾、自顾不暇，于是再次通过扶持和汉朝相对友好的疏勒国作为代理人的方式来管理西域事务。

贵霜势力的二度东进 意味着汉朝影响力下降

丝路南道上的另一个大国于阗，经历了自己的扩张和班超的扶持，也更加桀骜不驯。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30年），于阗王放前杀死了拘弥王兴，并立于阗王子为新的拘弥王，并且向汉朝派出使节请求获得外交上的认可。新的拘弥王也向汉朝派出了使者申诉，虽然敦煌太守请求朝廷发兵讨伐于阗。但是汉顺帝还是赦免了放前，仅仅命令于阗王放前重新拥立拘弥王。为了限制于阗国的势力，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敦煌郡太守徐由派遣疏勒王臣磐出兵两万进攻于阗，斩杀数百人。疏勒王放纵士兵抢掠，并且重新立拘弥王兴的族人成国为新的拘弥王后撤军。

到了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国患痈疮病死，赵评的儿子前去迎接父亲的灵柩，途经拘弥国。拘弥王成国与于阗王建素来有矛盾，对赵评的儿子讲：“于阗王让外族巫医用毒药治疗痈疮，导致了赵大人的死亡。”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于是入塞后，将此事告诉敦煌郡太守马达。

伊吾的屯田成果 维系着东汉对西域的最后干涉能力

第二年，朝廷任命王敬为西域长史，敦煌太守马达委托王敬调查赵评的死亡事件。王敬先到拘弥国，和于阗王有杀父之仇的拘弥王成国立刻教唆汉使道：于阗国人欲拥戴我为于阗王，如今，可以借此事诛杀于阗王建，于阗国一定会臣服于汉朝。

拘弥国和于阗相比非常弱小，这一说辞显然不可行。但王敬贪图功名，在没有查清真相的情况下利欲熏心，还是前往于阗国行事。王敬摆下了鸿门宴，邀请于阗王建赴宴、准备在酒宴上逮捕于阗王。然而这次计谋却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提前走漏了风声，有人将王敬的计谋告诉于阗王建，于阗王建还不相信：我无罪，王长史为何要杀我？

由于力量薄弱 拘弥国也常常为后世读者所忽略

次日清晨，放松警惕的于阗王建带领官员和随从数十人来拜谒王敬。王敬突然喝令左右拿下于阗王。但也许是本就知道行动的荒谬和王敬的失察，军士们都无意杀害于阗王，只是将于阗王带来的官属吓得四散逃走。当时，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跟随王敬出席酒宴，秦牧拔出刀来，说：“大事已定，还犹疑什么？”秦牧上前，一刀杀死了于阗王建。但因为行刺计划提前走漏了风声，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于阗和班超的时代不一样，当时于阗王有心背叛匈奴，而班超只是坚定了他的决心而已；现在于阗王本就无心和汉朝对抗，汉使毫无理由的杀王只会引发本地人的反感，更何况于阗国力今非昔比，不是一两个使者的亡命行动所能撼动的。

所以，于阗将军输僰集结军队攻打王敬。眼看性命不保，王敬提着于阗王建的头颅，站在楼台上宣告：“大汉天子诏令我诛杀于阗王建。”这几乎是班超当年在于阗用过的刺杀之术，但此时的西域列国大致都知道了汉朝常见的外交套路，所以没有吓到于阗人，于阗将军输僰反而嚣张地焚烧军营，烧死了全部汉军士卒，最后登上楼台，杀了王敬，将王敬的头颅悬挂在集市里。输僰欲自立为于阗王，于阗人不服又将输僰杀害，拥立于阗王建的儿子安国继位。

由于地位紧要 于阗也屡屡成为西域的权力交锋中心

听闻使者遇害、于阗人擅自废立君王，敦煌郡太守马达闻报，奏请朝廷希望率领敦煌郡驻守汉军出塞进攻。桓帝没有批准，而是任命宋亮接替马达担任敦煌郡太守。宋亮到任，向于阗国人悬赏斩杀输僰。当时，输僰已经被杀一个月，于阗国人顺势割下输僰的人头卖给了宋亮一个人情，但没有向宋亮说明事情的经过。后来，宋亮知道事情原委，终究没有再出兵问罪，从此之后，于阗国人愈发骄横，更不听汉朝的指挥。这一细节证明，如果西域的经营者不能与时俱进，还是用过去的那一套处理西域事务，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臣磐在狩猎中遭遇政变，被他的季父和得所射杀,然后和得自立为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将敦煌兵500人,与焉耆、龟兹等国的兵马三万人围攻疏勒，经过了40天的围城之后，和得请和，但是此战之后，疏勒国看到汉朝无力干预西域事务，所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内乱、蔑视朝纲。

只要贸易不中断 西域城市就能在重创后迅速恢复

看到汉朝对疏勒的动乱无能为力，西域列国的自主性越来越大。到了公元175年，于阗王为了报复之前拘弥王借刀杀人的计谋，于是大动兵戈，“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经此一番斗争,原来 7000多口的拘弥国更加人丁稀少，仅剩下了1000多人口。敦煌太守马达闻讯,上书要率郡兵西征于阗,但被汉桓帝制止,并且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也没有惩罚于阗，最终王敬被杀之事不了了之。于阗国因此对汉朝更加无所顾忌。其他的西域诸国“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

随着汉朝处理西域事务官吏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贪婪短视，包括疏勒和于阗在内的西域列国日益不听从汉朝的节制。西域的诸王又陷入了篡位和反篡位的循环之中，从整个两汉时代的经略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两汉都护府对西域的控制力整体相对有限，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过程，本身也出现了多次中断，汉朝经营西域的时断时续，既和西域辽阔的地理面积、多变的地理地形有关，也和西域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成分有关，巨大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上的阻碍，再加上汉朝廷内部实时变化的西域政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汉朝、匈奴在西域地区的角力,这样就导致了汉朝经略西域“三通三绝”情形的出现。汉朝经营西域的种种战事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不论在何时何地展开战争，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启，就会按照它自己的逻辑、西域大地的自然地理规律去隆隆运作，而不以人本身的意志为转移。

残存的北匈奴势力 逐渐失去大动干戈能力

在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里，北匈奴在西域的残部虽然偶有得手，但双方的交战已是有气无力，毫无西汉、东汉前期壮烈卓绝的史诗气息。顺帝永建元年，班勇率领车师后王农奇的儿子加特奴及八滑等人，调动精兵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并且击败之。班勇奏请朝廷，立加特奴为车师后王，拜八滑为车师后部亲汉侯。顺帝阳嘉三年夏天，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在阊吾陆谷掩杀北匈奴，毁坏匈奴居住的帐篷，斩杀数百人，擒获北单于的母亲、叔母和妇女数百人，缴获牛羊十万余头，车辆一千余辆，还有很多其他的兵器。

顺帝阳嘉四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领部众进攻车师后部。顺帝认为车师六国接近北匈奴，是西域屏蔽汉朝的屏障。于是，汉顺帝诏令敦煌郡太守征调西域诸国军队，还有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共计6300名骑兵，救援车师后部，在勒山掩杀北匈奴，汉军战事不利。当年秋天，北匈奴呼衍王率领二千人，攻打车师后部，大败车师军队。

三国时代 曹魏对西域的统领已流于表面

桓帝元嘉元年，北匈奴呼衍王率领三千余骑兵寇掠伊吾国。伊吾国司马毛恺派遣官兵五百人，在蒲类海东边与呼衍王大战，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呼衍王攻打伊吾屯田城。当年夏天，桓帝派遣敦煌郡太守司马达，率领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属国军队四千余人前往救援，出塞抵达蒲类海，呼衍王闻讯遂引军撤退，汉军无功而返，汉朝和北匈奴在西域的最后一次有记载的交锋有气无力，无果而终。

到了三国时代，由于曹魏长期忙于和蜀汉、东吴争霸，再加上东汉末年的羌乱以及凉州地区豪族的阻隔，所以和西域的联系非常有限。仅在西域东部的高昌设置了西域长史府，虽名义上依旧领有全境，但控制力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